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的政治生态系统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中，社会管理方式经历了“三颗脑袋”：信息封闭的野蛮时代是“砍脑袋”，信息垄断的专制时代是“洗脑袋”，现如今信息互联时代的民主表决是“数脑袋”。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也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上世纪增
50年代～70年代是号召动员型，80年代、90年代是指标压力型，发展到如今是民主合作型。如今，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正在发生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政府主导到群众主导、从机制体制建设到权利保障的渐进式转变。但是过去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机构和相关法律建设，对制度的落实成效和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具体成效问题关注度不够，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打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系统是当务之急。
1.改变“精英民主缺精英”、“草根民主不草根”的现状。
农村基层民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精英民主，指广大农民通过选举各级代表参与高层决策和大政方针的制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这是“赋权民主”；二是草根民主，指农民自身通过投票决定身边的具体事务，这是“自我作主”。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精英民主缺精英”、“草根民主不草根”。
第一，“精英民主缺精英”。（1）基层的精英代表数量少。我们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选出的参与精英决策的基层代表比例很低。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前，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和2亿多农民工中的人大代表加在一起往往都不足百分之一，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中，农民和农民工的比例有所提高，但是与城里的代表相比仍然是少数，全国政协委员更是鲜有农民的身影，2003年全国政协会上只有1名农民委员，其后则干净利落地变成了“零”。（2）基层精英代表不能真正代表基层的利益和诉求。各级农民代表大多是按照劳动模范的标准进行选举的，而有一定民主意识，敢于真实发表意见的农民经常被视为不听话的“刁民”、“刺头”，很难当选。这样选出来的代表不能代表广大农民的意愿，使这个弱势群体的诉求无法上达。山西省一位连任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领导的意见自己都赞成。
在美国当议员不易，2013年9月24日，为阻止奥巴马医改方案进入表决程序，议员克鲁兹在演讲台上一刻不停地讲了21小时19分，其间不能走动、不能坐下、不能上厕所、不能吃东西，一直站着说。他们忠于选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多么强烈。
第二，“草根民主不草根”。这主要体现在许多涉及农民自身利益的决策权难以落实，许多本应由农民投票决定的公共事宜往往形式化，经常是由乡（镇）政府、村级组织直接做出决定，或者被大户和宗族势力操纵。
“精英民主缺精英，草根民主不草根”的现象，不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生态系统的构建，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政策上要用规则和手段保证基层代表的数量，真正推行和落实“城乡同比”、“同票同权”。做法上要大胆放手，真正把一批德才兼备、能力出众、有见识、有魄力、敢说真话、群众满意的“精英”选出来。对于群众的身边事，一定通过科学的萝卜白菜议事规则，推行广东增城市下围村做法，让“赋权民主”和“自我作主”落到实处。
2.建立绿色GDP考评机制。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多年形成的积弊，GDP就是营业额，财政收入就是纯利润，书记就是董事长，市县乡长就是总经理。政绩指挥棒围绕这两个指标转，这种盲目大干快上，不择手段争夺外部资源的现象已经走到尽头。按照财政GDP的核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财政GDP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我国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和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在日本，GDP增加一个百分点，使用土地2500公顷，而中国GDP增加一个百分点，使用土地达20000公顷，浪费土地是日本的八倍。资源枯竭、生态恶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必须杜绝，因此必须建立绿色GDP的考评机制，新的考评机制中，不应该只以财政为主，更应该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民收入、生态保护等纳入考评指标，重点关注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生环境”。让无感GDP变成有感GDP，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全国有重点生态区432个，重点贫困县592个，国家应将这些地方取消GDP和财政考核。
3.改流归土，村民自治。
历史上曾经有过改土归流，始于明代中后期，是指将原来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领废除，改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这一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特定地区对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不过从长远来看，还是要改流归土，让村民自己管理自己，不要随便干预。山西和北京的一些村把村里的许多印章收归乡管，一些权力交给乡里，这样村里就没有什么自主权了，特别是有的村都有了几十亿的资产，失去了对财产的经营处置权，一下子就没法运营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个别地方出问题就因噎废食。
