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葡萄牙“尉官运动”以来，截止苏东剧变，共有33个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这场民主化浪潮被塞缪尔·亨廷顿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本文将“第三波”的时段拉长到现在，试图提供更多的相关案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倚重政治精英和寡头集团的政治力量以最短时间迅速推行民主化计划的做法，抢尽了风头，成为这一阶段民主化的显著特点。我们把这种自上而下有计划推行民主化的政治转型模式称为“建造民主”（building democracy）。十分遗憾的是，“建造民主”并未被当作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一种“类型”或“模式”来认真对待。在现有文献中，“建造民主”更多地被当作一种哗众取宠、夺人眼球的修辞，而不是一个别有深意的专门术语来使用。本文要指出的是，“建造民主”一词并非毫无意义，相反，将“建造民主”笼统地与其他民主化过程混为一谈是一个严重的理论失误。
一、“建造民主”：修辞还是理论？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仔细区分，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化模式。第一种民主化模式是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指称的“准民主体制”（pseudo-democracies）的转型。所谓“准民主”，是指该国存在合法的反对党，也有竞争性选举，只是由于执政党过于强大，反对党根本无力与之竞争政权，以至于一党长期垄断执政地位，从而形成实质性的威权统治。在准民主体制中，议会民主、开放政党、竞争性选举等自由民主的外壳一应俱全，因此其民主化转型较温和，反对派在大选中一举获胜，便可宣告终结一党的政治垄断。如墨西哥长期由革命制度党把持政权，1988年执政党仅以微弱优势勉强赢得总统选举，至2000年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党组成的“变革联盟”赢得总统选举，终结了革命制度党长达60年的威权统治。我们把这种民主化模式称为“开发模式”，意指通过充分开发一国长期业已存在的民主化资源而实现民主化转型的模式。
另一种民主化模式在第一、二波民主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只是没有在第三波中那么夺目。我们称之为“建造民主”。我们用这个术语专门指在那些原来不存在合法反对派的国家，政治精英（反对派领袖或威权当局）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推进国家的民主化。“建造”隐喻从无到有的工程。民主的建筑师们先有一份民主化的蓝图，然后有计划地堆砖砌瓦，修建一座民主大厦。民主化的巨大工程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在很多时候，民主大厦根本来不及好好地打地基，而是由工程师们灌注水泥来建成，因而“建造民主”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外部移植、精英主导的烙印。前苏东国家和一些军人独裁政权的民主化转型都带有浓厚的“建造民主”色彩，转型过程常常伴随国家崩溃、政权倒台和社会混乱。
作为第三波民主化理论的始作俑者，塞缪尔·亨廷顿不可避免地提出了类似于“建造民主”的模式，他所说的民主化中的“置换”（replacement）方式就十分接近“建造民主”：
在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政府中占主流的是保守派，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政权上的变革。因此，反对派力量增加，而政府力量削弱，直到政府崩溃，或被推翻，这样才会实现民主化。以前的反对派掌权之后，冲突常常随着新政府内部各群体就他们应该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发生争执而进入新的阶段。[1]
马克·奥尔金（Mark Orkin）是较早使用“建造民主”一词的学者，不过是在错误的意义上使用的。奥尔金的研究对象是南非，但他所忽略的是，如果南非民主化的条件在于市民社会的成熟，那么南非的民主化与“建造民主”模式就是不相干的。?[2]无独有偶，库珀鲁斯（Tracy Kuperus）比较了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民主化，同样强调市民社会在“建造民主”中的作用，当然也陷入了同样的理论失误。?[3]使“建造民主”一词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约翰·皮勒（John Peeler）。他研究拉丁美洲民主化转型的著作《在拉丁美洲建造民主》（Building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n）冠以“建造民主”的标题，旨在强调拉丁美洲民主化过程的“艰巨性”，因为这个地区具有非民主体制的几乎所有政治弊端[4]但是，皮勒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拉丁美洲在民主化过程中长期存在合法的反对派，因而是戴蒙德所说的“准民主国家”，而非真正意义的从无到有的过程。
总之，在对“建造民主”所进行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中，这个术语的使用较为随意，迄今没有哪位政治学者将“建造民主”当作一种民主化类型来认真对待，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修辞”。塞缪尔·瓦伦苏拉（Sameul Valenzuela）在批评皮勒的著作时就认为，该书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拥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标题。[5]但是，如果“建造民主”真的只是一种修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哪一个术语来描述那些企图在一夜之间通过“政治休克疗法”实现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呢？还有什么比“建造民主”更适合描述这一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计划呢？
