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繁荣的文化生态系统
所谓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各种文化在互相冲撞中融合、统一，在统一中升华，然后再按照升华后的文化范式，约束规范来到这个文化区域生活的所有人。我国文化体系出现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一个“草灌乔”型文化生态系统。一个繁荣的文化生态系统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多元体系，但是现在的人只注重“高大上”的精英文化，而忽视“大众文化”、“草根文化”，有人戏称今天的文化是“领导的文化”、“富豪的文化”、“洋人的文化”。因此，务必树立适合平民消费的健康有益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的观念，这才是一个地方的主流文化、主体文化和主导文化。我们发展乡村文化，主要应从乡村文化的本体、主体和载体三个方面着手，把“要文化”、“送文化”与“育文化”结合起来。
1.保护本体
保护本体是核心，发展乡村文化首先要做好保护本体工作。想要保护本体要做到以下几点。（1）弘扬“天时地利人和”的农业哲学思想。“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是中国农民总结出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哲学思想，这是人类哲学的黄金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2）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是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有着数以亿计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后，我国有4291个文保单位；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总数达1372项；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共2555村落受保护。中华民族之所以5000年文明薪火相传，一个是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选人制度，国外称这是中国人除四大发明之外，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另一个就是中华文化深深地植根于数百万个自然村落之中，使之具有极强的同化力和包容性，任何外来文化不仅无法击垮它、消解它，而最终都会被它消解、同化。但是近年来，我国的自然村正以平均每天300个的速度消失。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博物馆数量较少，2014年，美国已经拥有博物馆35144家，而中国只有4165家，规划到2020年建成6000家以上。我国人口比美国多10亿，但是博物馆却是他们的1/8，文化传承力度天壤之别。图书馆拥有量差别更是惊人，美国现有各类图书馆12万个，平均2500人就有一个图书馆，美国大中小学学生学习主要靠从图书馆找资料。（3）在传统文化积淀丰富、分布集中、存续状态良好、社会广泛认同的地方，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对这种文化进行重点保护，让它永葆青春，成为活态文化的标本。（4）学习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为一门必修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认识和了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传承。芬兰的小学生毕业时必须熟练掌握一门本民族的非遗技能。北京市西城区招募非遗传承志愿者的做法值得借鉴，计划招25人，结果报名400多人，经严格选拔扩招到45人，经过24个标准课时培训，全部合格结业。
2.培育主体
培育主体是关键。乡村文化工作者是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要想建设繁荣的乡土文化，就必须培育高素质的文化传承队伍。文化传承队伍的素质是发展乡土文化的决定因素。培育主体，主要是建设好五支队伍。一是能尽心尽职做好服务的基层专业文化工作者队伍，把那些热心于基层文化事业的同志选出来，用到位。二是民间文化骨干队伍。把那些有各种文艺才能的民间骨干分子组织起来，广泛开展各种文艺活动。三是具有专业文艺水平的师资培训队伍。把公办院、团、校的专业人才组织起来，采取多种方式，深入基层文艺骨干群体，定期开展各类培训辅导。四是志愿者队伍。把有文艺特长的志愿者组织起来，利用节假日或其他休息时间到乡村开展文化服务。五是富于想象的文艺创作队伍，贴近草根创作，深入乡村挖掘，文学艺术是科学的先祖，有了文学艺术天马行空的想象，才有科学家的无数次试错，最后获得成功。
值得关注的是，今天文化的传承已经与过去大相径庭，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把这种现象分为三个时代：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农业社会靠前辈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后辈，工业社会靠同代人的传授，信息社会靠后辈传授给前辈，弄不懂需要回家问问孙子。文化的传承发生倒置性变化，应适应这种新状态。
3.搭建载体
