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我观鲁迅与胡适
一
在没有选择、一切唯有指定的年代，鲁迅书籍几乎成了文学阅读的惟一。鲁迅著作内容巨大而深刻的社会性思想性与青少年时期对书籍故事性情感性的肤浅文学嗜好与追求显然并不契合，但一片荒芜别无选择时，蓬勃的求知欲望和无书可读的饥饿驱赶着自己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地读了身边所能读到的鲁迅著作，从小说到杂文到书信。感受最深的是杂文，那种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文章风格，冷峻凝练意象深刻的“文学”字句，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风及味同嚼蜡的文字有如霄壤，读来实在大快朵颐，而杂文的背后折射的当时京派海派的文坛故事，可使青春的阅读不至于太感艰深沉闷而半途而废。那时的阅读与理解自然是一知半解的浅尝辄止，不过就是这一知半解的浅尝辄止，也还可以这样说，鲁迅用他锋利的笔尖将其文字刻入了我青春的求知记忆，同时也将自己高大而冷峻的形象种在了我正在生长的心田。
接触鲁迅十分清晰，相遇胡适则不知始于何时，借助于《读书》杂志，胡适的印象始由模糊趋向清晰，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而托福于网络的发达与胡氏著作与传记的大量刊印，真正进入零距离阅读与无障碍了解，还是近些年来的事了。这事说来或许有些尴尬，但“闻道不分先后”，多少可聊以自慰并予以掩饰。用“后来居上”形容胡适的影响，或不确切，但他的思想与主张，如同他谦谦君子的为人之道，使人一见便倾盖如故，生发一种亲切的好感，却是事实。读胡适，不费气力，他的文字浅显如水，他的思想明白如话，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开时代风气的一代宗师。
这样的阅读经历与近年来“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流行说法，恰好背道而驰，想来恐怕也不仅为一己的独特经历，凡文革时期成长的嗜书青少年盖大都如此。如果说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在“少年多读胡适，易养成健康的心理；老年多读鲁迅，则减少暮气”这一意义上反映的是正常时代的正常阅读之道，则我们那时的阅读只是一种非常时代的非常之道，实不足以为训。
二
鲁迅，深邃而峻峭；胡适，温和而宽容，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与风格，交相辉映，互为观照，构成中国现代史上鲜明的思想坐标和奇特的文化景观。人们常将鲁迅与胡适以比喻，或比之为药与饭，或喻其为酒与水。而如以审美观照，则以山水意象之于鲁胡思想，其或宜也。山与水，是中华文化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山崔巍以嵯峨，水浃渫而扬波，智者如山，仁者似水。鲁迅无疑是位智者，他头脑缜密，目光如炬，洞悉传统专制社会的全部底相，勘破一切形形色色人情世故，他揭示中国社会的治乱规律为“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替换轮回，识见之深刻，态度之峻切，思想之高远，一如雄奇壮伟之峻山。而胡适自然是位仁者，他宽容宽厚，从容不迫，坚持不懈于他所主张的渐进的社会改良活动，他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之光引进中国，既痛心疾首于现存秩序的阴暗落后，又致力于推动秩序建设的“补锅”工作，眼界开阔，态度平和，思想宽容，恰似温和浩荡之秋水。
山呈阳刚之秀，水显阴柔之美，山可作用于攀登，水能施之于养育。读书人爱山也爱水，爱乎山水之间也。倚山之脚下，感受山的雄伟与峻峭；伫水之湄边，领略水的宽广与浩荡。相与既久，能得山风之雄壮，水气之灵秀于万一，不亦乐乎。于是，在鲁迅之山与胡适之水之间流连与徜徉，亦在其间沉思与默想，是为业余之休闲，更为心智之锻炼。
三
鲁迅与胡适，在今天依然是人们不断提起与热议的话题，说明其影响与意义的深远，固然是聊可欣慰，但同时反映出的当今社会在文化思想意义上仍未脱出鲁胡的时代，亦令人深思。人们今天面临和困惑的，是半个多世纪前鲁胡早已提出的，也是再之前康梁最初感知的。历史就是这样喜欢与现实作对，同样的问题每以数十年作一轮回，精怪似的纠缠着人们，既在考验中国人解题的智力又在磨炼中国人承受的耐心。作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化思想领域的标志性人物，鲁迅胡适思考提出的问题自然是那个时代那个民族最基本最主要也是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久悬不决，表明前辈所批判的这个民族的巨大“卑怯”与“惰性”，
迄今也不见有多大的改进。物质的繁荣没有伴随思想的进步，经济的基础也未必决定上层的建筑。所以，尽管我们步入了新的世纪，炎热的夏季坐在空调下舒适地用电脑来书写文章，但我们的思想却不时地在冒出虚汗，我们的灵魂也不停地挣扎于历史的泥潭。
这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错位，现实中存在着太多这样的错位，鲁迅和胡适在当下也有一种存在的错位，或错位的存在。