国外不少国家规定，参加市长选举，必须在当地居住一年或两年以上，否则没有资格参选。我们有的五六千甚至上万人的大村就相当于西方的一个市镇人口。只有村民才最了解自己，只有村民才能最好地管理自己，因此，村庄管理的最佳途径就是村民自治。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国家在管理上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根据村庄的传统因地制宜采用恰当的管理模式，减少管理摩擦。如果我们都靠法律解决乡村的问题，一村建一个法庭，天天开庭都处理不完。派任村第一书记、派驻大学生村官、选派干部驻村蹲点都只能是辅助工作，不可反客为主，过分干预。
4.端正党支部工作态度
必须要纠正许多基层党组织不抓党建抓土建的工作做法。在经济利益和形象工程及不正确政绩观的驱使下，很多基层党支部不抓党建抓土建，导致基层党组建设松散，凝聚力差，人心浮动，长此以往，常常造成村庄发展动力不足，反倒影响了村庄经济的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支部重点就是要搞党的建设，党支部的成员应该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各司其职，不应该把精力随便放在其他方面。因此，在基层应继续宣传和推广，加深党员对党支部的职能认识，让村党支部认识到基层党建的重要性，切实抓好基层组织建设，要下大力气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夯实执政基础。
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就是政治众筹时代，人人都可参与出谋献策。农民的智慧不可轻视，农村改革所有的创造都来自民间。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农业支援工业；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我们今天再也不能对不起农民了。有人说，30多年的农村史，就是一部农民违法史，是农民违法还是法违农民，值得深思。依法治农、依法兴农、依法富农，别把“依”字变成“以”，更不能变成“一”。
三、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几个阶段性特点，上世纪80年代，群体争民主；90年代，个体争自由；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争活力。让乡村社会活力充分迸发，当前主要应办好四件事。
1.发育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市场失灵。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社会组织应该与政府、企业形成同等重要的力量，只有建立起发达健全的社会组织，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平衡的社会生态系统。在社会组织健全的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就拥有100到200个社会组织，而我国平均10000个人里仅拥有不到3个。西方社会长期形成的一个稳定的社会构架，即一根宗教信仰的轴凝聚人心，一张覆盖全体成员的网便于管理。
在农村，更应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农业的交易成本，提升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同时还能够增强农民抵御来自自然的、社会的、政策的、市场的种种风险的能力。这就像用一个口袋把一堆马铃薯装起来，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连封建皇帝都十分重视让农民组织起来，1898年，清朝光绪皇帝曾颁布上谕要求全国各州、府、县力推农会。近年来，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快，2014年全国农民合作社已超过120万家。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农民合作社还存在数量太少、体量太小、无组织化、弱组织化和被组织化等诸多问题。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仍然是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当务之急，应尽快实现从“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的跨越。
2.畅通阶层通道。
畅通阶层通道重点是解决“富二代”、“权二代”、“贫二代”这三个“二代”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实现了由乡到城的“水平流动”，但是尚未解决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打通“富二代”、“权二代”、“贫二代”互通的通道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重大命题。
在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农民工想成为市民难于上青天，北京有800万的“北漂”，但是每年的落户指标只有18万个，上海、广州、深圳实行积分制，看似有了明确的体系和目标，但实际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只能是望梅止渴，这就像天边的地平线，实际存在着，就是够不到。每年一个市只有3000人的指标，像深圳有700多万外来人口，照这个速度，得等到公元4000多年，才能转完。如今，农民想要当市民，只有建设好家乡小城镇这一条道路可行。在二元体制下，农民变市民需要“三向”思维：向左进城、向右入镇、向上提升。
想要做到“垂直流动”，就要缩小贫富差距，各地普遍的做法是推进农业现代化重点培植专业大户、龙头企业，但千万不要挫伤2.3亿承包小农户的积极性，他们才是农业的主体，发展不能忘记公平，资源必须合理分配。在21世纪的100年里，人类社会财富增长了8倍，而资本持有者的财富增长了128倍，这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根源。看一个时代多伟大，要看那些大人物；看一个时代是否幸福，要看那些小人物。中国尚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是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式扶贫，如何扶，怎样保的问题必须搞清楚。
