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去作演讲。这种事，对梁启超也是寻常事，可是，他偏偏挑了一个不大一般的题目《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这里的“评”即“批评”。用梁启超自己的话，就是“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当时，胡适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哲学社又是胡适积极参与的团体。到这里来批评胡适的著作，在常理看，有些不合适。连一贯宽容的胡适后来也在日记里说此事：“这是他 梁启超 不通情理的表示……”

当时的胡适，刚在《新青年》杂志打了几个大仗：鼓吹文学上的“八不主义”；鼓吹“文学改良”；推动白话文发展；努力新诗创作等。此前又出版新诗《尝试集》，“暴”得大名。借此东风，又出版了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30岁刚出头，就如此顺帆高张，用“春风得意”形容，也许不算夸饰。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受聘清华、燕京教授，但较之20多年前在上海《时务报》上一篇接一篇的新兴锐气，“笔锋常带情感”，精彩动人的宣传维新文章，名动中国士林的气象，到底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批评一位“时代新锐”的著作，似乎就有些不合时宜。

无论怎样，梁启超影响仍是很大的。讲演的会场，哲学社借的是北京大学第三院的大礼堂，听课的人，自然不少。梁启超的演讲，共分九节。前两节简要介绍此演讲的主旨、缘由和对著作的总估价。他认为：“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

第三节开始，梁启超便展开具体批评：“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他引征胡适的话：“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却顺笔指责胡适：“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在阐发过程中，梁启超用语也很不客气：“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销，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

演讲第四节，梁启超指出：“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于是，梁启超出语讥讽：“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大纲有什么联络关系，岂不可笑？”

梁启超准备得很充分，时间不够。第二天，原场原地，继续演讲。这一天与头一天略有不同：胡适也到场了。头一天梁启超开讲，胡适是知道的，但他不乐意去。因为他认为“打”到门前来批评，是不通人情的表示。他便去与鲁迅、周作人兄弟聊天。第二天，他也并不愿意理睬梁启超的演讲，但同校的张竞生教授却劝他去一下。胡适想一想，也就答应了。

梁启超并没有因为胡适在场而有所客气。他开场便接着头天的话题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接着，梁启超旁征博引加以论证，而一旦展开手脚，便纵横开阖，意象纷纭，极富感染力。

梁启超讲演完毕，胡适照例应当有所表示，但他心里有些别扭。当然，胡适还是首先表达了自己对梁启超批评的谢意。他讲，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对梁启超所举中国古代哲学衰亡原因的两种补充：秦汉之际思想由奔湍变为大湖泊；平原民族性爱中庸厌走极端，评价为很大贡献。

当然，他也对梁启超演讲内容作了小小反驳：“梁先生常说我的时代观念太分明了。这一点我不但不讳，还常常自夸……”最后，胡适总括地指出：“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

这次发生在老北京大学的演讲，距今已有数十年光景。但是，梁启超挑战到门前，为学问不顾及“人情世故”的率真风度，真使人感佩。作为后起之秀，胡适虽然对梁启超的方式并不满意，对他的演讲内容也颇有腹诽，可他却能够随堂听讲，主持甚至总括，显现出新一代学人同样尊崇学问、超越一般情绪的不俗雅量。这样的作为，在今天几乎不可复观。

来源: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