对“建造民主”理论贡献最大者首推哈瑞·艾肯斯坦（Harry Eckstein）。冷战终结之后，那些原来研究苏东国家体制的学者也纷纷“转型”，主动融入到民主化理论的主潮之中，对前苏东体制转型的研究也得以与其他比较政治学理论进行严肃对话。艾肯斯坦与前苏东体制研究者合著的《民主可以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扎根吗？》（Can Democracy Take Root in Post-Soviet Russia？）就是“建造民主”的代表作。如何让民主在一个威权主义的社会体制中扎根，正是“建造民主”的核心内容。艾肯斯坦等人认为，一个好的、稳定的民主体制，一定是经过漫长的、持续的渐进变革进程建立起来的，“就恍如是自发内生的一样”。[6]成功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追求民主化的“速度”恰恰是“建造民主”的大忌。在艾肯斯坦看来，民主的大厦要建立在牢固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尽管他一再回避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必要条件在分析上的“优先性”，但是他始终坚持政治文化因素在“建造民主”的研究中确实具有一种独立于其他分析变量的独特价值。
“建造民主”倒可以借鉴民主化转型研究提出的“民主的巩固”理论。对于“民主的巩固”，亨廷顿给出了一个标准：反对党第二次合法上台。亨廷顿指出：“（政权）第二次易手可以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一个社会中两个主要的政治领袖集团充分忠于民主，而且愿意在选举失败之后交出职位和权力。其次，精英和公众都在民主的体制内运作；当出了差错以后，你可以改变统治者，而不是改变政权。”[7]这符合亨廷顿一直坚持的“文化决定论”，即民主的巩固取决于是否形成了一种认同民主规则、轮流执政的政治文化。林茨（J.Linz）与斯蒂潘（A.Stepan）所提供的标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
所谓巩固，就是民主在社会、制度甚至心理生活中，以及在利弊的权衡中，都成为一种惯例并且内在化。[8
林茨与斯蒂潘强调的是转型中的政体是否为民主化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一个国家根本不具有民主化的条件而在一夜之间建造了民主，民主化的后果可能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政治的危机。不过，与“民主的巩固”所讨论的“民主化的挫败”不同，“建造民主”最根本的弊端并非民主化的彻底失败，而是“建造民主”既使民主化计划严重受挫，又始终维持着其政体稳定，从而给民主化蒙上污点。它的失败不在于挫败民主，而是污损民主。
二、一蹴而就的民主化
罗马城不是一夜建成的。但是，怀抱“建造民主”之宏愿的政治家们却往往热衷于在一夜之间筑就民主大厦。原有政体中与民主体制格格不入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均被民主计划所忽略，更有甚者，企图通过政治强制的手段将之抹平。或许这正是“建造民主”诸多症候的根源。
首先，“建造民主”通常是由某些强势的政治领袖或政治集团来发动的。这些政治人物要么是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的反对派领袖，要么是长期执掌政权的权威当局的独裁领袖。反对派领袖通常都要具备克里斯玛人物的超凡魅力，以便对其追随者进行动员，他们拥有长期的斗争经验，却缺乏真正的执政经验。亨廷顿这样来形容民主化转型中魅力领袖的产生：“当威权政权垮台时，尽快做好准备，填补由此而产生的权威真空。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可以是：把一个受欢迎的、有魅力的并倾向于民主的领袖推到前台；迅速组织选举，以便为新政府提供民众的合法性；通过获得跨国势力的支持来树立国际合法性。”[9]这样的政治领袖一旦上台执政，就会使民主政治演化为由魅力领袖主导的民粹政治；他们会过度依赖自身的超凡魅力，从而在建立制度化政治方面犹豫不决，认为后者将有损自己的威权；他们过度依赖民粹的力量，将民主当作一种意识形态霸权而不是真正的理性化制度来运用。
比如，由叶利钦主导的俄罗斯民主化过程就充满了政治精英的个人化色彩，“建造民主”仿佛就是在“重建威权主义”。在前苏东国家，俄罗斯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那些脱胎于前苏东体制的新兴“民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威权依赖症”，其中有4位前独联体国家总统在宣布独立之后一直连任至今，1位总统连任15年后在任内去世，捷克和罗马尼亚颠覆原来体制后的第一任总统都经历了3个任期。
在另一种情况下，较开明的权威当局独裁领袖会主动开放党禁，从而开启民主化大门，这就容易形成当权者与反对派之间的“魅力化竞争”。执政者倾向于实施简单多数决定，以此分化反对派的力量，从而渔翁得利。但是在下一个竞选年度，政权一般都旁落到反对派手中。另一方面，威权领袖落选之后，极有可能会面对“转型正义”[10]，被上台的反对派送上审判席，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就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些因素将严重阻碍威权当局的决心
