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和张尊超 张岱年之子 结婚时，一点也没想到会撞进“名门”。因为他们家的做派太不像名人，没人能看得出来。

第一次去他们家，从动物园换乘332路，一路上有风尘仆仆长途跋涉去“村儿里”的感觉，最后终于到达北大西门，张尊超约好在这里等。我们走过绿荫如盖的校园小路，穿过弯弯曲曲的荷塘来到山后简陋的红砖楼。

房间里狭窄之至，并且一团漆黑。黑乎乎的背景中，有两个穿着极朴素极不讲究的老人，站在昏暗、逼仄的小门厅里，有礼貌并有分寸地向我微笑。前边是准婆婆冯让兰，后边站着准公公张岱年。当时以为这是对我的礼遇，后来才知道，无论什么客人来，都是这种欢迎仪式。两人和蔼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两间小屋子加一间几平米的小厅，和秀美的校园以及开满月季的小院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有的东西都驴唇不对马嘴地摞着，地下放着横七竖八的杂物，更多的是书。家具的式样曾经很精美，但都乌涂涂的，老得没了光泽，就那么随意地堆在一起，人就在其间绕行。说实话，我从没见过这么破旧的家。其实，他们是住过大房子的。解放时，我公公住在清华大学西院，后来搬到新林院，是一栋很大的宅子，两家分住上下两层，有青砖漫地松林围护的院子。

“文革”后，我们住到了中关园48公寓。后来，北大的领导出于对老先生们的照顾，让公公家迁至燕南园，已经定好门牌号，看过图纸。此处房间多，独门独院，松柏森森，鸟鸣阵阵，环境非常幽雅。但两位老人却不动心。后来学校又说要给我们一套100多平米的楼房，也不甚被两位老人所响应。我婆婆的回答一般是：“这里挺好哇，你看人家丁先生是校长，也是住在这里嘛。”

丁石孙先生在北大多年一直住中关园42公寓，和48公寓是一样的房子：一间8平方米的小厅加三间小卧室，建筑面积75平米，使用面积仅在50平米左右。这时我家不算请来带小孩的阿姨已经五口人了。公公的客人又多，有了大房子至少不会再现这样的场景：寒冬腊月里，张岱年全副武装——大衣帽子口罩，带一群客人在楼下散步兼讨论问题。许多海内外学者都受到过这种礼遇，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直接向邓小平上书，呼吁“为张先生解决房子”。曾有不明就里的学生发表建议：“以张先生的影响，只要到校办公室一跺脚，肯定就能调房子。”且不说这对北大是多大的冤枉，而且我想，即使真的需要去跺脚，恐怕也只有我去，我公婆他们是决不肯为的。而且，我公公对我的所有野心洞若观火，却超然物外，不置一辞，这种方式反倒更让我不好意思。

公婆对吃饭穿衣的要求都不高。在我家能够见到世界上最奇异的菜谱：用清油烹一下胡萝卜、白薯、玉米、豆类以及芹菜及纯瘦肉，略加酱油煮成一锅，一日三餐皆如是。张尊超对此的说法是：“妈做的饭越来越像中药了。”我婆婆对这个评价十分欣赏，朗声一笑，坚持不辍。

改革开放之初，一次，张尊超和同事们开会，有个同事指着旁边教室问他：“哎！那是不是你爸？”张尊超回答道，“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心里有点暗自高兴，以为人家是由挤得满满当当的教室推断出来的。同事笑呵呵地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跟你穿的一模一样的大傻鞋。”所谓“大傻鞋”，是指流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塑料底、灯芯绒面的五眼大棉鞋。那时北大的大部分教职工都穿皮鞋或皮棉鞋了。

我极佩服两位老人，能上能下，安贫乐道，宠辱不惊。我对他们性格特点的最大感受，惟有两个字———从容。这种从容是一种心态，而非仅仅表现为行为，它来自无欲无求的单纯。

2003年底，婆婆因骨折卧床后，公公变得忧心忡忡。他对我说，“我现在做不了什么了，给你妈治病全靠你和尊超了，不要怕花钱，好好给你妈治。”婆婆经常躺在床上安慰他别急。那时候我一直在担心，万一婆婆有什么意外，公公怎么承受得了？没想到，他却走在了前面。此后，我们对婆婆严密封锁消息。然而，她还是紧随着去了，前后相距仅一周。

（《人物》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