搭建载体是基础，文化活动需要载体做平台，因此要搭建各种多功能、综合性的文化载体。（1）整合文化、体育、教育、广电等资源，搭建综合性、多功能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让村民有自己的活动场所。（2）发展集旅游、观光、休闲、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文化。不但利于本村成员继承本村文化，还能将乡土文化通过游客的旅游观光传播出去。（3）开展“工匠运动”。十多年前，美国在社区创立“工匠空间”，为有兴趣专研技术的人搭建平台，目的在于让人们在“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电脑时代练习动手能力，为未来制造业培养人才。2014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办了一个工匠嘉年华活动，政府拨款1500万奖励全国有成就者。（4）实施“文化低保”。为2.6亿农民工搭建“文化低保”平台，在为他们免费提供文艺演出、电影电视、图书阅览的同时，免费发放文化消费券，让他们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定点商业文化消费，保障他们的基本文化权益，防止他们工余时间成为时代文化的盲区。
乡村文化的发展，重在人的参与。应该着力改革“一台电视传播强势文化”的现象。外来文化、城市文化、现代文化越来越成为强势文化，左右着人们的生活，而农民被文化边缘化，他们的文化认同、道德伦理、人生价值、择业观念、生活目标等在多种强势文化的冲撞下，处于迷茫困顿状态，方向感缺失，出现了不知文化何“化”、美术何“术”的尴尬现实。廓清认识，让农民走出迷茫，解除困顿，对于提振他们的精神，促进他们的发展大有裨益。
社会不和谐有四大风险源：经济风险源、社会风险源、政治风险源、文化风险源。其中文化风险源的破坏性最大。所以想要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打造繁荣的文化生态系统势在必行。
美好的乡村既需要人与自然的环境美，又需要人与社会的和谐美，还需要人与自身的心灵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会世界大同。
五、文明的自然生态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出了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三者发展关系的陷阱：以前人与人是阶级斗争，见人就批，现在知道应该是以人为本。以前人与物是越穷越好，今天知道是越富越好。以前人与自然是要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现在知道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但今天，我们又掉入了发展路径的陷阱，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先污染后治理。要走出这个陷阱，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
1.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的工业哲学思想，树立“人是自然中的一员”的生态哲学理念
工业文明的进步让人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于是人类不再惧怕自然界的“神秘和威力”，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人”，这种“人定胜天”、“主宰世界”的思想是工业哲学的理论。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的哲学告诉我们“人是自然中的一员”，以损害自然界其他物种和环境来满足人类自身无节制的需求，最终会打破生态平衡，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此应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的错误理念，遵循古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把“绿色发展、生态引领”作为核心价值观。
2.科学编制并落实生态规划
过去我们也进行过不少生态规划，但是很多规划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往往规划内容只是来自当地领导人的主观臆测，还有一些规划不能有效执行，常常因为某些集团的利益而被迫变更、终止。因此切实可行的生态规划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然后认真落实，用生态规划统揽各类专项规划，生态规划是高于一切的第一规划，一经颁布，任何人无权变更，形成铁规则。
经济学家把世界上经济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我说应该是三种，中国所谓的计划经济不是按计划实施的经济，而是长官经济、拍脑袋经济。当年苏联的计划经济是经过严格论证的计划，中国不仅不按计划，只凭领导兴趣，而且即便有计划，也不是经科学论证的，专家拿的意见往往只是参考，“官大学问大，权大真理多”这种现象今天正在改观，互联网时代已经进入政治众筹、经济众筹时代，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官大不一定学问大，权大未必就真理多。
3.改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环境
建立城乡、地域之间生态利益补偿机制，落实责任终身追究制。我国许多大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是透支了乡村或其他区域的生态利益，因此为了取得最大的环境资源利益，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必须建立城乡、地域之间生态利益补偿机制。一些大城市正开始尝试运作。2014年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北京市水环境区域补偿办法（试行）》。按照这一办法，从2015年1月起，北京将首次试行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将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勒令制造污染但治理不力的上游区县对下游区县给予经济补偿。我们现在的生态制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最为严厉的制度，为了遏止“环境污染”，中央出台了环境污染终身责任追究制政策，只要破坏了环境就会终身追究。但是执行起来有很多困难。一是生态破坏的周期太长，一个地方的环境破环可能是多任领导的累积效果；二是数量太多，不好统计；三是链条太复杂，不容易明确界定责任；四是违规人数太多，很多人抱着法不责众的思想，以图逃避惩罚。2014年有15个省都签了治霾军令状，但都没了下文，不了了之。全国重点监测的161个城市中90%都未达标，但高高举起的鞭子，又都轻轻放下了。