其次，“建造民主”通常发生在国家治理危机的时刻，克服危机成为民主派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但这也蕴藏了某种危险。“建造民主”的危机转型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国家崩溃后重建。原来的国家政权被外部力量摧毁，国外势力支持流亡反对派建立新政权。美国逮捕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出兵格林纳达，皆属这种情况。第三波民主化之后的伊拉克、阿富汗，也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将原来的统治集团赶跑之后，通过扶植流亡的反对派来“建造”所谓民主体制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律。但是这种强加给当地人民的民主制度，由于傀儡政权的声名狼藉，很难真正承担起重建国家的任务。国家崩溃后，在“建造民主”之前首先要“建造国家”，将分散化的暴力重新集中到国家机器手中，这不仅是民主化的第一步，而且是充满艰险和不确定性的一步。被扶植的反对派通常更倾向于先“建造”民主而不是国家，这使国家机器根本无力去支撑民主化的过程。
第二种情况是经济危机导致威权政府倒台，给了民主派大好机会。当国家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来解决危机便成为一种共识。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的关系，普沃斯基（A.Przeworski）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经典论断就是：“没有理由相信经济发展一定带来民主。”[11]普沃斯基认为，民主在穷国容易倾覆；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持已经建立的民主；民主之所以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是由于民主在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存活。[12]正如鲍什（C.Boix）等所指出的那样，普沃斯基的真正贡献不在于人均收入多少美元会导致转型或者倒退，而在于指出经济发展对于建立民主和维持民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13]普沃斯基的这一理论侧重于经济的“发展”，哈格德（A.Haggard）和考夫曼（R.Kauffman）的危机转型理论则力图解释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指出威权政体特别依赖经济发展来维持稳定，经济危机则引致威权体制的退出。然而，哈格德与考夫曼也同时指出，经济危机给民主化带来契机，也是民主化转型面临的挑战：“不达到稳定的增长，就会给民主的巩固造成灾难性后果。”[14]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民主派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办法来解决危机，极端地说，民主化其实更不利于危机的解决，因为民主化更注重分配而不是投资。[15]一旦民主派不能在短期内兑现他们的承诺，较差的经济绩效将严重削弱民主的基础。
总的来看，民主化转型之后的国家经济表现普遍欠佳。正如瑞彻迈耶（D.Rueschemyer）等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主》一书中证明的那样，从1920年到1970年，除了1948年的委内瑞拉和1949年的哥伦比亚之外，其他崩溃的民主体制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16]在前苏东国家中，除波兰达到了比转型前更高的GDP水平、斯洛文尼亚在第二个民主政府任期内达到了转型前的水平之外，其他国家均无法回到转型前的水平。
第三种情况是，由于国内发生政治危机，包括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去世，导致继任者来不及建立同等的权威，或者发生大规模骚乱并危及政权，从而为民主提供了契机。政治危机当然不可能与经济发展毫无关系，但它与经济危机不同，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难以预期。经济危机不一定会引发政治危机，只有当经济危机与对当权者腐败、无能和滥用权力的义愤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引发政治危机。由于独裁领袖几乎是一夜之间倒台的，因而无论是独裁者本人还是反对派，都没有做好准备，同样手足无措。如何审判独裁者及其家人，如何处置独裁者的财产，如何评价独裁政治的遗产，如何重新整合业已分裂的社群，成为比民主化本身更为迫切的任务。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民主派极易陷入分歧，从而拖民主的后腿。
总而言之，“建造民主”是政治上的“休克疗法”，但是民主化方案的疗效成为民主派的最大考验，迄今仍难以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找到民主化转型能够有效解决威权政治遗留难题的例子。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主张民主的反对派拥有的是地下斗争的经验，根本不具备任何执政经验，他们更倾向于以动员民众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上的僵局，颇为政治理论家诟病的全民公决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制度化的合法性工具，这种方式一直被独联体国家所滥用。
第三，在“建造民主”的国家中，民主化计划几乎千篇一律。用林茨的话来说：“当社会中就如何产生一个选举政府的程序达成了充分的一致时，当政府是由自由、广泛的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时，当政府有权威直接制定政策时，当新民主政府中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各自享有独立的权力时，民主转型就宣告终结。”[17]民主化转型的过程如此短暂，民主计划显然无法深思熟虑，而只能根据政治精英的主观意愿从自由民主国家现存制度的菜单中随心所欲地点菜，不过菜就只有那么多。
