盘子稳定下来之后，一定要想方设法改革机制，不能搞那么多的杠杆，而且一定要允许股票市场做一些结构性调整，非理性的、有毒的，没有任何基本面支撑的股票，要允许它调整。救市不是为了保点位，是为了消除股市的制度性弊端。政府维稳股市不是为了保点位政府维稳股市不是为了保点位

前一段时间股市暴涨，但宏观经济一直低迷，近期股市波动很大。按说，股市应该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是现在二者的关系让很多人看不太懂。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好理解，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股市的关系是非常不密切的。

股市无非是两个通道：一是融资通道。即便我们拼命发IPO，上半年一到五月份通过股市的融资量只相当于同期社会融资总额的4.2%。二是财富通道。但股市资金占居民的财富总量也就10%左右。全体居民的财富总量是250万亿，居民直接或者是间接投入股市的钱也就25万亿，它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财富效应呢？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股市的这一特点，这一点不像美国。

这并不意味着股市的未来不重要，未来可能很重要。因为未来股票有可能做质押，到银行质押获得贷款。今天的股票质押业务也就一万亿多一点，没多少。所以，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要把实体经济跟股市的关系搞这么紧。从好的方面讲，股市的大崩盘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这跟2008年的美国是不一样的。

前一段时间暴涨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期望值、股民的信心出现了暴涨。具体来说，一是在此之前股价非常低，我们的市盈率是10倍，美国已经到了15倍，香港都比我们高，A股出现价格洼地，所以沪港通开通后，大量的资金就北上了。二是杠杆的出现。三是很多人借机讲故事，所谓“改革促进股市，股市又反过来促进改革”。故事太多了，夸大其词了。

股市上融资的量是有限的。证券业的从业人员可能过多看的是局部，而不是宏观，一定要看宏观。对局部来讲，股票涨了，大家欢天喜地，觉得整个经济好像是活跃了，股市跌了，就世界末日了，不能这么讲。

这次的暴跌是对非理性繁荣的报复，因为前阵子涨得太高，有很多股票是虚高的，很多烂资产都在暴涨，所以暴跌是必然的。

在股市下跌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认为，股票市场一钱不值了，悲观情绪是蔓延性的，它会形成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实现，如果他们的人数很多，就可以做空，带来股价下降，股票降了以后会用杠杆，以前买股票的人就会被迫卖股票，又形成了一轮一轮的下降，没有底线的下降。民间有个说法，现在是在打A股保卫战，这场战斗是悲观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的一个斗争 ，双方都有自我预期的可实现性，结果取决于哪一方的人多，取决于中间派会倒向哪一方。

目前情况下还是应该救市的，为什么救呢？主要是应该稳定预期，不能让预期无限制地往下走。

三千七八这个点位是比较合理的，中国在这个点位上的市盈率和美国差不多，我们是17，美国是16，而日本是26，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位上政府出手护盘有理性的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盘子稳定下来之后，一定要想方设法要改革机制，不能搞那么多的杠杆，而且一定要允许股票市场做一些结构性调整，非理性的、有毒的，没有任何基本面支撑的股票，要允许它调整，不能说所有的股票都不能跌。总体上讲，微观层面要允许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宏观层面要发挥政府对信心的主导作用。

救市不是为了保点位，是为了消除股市的制度性弊端，制度性弊端最主要的是杠杆太高，这就会带来非理性繁荣，同时又使调整的过程非常痛苦，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调整。

制度层面还必须干一件事情，一定要把股市的基本面做好，公司治理一定要规范，上市公司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一定要兑现自己的承诺，不能拿了钱之后胡搞，要不不赚钱，要不是赚了钱不给老百姓，必须建立法治基础。过去20多年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好的股票市场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有良好的法治基础，实行普通法的国家更是如此。股票市场必须保护投资者利益，而我们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显然是缺少的。

比如，某个上市公司，大股东欺负小股东，没有兑现承诺，把上市公司的钱挪到了另一个大股东控制的企业，小股东发起集体诉讼，法院必须实事求是的受理。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打官司的案例都是在上个世纪。地方政府是保护企业的，地方政府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儿子、孙子来管，根本没有合理性。

我建议要在上海建立高级证券法院和高级证券检察院，这才是搞好股票市场真正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救市已经产生了基本的效果，出现了稳定的苗头，并不能说已经完全胜利，要看看那1200只停盘的股票能不能打开跌停，所以说应该是初战告捷，但还没有大获全胜，还要坚持。更重要的考验是，股票应该在大盘整体稳定的前提下有升有降。

(本文整理自中国企业家对李稻葵的专访)

(本文作者介绍：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