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在“第四届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上，社会学家赵鼎新教授做了题为“国家能力的历史发展和当今中国的经济成功”的讲座。赵教授回顾了2000多年来各个时期中国国家能力增强的模式，并指出直到晚清中国的国家能力仍然在增强，反对《河殇》式地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并指出，后发国家如何能发展起来的必要条件是“强国家传统”，采用什么政治制度，领导人的英明决策，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凤凰大学问先精编赵先生发言，分两篇推送，此为第一篇。
做生意与搞政治的逻辑
关于欧洲如何发展起资本主义这个过程，现有的研究已经讲得不错，如果我补充一些的话，就是讲讲元逻辑。蒂利他们比较薄弱的一点就是把元逻辑和历史逻辑连在一起。我最近出的书以及好几篇文章都是讲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形成，以及欧洲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形成。
政经关系的核心实际上是政治行动者与经济行动者的权力分配关系。这关系不但规定了这些行动者的行为方式，而且决定了大量相关的决定政治和经济运作方式机制的重要性和配置。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个步骤。那为什么就是政治行动者和经济行动者这个权利配置在欧洲达到一个很怪的、很奇特的状态。
国家当然是个政治行动者，但是国家作为一个行动者，管理经济、讲意识形态等都是不纯的。政治行动者和经济行动者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些基本性质决定，所以我先分别说说经济和政治分别的逻辑。
做生意这件事情有三个特性
非强制性的。真正的商人是自由的，你爱买不买，所以这是做生意人，做生意这个特征，它非强制性，你爱买不买。
弥散性。这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个商人。马云做的再厉害，他也不可能把中国IT全部垄断起来，更何况国家还搞反垄断法。社会经济权利会在一大堆人身上存在。
发展性。做生意不像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竞争是竞争不出输赢，输赢的准则不怎么清楚，而且不生产的，扯淡完了还是这件事情。但是做生意输赢很清楚，顺了就得调整，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产量质量越来越好，成本越来越低。所以呢，它会给社会定义方向，军事竞争也有这个道理。这个导致社会不小心会发展，所以这个权利是发展性的。
个人主义工具理性。那做生意这件事情还有个特性，它是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做生意通常是为自己发财，或者为小家族、小团体发财。它讲的是输赢，赢了就干、划算了就干，不合算不干。
所以做生意这件事情的尴尬在于是让大家看不起。更何况在古代社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存在并有广泛影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虽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恨生意人的工具理性，所以各式各样的价值理性都是反对工具理性。
于是，可以说做生意的性质决定了经济行动者在前现代社会长期处于边缘化，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很缓慢。
搞政治的三个特性
强制性。要搞政治需要国家，需要人领导，需要一个团体在一起，谁当头谁不当头，听不听只会;军事比政治的强制性还要更强;通常在一个国家里面，税收也是强制性的。
向心性。因为他有个头，有中央，国务院什么，不像做生意权利社会弥散，每个人都参与一些。
维持性。政治家一般不喜欢商人，商人总是做生意技术，技术总是毁坏现成的政治，维系政治的一些基本基础，所以我如果是聪明的政治家，我恨不得把做生意的全部赶走算了，但是没办法，我也要钱。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混合型。政治家如果脑袋不清楚，钱保不住。但是马上打天下，却也不能马上治天下，这种说法很重要，所以他要用价值理性来论证自己手上拿着枪、拿着炮的合理性。但是同时它又工具理性强，所以面对纯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商人他也不喜欢，所以商人这东西吧，虽然是行动离不开，菩萨庙里要做生意、基督教要做生意、国家得做生意因为需要钱，但是呢，谁都不喜欢商人，谁都不喜欢做生意这件事情，所以古代社会生意人的地位总是非常边缘化。
西方经济率先突破的关键
欧洲当年出了些“怪胎”，他们把做生意人变成了道德。刚才谈了做生意和搞政治的元逻辑。但做生意和搞政治这件事情的性质一到具体逻辑，做生意的人就不再是简单做生意。像当年的佛罗伦萨，那些大家族既做生意又管国家;到具体的行动者搞政治的也可以管其他的事情，比如毛泽东时代国家是搞政治的，它还像教会一样的搞意识形态，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变成宗教。同时，它作为经济团体搞计划经济;同时，它还是个军事组织--党领导枪。总之全管了。所以一个社会具体的行动者，就像一个坏男人一样，手上权利越大越混乱。
相反，具体的社会行动者权力越小，就越纯粹，特性越明显。由于弥散性、强制，非强制性、发展性、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它很难发展起来。手上没枪没炮，权力分散在好多人手上，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又很难论证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就是我自私我能干，输了就活该，那不能那么说出口。所以是什么让那么一个非常微弱的、带着很多弱点的经济行动者变强了，变复杂，而不再是简单的经济行动者，这才是探讨欧洲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我认为，西方经济率先突破的关键有三点。