一个典型的“点菜”例子就是，“建造民主”的国家大多都倾向于采取总统制。选择总统制主要是为了给克里斯玛领袖充分的权力来推进民主化计划，避免因议会党派力量对民主化计划形成干扰。由于总统制极易滑向个人威权政治，林茨指出，总统制对于民主的巩固是一种“危险”。[18]但是，霍洛维茨（D.Horowitz）和李普塞特（S.M.Lipset）则持不同的观点。霍洛维茨认为林茨挑选的个案是有选择性的，事实上议会制在非洲也极其不稳定，议会制虽然可以避免个人独裁，却更有利于一党独裁。相反，一些强硬的总统成为强有力的民主看护者。[19]李普塞特也指出，政体不是“民主巩固”的要件，民主的巩固取决于一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比如在撒哈拉以南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的新兴国家，民主更为巩固。[20]哈格德与考夫曼根据具体数据发现，至少在经济绩效方面，总统制与议会制旗鼓相当，并无孰优孰劣的问题。[21]
应该说，总统制固然有利于“民主的建立”，但总统制却不那么有利于“民主的巩固”。由于突出了总统个人的权威，总统制在推进民主化计划上更有效率，但它同样也易于使民主化向威权主义倒退。正如诺格德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位强力总统把经济改革强加给一个缺乏政治—行政基础的社会时，这位总统本身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议会制民主纵然令改革放缓，也比总统制要好得多。[22]不过事与愿违，议会制之所以不被民主的“建筑师”们看好，恰恰是因为议会制强化了党派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给旧的、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保守政党或势力集团提供了反戈一击的机会，导致民主化计划流产，也会在民主化的支持者之间制造分裂，从而削弱民主派的力量。民主派之间的争斗不仅不利于推进民主计划，反而使民主声名狼藉。
总之，“建造民主”的民主化计划的要害在于，民主派是以民主的口号上台的，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在民主菜单中选择了最有利于维护魅力领袖威权的制度，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以民主为名义的政体不至于在经济绩效不佳的条件下破产，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政体披着民主的合法性外衣，却往往以民主之名行威权之实，从而使民主化蒙羞。
三、民主化：准备好了吗？
“建造民主”是一种“没有准备好的民主”，因为旧体制中并不具备民主的种子，即便存在一些有利于民主化的因素，也不足以满足民主化转型的任何一个要求。必要条件的阙如拉长了民主的“适应期”，在适应期中，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甚至会出现民主化和反民主化的反复。
对于民主体制与社会基础之间反复磨合的过程，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一种似乎是强有力的解释。在政治文化理论看来，民主化的首要问题是“扎根”，是民主的制度和观念能否有效嵌入到原来非民主的社会结构、人际网络和意识观念之中。阿尔蒙德（G.A.Almond）和维巴（S.Verba）提供了一种“公民文化”解释。[23]根据这种解释，只有形成了成熟的“公民文化”，民主化才有可能扎根。在“臣民文化”中，威权主义占上风；在非现代化体制中，地方性认同超越了国家认同。这些文化因素都构成了民主化的严重障碍。基于对“扎根”的理解，艾肯斯坦指出，对所谓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不能作片面理解，而应作“趋同论”的理解，因为威权主义文化是一种“总体文化”，政治文化是嵌入其中的。[24]?换言之，威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人际网络之中，成为一种汤普森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从政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形成了一种“趋同”的威权主义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扎根”。
要让民主“扎根”，民主化转型就绝非政权替换那么简单，它的使命是将威权主义“连根拔起”。艾肯斯坦不太同意对民主化作“内生”和“外生”的区分，认为只要通过政治文化的渐进变革，民主化本身就会形成一个“内化的”过程。只有当“民主的文化”逐渐趋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占了上风，成为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时，民主就在一个社会中“扎根”了。
政治文化解释的最大挑战无疑来自印度。这个在文化上仍然坚持种姓制度的国家似乎与自由民主格格不入，却成为非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典范。另一个挑战来自东亚。东亚的儒家文化被认为包含了现代性和民主的因子，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以与现代民主体制相得益彰。[25]?虽然理论上很难说是否达到了对威权主义文化的彻底置换，但是民主化在日本、韩国都取得了成效。
从政治文化角度来说，对“建造民主”外生移植的忧虑不仅在于引发新旧政治文化的冲突，更在于民主化可能引发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分裂。如果说民主国家存在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的话，那么这种政治文化的精髓就是能够使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等不同类属（categories）的族群可以包容差异、和平共处，并保持对共同体的忠诚。而在一些非民主的、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内部，族群之间能够生活在一起相安无事，往往是依赖威权体制的高压来维系。在这些国家“建造民主”，随着威权体制解体，将多族群绑在一起的政治强制就会走向松弛，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频繁的族群冲突，给新兴的民主体制构成严重挑战。换言之，“建造民主”缺乏一种在民主体制下整合不同族群利益的机制。正如蔡美儿（A.Chua）所指出的，移植民主的后果就是将市场体制和民主体制一起移植进新兴国家，那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多数族群就会利用民主制度，从政治、法律上压制在市场体制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少数族群，将这些国家原本就存在的族群矛盾进一步挑拨起来。[26]