还要消除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歧视。今天社会上离农、厌农、弃农的现象弥漫，改革开放以来，高考状元总计千名左右，其中无一报考学农的，70%都是学金融、经济的，全国40多所农业院校带农的专业大都面临招收一流生源危机，河北省100多万名在校职业中专学生中，学农的只有几千人。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就导致了，唱歌跳舞弹钢琴就是高素质，养鸡养猪种田就是低素质。这是很不合理的，没有唱歌跳舞弹钢琴，我们依然可以生活，但是没有了养鸡养猪种田，我们就无法生存。过去说鱼米之乡是骄傲自豪的地方，今天省市县乡村招商引资宣传中无一称自己是鱼米之乡，社会认为那是偏僻落后闭塞的代名词。社会对“三农”的歧视会让其更加弱势，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偏见。可以预言，十年二十年之后，当农民会像发达国家一样成为热门职业，农民不是谁都可以当的，美国、德国、日本都有严格条件限制。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提出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想，但古代重农只重业，不重人，农民的税赋徭役是一个王朝的支柱。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以农养政的时代，进入以工养政、以商养政的时代，重农不应再以业为本，而应以人为本，只有先重农民，让农民成为有体面的职业，农业才能发展起来，无农不稳，农弱必危，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知识就是力量，教育是获得这种力量的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加大力度解决“农二代”的教育问题。“农二代”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跟随父母进城的“小漂族”，二是在农村留守就读的学生，他们的教育环境都不容乐观。跟随父母进城的孩子不但很难和城市学生获得均等的教育资源，还要面临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而时刻存在重新择校的变数。古代有孟母三迁，今天的城市里到处都是“孟子妈”。留在农村的6000多万孩子也面临着新的上学难，农村撤点并校以后，农村的学校由原来的50多万所锐减到现在的20多万所，调查显示，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初中生34.93里。义务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免费、就近，现在免费解决了，但是就近却没有解决，给许多家庭带来的负担远远超过了收费。在美国，如果小孩不能就近读书，政府会被告上法庭。为了不让农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但需要给农村输入更多的师资力量，还要转变教育理念，改“精英教育”模式为“生存教育”模式，走出千军万马过一条高考独木桥的应试教育死胡同。因地制宜，从小就培养乡村孩子一项专门的生存技能。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把一生浓缩为简单的两个数，一生只关注两个数，小时候的分数，长大后的钱数。如果我们学习语文只是为了识字，学习数学只是为了数钱，那将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国家的悲哀、文明的颓败。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成为真理，一个社会才有希望。金钱一站起来说话，真理就会趴下是社会的没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对此有一本名著《金钱买不到什么》，这就是著名的“桑德尔之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国越来越少了，现在很难找到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社会群体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生产型群体；二是分配型群体。人们都在拼命挤入分配型群体，这是社会的逆向流动，值得警惕。人们总想挣钱多，想尽一切方法挣钱，但你认真研究就会发现，世界上挣钱最多的是追求理想顺便挣钱的人，如比尔·盖茨、乔布斯等，那些只想挣钱顺便找找理想的人，最后挣不了大钱。
3.发掘传统乡土社会的诚信价值
诚信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不是流于一种形式，而是一种自觉、自发的社会意识，对于这种别具一格的乡土文化我们应该保护和挖掘。城市是移民性的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契约，乡村社会是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靠的是诚信。在农村，这些没有法律保护的承诺，看似无形，感觉虚无飘渺，实则非常可靠，因为在熟人社会失去诚信面临的损失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会影响到在这个熟人圈中的生存问题，甚至还将累及家人及子孙后代。在乡村的小商店买东西，如果没有带钱，店主大多会主动提出下次再付，这个在生人社会的城市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说起历史，说到爷爷的爷爷就打住了，它是一个移民社会，中国的一些村庄从猿人下地就开始形成，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在唐宋时代就已形成气候，北宋吕大临兄弟撰写的《蓝田乡约》就是记录当时乡村社会的乡规民约的名著。如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文化继承、保留和重新发掘。
4.重构村社功能。
农村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一种自治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具有独特的法律制度、独特的历史、独特的资产构成、独特的成员构成、独特的体制，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替和变化。我国尚有270多万个自然村落，它们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村社，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类：衰落型、原貌型、农庄型、社区型。应该根据类型的不同，对它们分门别类，赋予它们有区别的社区管理办法。目前农村基层管理单元正在分化，主要有行政村、村民组、新社区三种形式，应探索管理单元下沉到村民小组的村民自治办法，村民组才是一个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不管是什么样的治理办法，其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村社更和谐，让村民更幸福。在我国目前的现实体制背景下，村庄集体产权明晰十分重要，要理清社区成员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