四
先看鲁迅，鲁迅是伟大的，虽然也曾经是钦定的，但他终究是叛逆的、反抗的，对社会是决不留情地批判的。当新制度尚未建成及建立伊始，极其需要也就大张旗鼓地借助了鲁迅“投枪”“匕首”式的批判战斗精神，揭露、打击旧制度的恶罪与腐朽，彰显新制度建立的合理与合法，所谓“偏师借重黄公略”是也，所以就有了鲁迅在当代中国的至尊至显。然而，一种思想批判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一思想批判所包含的社会批判意义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恒久性，只要这种思想批判所赖以生成的土壤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思想批判的功能就会继续存在，思想的意义就不会过时。鲁迅思想亦是如此，其思想的批判性不会因时间的流失而消失，也不会因墙头大王旗的幻变而改变。因此，对新制度来说，旧制度的批判任务一俟完成，鲁迅批判潜在的“双刃性”就会显现出来，尤其是鲁迅反专制反奴役的思想与社会所要求的思想高度统一的主张是那样的形格势拘，这样的时候，是继续高扬“鲁迅精神”，一任鲁迅的呐喊与批判，抑或曲径通幽将其刀枪收归入库，是新制度面临的两难选择。当然，历来执其政者都知悉“用其所用”的道理，也深谙“鸟尽弓藏”“马放南山”的真谛。但问题是，鲁迅毕竟是旗帜，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偃旗息鼓，却又生怕着惹火烧身的担忧。于是，以一种“欲说还休”的方式存在于当下的鲁迅则是可想而知。
五
再说胡适，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师在当代中国，与其学说一样，可谓命运多舛。尽管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将帅，但当鲁迅被树为旗帜高擎奋扬之时，胡适却是作为反动的陪衬，被列入批判扫荡的对象，甚至名字一度销声匿迹，仿佛世上无此存在。胡适命运的变化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社会历经系列动荡与巨大变故后的反思与痛悟，使人们重新发现胡适，发现认识到胡适的价值。胡适毕其一生所坚持倡导的民主理念与自由思想及其贯彻这种理念思想的社会渐进式改良主张，对当下中国有着不可逾越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将其置于全球整个世纪长时段大范围予以观照，更能显出远见卓识。于是，胡适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被推至历史的舞台。然而，虽然胡适的社会进步建立在点滴的改良基础上的主张与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定程度上维护政府的态度，暗合执政者的心仪，他的宽容思想也可用来或被用来消解社会上部分对制度进步缓慢不满或产生的过激念头，未尝不意味着一种帮忙，但胡适毕竟是现制度的对立面，其自由民主的理念更与现制度赖以建立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的存在不可能大张旗鼓，更不可能大行其道，而只能是一种不被公开承认的民间存在，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答存在。
六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近似悖论的现象：用于高扬的却是“叛逆”的、“破坏性”的，原本排拒的倒是“合作”的、“建设性”的；也就是说肯定的不敢适用，适用的不敢肯定。鲁迅与胡适就这样以一种错位的或者说尴尬的方式存在于当下，存在于当下的主流社会。究其实，这在一定层面折射出了还处于恢复重振中的中国文化面貌与精神状态的尴尬与无奈。
其实，同时拥有鲁迅与胡适是一种美好，是二十世纪对我们这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又饱经风霜的民族的一种精神补偿。不妨设想，没有鲁迅或胡适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想，会是一种怎样的贫乏。同样可以想见，即便有着鲁迅和胡适而有意忽视或不予以正确对待与采纳，又是一种怎样的愚蠢。如果说半个世纪前由于时空距离和意识形态障碍，鲁迅和胡适被弄得剑拔弩张水火不容已是民族的不幸，那么在天容海色俱澄清的今天，我们还孜孜于鲁迅胡适是与否的空谈，还徘徊于鲁迅还是胡适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只能是民族的一种悲哀了。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觉得鲁迅胡适在我身上共存有一种冲突的紧张。勇起于愤怒的批判与耐心于点滴的改良，直面惨淡的人生与达观社会进步的蜗行，将思想批判的武器投向社会的黑暗与对制度的改进不忘于精卫填海的努力，是可以而且应该同存一体、并行不悖的。鲁迅胡适的这种影响存在，就像比喻的山水与共，一刚一柔，刚柔相济，交相辉映，如此，也惟其如此，方可构成一个完整美妙而又伟大壮观的文化思想世界。
2007-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