进一步而言，“建造民主”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指向，“建造民主”就是指“上层建筑”的民主化，这个民主的“上层建筑”正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关注“建造民主”的学者将精力放在民主化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林德布洛姆（C.Lindbloom）关于市场与民主的关系理论对“建造民主”是一支强心剂，他宣称：“民主的民族国家不可能不与市场体系联系在一起。”世界上只有不民主的市场体系，却没有缺乏市场体系的民主。[27]根据次序论者的观点，“建造民主”并没有严格遵循林德布洛姆的教诲，在这些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往往先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是用政治改革来推进经济改革。通过颠覆旧政权来实施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以市场改革之名，行权力重新配置市场资源之实。政治精英究竟是否真心实意地推进市场改革，耶金（D.Yegin）等人提出了一个标准，那就是一国经济的“制高点”（包括能源、铁路交通、金融等）是否根据市场化的原则来配置，即国家经济的“制高点”到底是垄断的还是市场化的。[28]?显然，“建造民主”之后的市场化改革只不过是“制高点”的垄断权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手中。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一度令其民主化改革失色，民主改革也由此走上歧途，改革的后果是塑造了一个沙基耶夫（V.Sergeyev）所称的“犯罪的社会”。[29]
缺乏成熟的市场体制，就无法形成强大的“市民社会”来有效控制国家权力。用以赛亚·伯林（I.Berlin）的话来说，政治权力的归属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治权力本身是否可以受到控制。戴蒙德的“准民主体制”也指出，在“准民主体制”之下，意味着已经形成了较开放和成熟的市民社会，换言之，民主化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按照亨廷顿的三阶段论，民主的巩固标准在于反对党第二次合法上台，只有在这个阶段，才能称得上形成了轮流执政的文化。不过，尽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解，斯考特·梅恩瓦宁（S.P.Mainwaring）却提出了一个更苛刻的标准。他认为，亨廷顿和戴蒙德的标准还不能真正反映市民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控制国家。梅恩瓦宁的标准是“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在他看来，政权第二次易手之后，民主巩固的前途依然未卜。[30]比如韩国，金大中上台后貌似形成了轮流执政的格局，但是金大中旋即将执政党更名为新千年民主党，金大中的继任者卢武铉竟然在任内退出执政党，另组政党。这些都足以说明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以及政党竞争缺乏规律性，严重影响了民主的质量。梅恩瓦宁认为，在政党政治制度化的条件下，市民社会通过政党控制国家，而在政党政治制度化水平不够的地方，国家通过政党控制市民社会。在这一意义上，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足以说明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以及一国是否真正具备了民主的社会基础。
就此而言，菲力浦·施密特（P.C.Schmitter）的“局部体系”理论对于“建造民主”具有很强的反思性。施密特更愿意将民主制度表述为一种“局部体系”[31]，而恰恰是这些“局部体系”需要长期的准备和完善，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成。按照施密特的说法，民主化不能指望通过“总体体系”的改造迅速达成，而必须通过“局部体系”来造就。
结论
经济衰退、政治腐败、魅力领袖的威权统治，这些使得部分“建造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计划成为一次失败的努力，民主派并未兑现他们的承诺。然而吊诡的是，从亨廷顿等人所采纳的熊彼特的“最低限度”民主定义来看，这些国家号称民主的政权并未被颠覆，反而相当稳定，并且持续地实行“竞争性选举”，故它们的民主化并没有走向失败，不能归入民主化倒退的行列。“建造民主”失败的民主化仍然被当成一种成功来歌颂，伤害的却是民主本身，民主作为“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政体”的名声被污损了，或许这才是“建造民主”最大的失败。
注释：
[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页。
[2]M.Orkin，“Building Democracy in the New South Africa：Civil Society，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Ideology”，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22，No.66 (Dec.，1995)，pp.525-537.
[3]T.Kuperus，“Building Democracy：An Examination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s in South Africa and Zimbabwe”，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37，No.4 (Dec.，1999)，pp.643-668.