不要以为城市污水垃圾流向农村就万事大吉了。农民自有农民的智慧，他们自种自吃的产品用不污染的水浇灌，市场上出售的就用污染的水浇灌，危害的还是城里人。世行研究报告公布1990－2008年有关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数，孟加拉12.1年，印尼9.3年，越南8.9年，韩国8.5年，菲律宾6.1年，印度5.5年，中国5.1年，比印度还少0.4年。张贤亮有一本书叫《一亿六》，过去男性精子有1.6亿颗，今天下降到几千万，几百万，甚至几十万。有关调查显示，中国育龄夫妇中每8对就有一对遭遇不孕不育。环境杀手正严重威胁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4.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生态链的完整性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植物之间、动物之间及植物之间长期形成了组合的协调性，不可中断，不可无序，不然就会出问题。以我国大力建设水坝为例。中国现在有水库98002座，水电站46758座，100米以上大坝全世界有45000座，中国就有22000座，而美国仅有6600座，每年还要拆掉50多座。中国还在继续建设水坝，生态破坏严重。湖北是我国四大家鱼鱼苗的天然产地，2007年三峡蓄水后，年产由原来的200亿尾锐减到2亿尾，减少了99%。长江捕鱼，渔网越来越密，捕鱼越来越小，渔民越来越穷，长江鱼类捕捞量已从1954年的45万吨下降到近年的6万吨，而且还在下降。到2011年，全国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已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5万多条减少到2.29万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仅有4.5万条，还不及五六十年代流域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数量多。水脉是生态链的载体，水脉一断，整个生态链条就不复存在。地球上每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整个20世纪，农业的种子资源已经消失了四分之三。
还要防止外来物种侵入。当一个物种能改变和危害本地生物多样性时，这就是外来物种入侵。能造成入侵的外来物种往往没有天敌，经常会由于过度繁殖而摧毁生态系统，危害动植物多样性，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1970年代，中国鲤鱼引入美国，现在泛滥成灾；1900年，中国大闸蟹进入欧洲，现在泛滥成灾，2013年9月，某电商曾以“百年移民、一朝回归”为口号向中国出售，3天售出30万只，但是由于不具出口资质被取消；1859年，英国移民带12只欧洲野兔到澳大利亚，到1907年野兔泛滥。外来物种也给我国带来了严重影响。据统计，截至2013年，确定入侵我国的外来有害生物达到544种，其中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可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兼具生态和经济双重效应。
杜甫当年慨叹“国破山河在”，我们今天绝不能让“国在山河破”。环保不缺技术，环保缺的是良心。
这里有一封来自基层环保局长的匿名信，刊登在3月23日环保部主管的“环境保护”微信公众号。摘录如下：我在县环保局当了近10年局长。刚工作时，曾立志为全县群众守住蓝天清水，现在回头看，深感愧疚。县领导交给环保局最重要的工作是招商和公关。招商就是引进环保企业，尤其是有雄厚资金实力的环保企业。而公关的内容就丰富了：一是帮县里重要的项目和企业跑环评；二是应付上级环保机构的检查行动，应付上级领导、知名专家的调研活动；三是在县里引进重要企业项目时给承诺，在检查时帮他们通风报信，想办法将企业排污“合法化”；四是与各类新闻媒体搞好关系，多写正面文章，不要有负面报道。去年从外县调来一位主要领导，上班第一天就私下找我谈话：从某个角度讲，你的政绩和我的政绩是冲突的，你若是敢影响我的政绩，我必……当然，兄弟你委屈几年，我必有厚报！有时觉得上级领导专家也挺可怜，他们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都是假象，当然也许他们其实是知道的，且精通此道。当假象变成资料、数据汇集到高层，并以此为依据形成的政策、方案，最终悲哀的还是中国环保。我也曾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悔过，对一些实在看不过眼的违法排污行为，我给市长信箱写过举报信，可来找我了解情况的却是县里主管领导和被举报企业，甚至主管领导让我帮企业查查是谁写的信。
这封信说明，环保问题一直在玩猫鼠游戏，监守自盗。
生态意识淡薄由来已久，至今未醒。汪洋副总理对此举过一个例子说，有的地方在改革开发过程中没有破坏生态环境，现在反而吃了生态的饭，比如江西婺源、山西平遥，总理去了也称赞。但地方却说，“当时没有钱，有钱就拆了！”这是让人听了哭笑不得的一句实话。
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层面：一是要素驱动；二是效率驱动；三是创新驱动；四是价值驱动。我们今天还处于要素驱动与效率驱动之间的层次，亟需跃升到创新驱动层面。重构乡村治理的五大生态系统就是一种创新驱动。短期的改革是利益的博弈，而长期的改革则是价值的博弈，是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这些价值观的博弈。我们的改革如果到了靠价值链驱动的阶段，那才能说是改革真正成功了，真正和国际接轨了。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已经发生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是1978－1997年，靠廉价要素供给为动力；第二次是1998－2012年，以扩张（投资、出口、消费）需求为动力；今天需要第三次动力大转型，即依靠制度红利为动力。重构乡村治理的五大生态系统就是寻求新的制度红利。
