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走了，但他的人生财富留下了，95年的生命历程犹如一部深邃的大书，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因了编辑整理《张岱年全集》的机缘，我有幸多次拜访这位老人，深切感受到一代国学大师的智慧与风范。
他卓尔不群。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还是个高中生时，他的名字就已出现在报端。刚过了花季雨季的他，通过学习比较，完全接受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他那表述个人哲学观点的长短不一的文章引起了哲学前辈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人的关注。熊十力专门约他面晤。金岳霖评价他写的《问题》一文分析很细，指出：“分析这条路子是哲学的一条可行的路子。”冯友兰以为他“必为一年长宿儒”，后来才知其为一大学生，不禁惊讶。27岁时他写出了50余万言的经典之作《中国哲学大纲》。该书一改以人物编年为序的写法，而采取以哲学问题和范畴为纲的写法，由此来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展示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体系，可谓开山之作。30岁出头，“拟穷究天人之故”，于是撰写了颇有创见的《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统称为《天人五论》。40多岁又撰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张横渠的哲学》，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后一篇论文纠正了一些学者对张横渠的偏见。他对“张王”之学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他学术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他编写的《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元明清哲学史的论著。正当他精力旺盛，卓有建树之际，农历丁酉年的狂风使他罹遭不幸，再加上漫长的十年磨难，“运思不易”，发表更难，于是乎被迫辍笔20载。直至“四人帮”被粉碎，他才获得了“精神上的大解放”，蕴藏已久的力量似火山般爆发。从古稀之年到1995年的86岁止，他进入了研思的高峰期，共撰写了200余万字的论文。这对于一个髦耋老人来说，该需要何等非凡的毅力！针对“文化热”中的问题，他重申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的“综合创新论”，即兼综中、西文化之长，以发展新的中国文化，并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喻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其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他治道治学、安身立命之写照。
回眸他的学术历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示和感悟：
他是一位智者。汇集他大半生心血结晶的《张岱年全集》便是明证。他好学深思，从小养成了“致思之习”，每晚都要在读书之余沉思一两个小时，“思天地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归趋”，将所思所得在脑中融会贯通。《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史记》、《陶渊明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等书是他终生的最爱，诵读不计其数。他“远慕孔、墨、孟、庄的宏卓深湛，对外钦敬西方哲学家的笃实缜密”，并将二者浓缩于自己的笔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他一生力求贯彻、实践的原则。
他是一位拓荒者。他的著作中不乏独抒己见之处，他的学术观点多有创新之处。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屡屡发现著者的识珠慧眼。“以前讲中国哲学的很少谈到辩证法，有的也只是谈到老子，对于中国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思想，很少涉及。”张岱年先生深知这一点，他敢于打破藩篱，在自己的研究中开拓新领域。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写《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与《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两篇，是首次论述中国哲学中辩证法的杰作。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他大胆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即一方面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另一方面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有鉴于此，他被我国学术界公认为“我们国家少数的比较早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结合起来的人”。在《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1982年）、《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1985年）两文里，他首次提出对于中国哲学中的价值观的研究。《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西化与创造》（1935年）两篇，是意在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作，也即“综合创新论”的首次提出。他在《哲学思维论》的附记中说：“……当时对于辩证法的原则及其运用颇多思考，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与流行的理论颇多不同。”能够提出“与流行的理论颇多不同”的独立见解，绝对需要卓立独行的胆识和远见。这一点，正是作为一个拓荒者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在《事理论》的自序中，他又坦诚直言：“非敢立异于时贤，不欲自违其所信耳。”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愿违背所信持的理论。
他是一位学术导师。他走了一条与先哲圣人孔夫子相同的道路：教书与著述。从1933年大学毕业被清华大学聘为助教始，在近70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他培育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从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硕士生，到第一代博士生，他的弟子如今都已是国内大学、研究机构的顶尖人物、栋梁之才。没有在他门下受过业的后学，都以他的著作为师，从他的著作中吸取了营养，受到了教诲，深切地认识到，他的著作是“一代宗师的正学”。他立身处世主张“直道而行”，著书行文崇尚简洁，特别是他后期（20世纪90年代）写作的一些论文，短小精悍，言近而旨远。“行文喜简”，这既是他的文品，又是他的人品。在《哲学思维论》的自序中，他说：“平日读书，喜简约之文，厌敷衍之词。因而每执笔则务求简赅，削去浮词”，在“躬役柴水之劳”、没有条件敷文衍词的艰苦年代是如此，在无柴米之忧的生活优裕年代，仍然“力图提要钩玄，不务详尽”。行文简洁，已成为著者的典型风格。“豪华落尽见真淳”。历史证明，越是真淳的文字越能经受时间的检验。他的“直道而行”，他的“务求简赅”，正是真淳的具体内涵。
张岱老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思想和著作永存！他对宇宙人生的探索、有关事事理理的论析，都已留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这笔精神财富，将永远为后学继承与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