[4]J.Peeler，Building Democracyin Latin America，Lynne Rienner，1998.
[5]S.Valenzuela，“Review”，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Vol.36，No.1 (Feb.，2004)，pp.190-191.
[6]H.Eckstein，F.Fleron，E.Hoffmann and W.Reisinger ed.，Can Democracy Take Root in Post-Soviet Russia? Explorations in State-Society Relations，Rowman & Littlefield，1998.
[7][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1页。
[8]J.Linz and A.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5.
[9][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1页。
[10]J.Elster，Closing the Books：Transitional Justi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1]A.Przeworski and F.Limongi，“Modernization：Theories and Facts”，World Politics，Vol.49，No.2 ( Jan.，1997)，p.167.
[12]A.Przeworski，M.Alvarez，J.Cheibub and F.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06.
[13]C.Boix and S.Stokes，“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World Politics，July 2003，pp.515-549.
[14]S.Haggard and R.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309-310.
[15][美]卡莱斯·鲍什：《民主与再分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D.Rueschemeyer，E.Stephens and J.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2，p.210.
[17]J.Linz and A.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8]J.Linz，“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in L.Dimond and M.Plattner ed.，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19]D.Horowitz，“Comparing Democratic Systems”，in L.Dimond and M.Plattner ed.，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20]S.M.Lipset，“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in L.Dimond and M.Plattner ed.，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21]S.Haggard and R.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52.
[22][丹]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21页。
[23][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4]H.Eckstein，“Russia and the Condition of Democracy”，in H.Eckstein，F.Fleron，E.Hoffmann and W.Reisinger ed.，Can Democracy Take Root in Post-Soviet Russia? Explorations in State-Society Relations，Rowman & Littlefield，1998，p.360.
[25]郭定平：《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载于《复旦政治学评论》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27]C.Lindbloom，The Market Syste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226.
[28]D.Yegin and J.Stanislaw，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d Economy，Simon & Schuster，2002.
[29]V.Sergeyev，The Wild East：Crime and Lawlessnes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M.E.Sharpe，1998.
[30]S.P.Mainwaring，Rethinking Party System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The Case of Brazi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1][意]菲利普·施密特：《有关民主之巩固的一些基本假设》，载于[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编：《变动中的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