六、从“得利”到“便利”：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亳州样本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制度”，这是当下广大农民群众最强烈的呼声。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各级一直致力于让农民群众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制度创新。时至今日，让农民“得利”的文章已经基本做足，他们当下最希望得到的不是钱物，而是方便办事的制度供给，简捷便利的政策消费。从让群众“得利”到使群众“便利”，把“得利”寓于“便利”之中，这是适应群众新需求，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转折。亳州市根据这一制度需求逻辑，应时而动，精心实践，运用“互联网+”的新思维，探索出一整套方便群众办事，提供24小时全天候受理、360度全方位服务的“一路通”制度模式。
亳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总人口634万，其中农业人口571万，常住农业人口321万，常年外出人口达250万人，群众办事不方便问题十分突出。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亳州市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历时数月，组织数百人突击工作，对市县乡各级政府权力进行彻底全面地清权确权，全市共对照核查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数十万条，按照18类政府权力清单梳理、排查，确定全市共有政府权力9341项，通过下放、取消、转移、整合、动态管理等方式核准后保留政府权力2878项。分别为行政审批149项、行政处罚2019项、行政征收61项、行政给付8项、行政奖励2项、行政强制93项、行政确认171项、行政裁决13项、行政规划29项、审核转报71项、行政备案85项、行政征用1项、行政复议1项、行政调解9项、行政监督检查106项、行政处理44项、工程（项目）验收6项、专项资金分配10项。在对政府权力分出十类的基础上，对其中行政审批、行政确认、行政备案、行政给付、审核转报五大类可以网上办理的事项应上尽上，市县乡共排出上网办理的行政及服务类事项达3307项，对上网权力事项逐项对应制定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事项和追责处置，同时对其余22项行政服务类事项推行网上预审查。以网上大厅办理取代实体大厅办理。全市统一整合公安、工商、民政、人社、计生、卫生等几十个部门可以共用的数据信息，建立资源数据库群，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实现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开发出10多个功能模块，不仅可以网上“办事”和“审批”，还可以自动生成评估、监督、查询、统计、短信平台等其他功能。他们将办事流程建立了规范化模式并制成运行图和办事指南，群众只需在网上按图索骥，不需跑路，不需找人，在家或世界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以24小时随时申办。他们正在开发利用手机办理的软件，已有1100多项事项可通过手机直接申办。目前，全市每村及超市设有代办点，不会使用网络的群众可到代办点随时请求帮助。事情办结，由政府出资通过快递公司及时送达本人，不收任何费用。他们的目标是，努力实现“七零化服务”，即服务范围零盲区、服务办理零距离、服务对象零见面、服务获取零花费、服务程序零缺陷、服务效率零误时、服务质量零投诉。运行2个月来，全市平均每天办理1000多件事项，无一误时、无一出错，群众十分满意。
亳州市利用互联网技术，创建起一个新制度的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挖掘出新制度的红利；开发互联网智能，让网络生成的新制度管人。这一创新实践，摸清了政府权与责的底数，建立了没有扯皮推诿的制度体系，规范了干部行为，走出了群众办事“四难”（门难进、人难见、话难听、事难办）的困境，设置了杜绝滋生腐败的屏障，找到了融洽党群干群关系的良方，重塑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重建了乡村社会的秩序，激发了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活力。为深化农村改革树立了新样板，为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开辟了新途径，为优化基层政治生态构建了新机制，为科层化服务变扁平化服务开发了新领域，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开了新视野，为规正社会“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新思路。是体制改革的创客，是制度创新的典范。中国经济发展一不缺动力，二不缺机会，缺的是低制度成本。只有制度成本降下来，发展才能健康、平稳、良性。
当然，亳州市的实践仍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如个别部门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整合的信息如何防止泄密等，他们正在寻找逐步完善的措施，这些不足丝毫不影响其应有的推广价值。
《老子》第十七章中说，老百姓对于政府，“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亳州市在老子的故乡，实践着老子的思想，做追求最高境界的政府，让群众只知网上办事，不知政府的无为而治。为此，建议应在全国全面推广亳州市这一制度创新的先进经验，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大体系是宏观思路，是总体构架，是大方向；一个样本是微观操作，是具体实践，是切入点。（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