第一点是经济行动者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
政治权力。中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大量小型城镇，变成城邦国家，以及欧洲好多半独立城市。做生意的精英们慢慢进入了议会，手上掌握了大量政治权力;
军事权力。做生意原本应该是你情我愿自由买卖的。但这些军队城邦国家里开始用钱买雇佣军了，商人和国家联合。东印度公司代表欧洲在世界各国家抢夺利益。于是做生意的人变成了军事行动者;
意识形态权力。商人集团长期统治着国家，一代代传下去，自然会出现一大批今天来说叫“自干五”的群体。其实，“自干五”群体在中国晚明就出现过，黄宗羲这些人就是，爸爸妈妈是做生意的，自己一旦考了官了，他自然不会认为自己爸爸妈妈是自私自立，只知道赚钱。所以他们写了不少理论。现在看来蛮现代的。但是，欧洲也出了一支“自干五”群体，洛克、加尔文这些都是，在城市的生活方式里面论证做生意这件事情的正确性，于是出现了自然法则、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个体主义，看不见的手等一系列概念。告诉人们“自私自利”无可厚非，这个社会结构制要好的话，你自私自然对社会有好处的，这样一来就不得了了--工具理性价值化。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城邦、没有很强大的城市环境，就很难出现那么一个高级论证集团。这高级论证是一代代形成的、无意识的，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第二个突破的原因是国家与国家和经济行动者有一个相依相存的联盟。
这个联盟非常重要。为什么?国家打仗要靠钱，但是资本家也怕国家强大。又斗又搞联盟，出现光荣革命，出现各式各样的欧洲的争斗，导致了像法国那个极权模型难以维持。他们并不是老在斗，还得相互依存，有时候我要问商人借钱，有时候在海外对外殖民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打，对吧，有时候东印度公司也像个国家的样子，而这个相依相成的联盟是越来越紧密，打仗靠钱，你打仗赢了扩展，我能做生意和掠夺。
刚才有个学生问为什么中国没产生资本主义?中国如果当时产生商业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呢，那也许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当时没产生呢?就是中国的经济行动者在春秋战国，始终没成为一个独立集团，中国古代的经济行动者如果要有权了怎么办?当吕不韦，和政治行动者混在一起干，他不能够独立出来，又斗又搞联盟，发动光荣革命。
第三原因是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变成了一个正面价值。
它成了价值后，和所有的价值观平等化了，和佛教基督教一样了。
就这三点很关键，这三点是关键之后，问题是怎么实现“后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是本原性质。因为这种竞争里面输赢清楚，输的要想打赢，下次就得学对方。所以意愿什么并不重要。因为本元逻辑就是输赢清楚，输了之后工具理性自然会导致学习，这样所谓的发展就实现了，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所有的哲学家大都持进步世界观。说老实话，就是因为他们“站着不说话腰不疼”。
英国19世纪欧洲经济竞争、军事竞争最厉害，这两个竞争输赢特别清楚，他们又处在这两个竞争的前列，自我感觉好觉得在进步，就把他们这个双向竞争的赢点当做正面的价值，所以创造一套进步史观来骗我们。但是我们也必须学这套进步史观，因为你不学这进步史观，你打不过人家。
后发国家发展路径不依赖
这时候世界上就出现许多成功和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我把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叫做学，有的好像学成功了，我们总结一大堆成功的经验，搞自由主义、进口地带、改造文化、搞革命还是改良?命好呢，还是改良好，有的是英明的领导，有理论，有的时候引进西方的文化要素等等，有的是良好的地缘政治，有的高质量的教育，实际上这些等等。这些条件不是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是都不充分。
为什么呢?你让拉丁美洲，让非洲搞，进口替代他搞不好，新自由主义它搞不好，什么都搞不好。世界上成功的国家最突出的区域主要是东亚国家，其余稍微成功一些有拉美国家和印度，最不成功的非洲。你发觉成功国家都有特色，实际上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代化起来之前国家非常强大，现代化之前有很大的强国家传统。这种国家即便走错误道路，但是无所谓，这些强大国家它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滥错，但是呢错来错去，总会错会对的，为什么呢?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输赢清楚，有同构效应在，瞎子都能打赢。在中国，领导人智力正常，总是会赢、总会是成功的。到非洲，你换个天才也换不赢，所以不需要天才，不需要聪明，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条件不是不重要，那些条件因为经济竞争输赢清楚，让个瞎子一次次乱撞总会撞对，并不是英明领导找对了。因为撞错了输赢很清楚，不像意识形态竞争那样不清楚。
地缘政治，国际形式都得好，总是会有好的时候，只要有强国家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咣当起来了，韩国、台湾咣当起来了，中国条件一好，咣当又起来了，他们原来的路径都不一样，所以是路径不依赖。这些国家的成功路径实际上是不依赖的，强国家早晚会成功的。这当然并不妨碍那些路径依赖的讨论，路径好，节省成本，灾难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