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的中心课题是商业化和市场化。本文运用一些常规理论（routine theory）、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社会构筑理论的概念分析田野调查的观察，认为这一改革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需要新闻从业人员运用各种符号资源解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一些「天经地义」的原则和实践，构筑、阐释、和正当化在原有的「命令型体制」下不存在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同时，由于这一改革是在定义「命令型体制」，并由这一体制再生的主导意识形态框架内，在中共继续保持对新闻媒介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条件下展开的，因此新闻改革活动不具备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而是一种解构、构筑、和重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多向面社会变革活动。
与一九八○年代中、后期相比，中国大陆在九○年代的新闻改革具有根本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八○年代的新闻改革，较局限于争取具有「霸权」（hegemonic ）地位的「命令型新闻体制」（commandist system ）（Lee ，1990；Wu ，1994）内的业务操作自主权，改革的内容局限于记者、编辑决定采写题材和批评报导的自主、新闻报导的范围、以及报纸组织运作的机制（参见Polumbaum ，1990；李良荣，1995）。进入九○年代后，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在于新闻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人员被卷进了一个起步中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这一改革时期，中共对媒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改革的展开，不断变化与更新的只是控制的手段、形式、和程度（参见Chan，1995；梁衡，1992）。
我们应当怎么去理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内的新闻改革？这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本文基本观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闻改革的核心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实践活动之变化。在这里，新闻实践指的是新闻从业人员和媒介组织采写新闻的活动，以及他们影响新闻采写的方式和情境的活动。这些活动反映的是新闻从业人员个体与社会组织和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当这种互动出现新的形态时，它们会侵蚀和改造原有的「常规」（routine ）互动形态所确认的新闻体制，新的体制便在这种互动中萌芽，其形式就是所谓「新」的或「非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必须由作为社会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所构筑、阐释、和正当化（legitimized ），而完成这三个确立新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步骤需要新闻从业人员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的「象征的空间」（symbolic universe ，见Berger &Luckmann ，1967）内的资源。本文的重点就是阐释中国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在创立「非常规型」新闻实践活动中对象征资源的运用，并从这一视角讨论当前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模式的意义。
壹、「常规型」实践与「既定新闻观念」
大陆学者童兵（1993）认为，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大陆的新闻媒介置身于一个同以往迥然不同的环境。大环境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新闻传播行为的变化，其中包括新闻单位逐步成为经济实体，走上企业化的道路，各种传播形式、各层次的新闻媒介的竞争，将在市场环境内展开，法规和行政手段将成为规范与控制新闻媒介的基本方式（梁衡，1992；宋克明，1994）。面临这样的变革，新闻实践的活动必须改变。套用童兵（1993，p.3）引用的毛泽东的话来说：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他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他们去做。（1）从本文的理论观点来看，这话的意思是，「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必须向「非常规型」的活动让步，或由「非常规型」活动补充（supplement），或向「非常规型」转化。
新闻从业人员和学者们说，中国大陆有一个「命令型媒介体制」（Lee ，1990；Wu ，1994），它是建立在「既定新闻观念」基础之上的（袁清明，1996）。所谓「既定新闻观念」，指的是统领新闻实践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范式（paradigm），它包含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原则、和规范。在「命令型」媒介体制内，这一范式就是由新闻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基本原则所规定的。在长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定义「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和规范，以及作为「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基本构成因素的新闻实践活动，已经被新闻从业人员因为习为常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些原则和实践，包括新闻媒介是党的「喉舌」（童兵，1994），坚持「政治家办报」和政府出资办报；作为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具有核心和龙头地位，因此具有公布和解释党的政策与路线的权威；新闻采写必须接受党委或党的领导干部的指导或约束，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新闻稿必须在发稿前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审读」程序，等等（刘建明，1991；喻国明，1993）。由于长期重复实行，这些原则和实践被认为是办好「党的新闻事业」的天经地义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定之为「常规型」。
「常规理论」是新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Tuchman ，1978；Gans ，1980；Gitlin，1980；Fishman，1980；Schudson ，1993）。这一理论认为，为了应付世界的千变万化，新闻媒介组织和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活动具有可预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纳被证实行之有效的行为。从组织的角度来说，新闻媒介组织必然是官僚化的商业实体（Fishman ，1980），它们必须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程序；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人来说，他们必须持有某些既定的概念去认识、分类、和理解新闻事件。这种概念可以分为类别纲目（classification scheme ）和事件「脚本」（script），它们可以具有符号表述的实体形态。新闻从业人员通过套用它们而理顺复杂纷纭的新闻事件，这个过程称之为「典型化」（typification），是记者构筑社会现实的方式（Tuchman ，1978；Berger &Luckmann，1966）。从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之关系来说，他们各自也必须有一个能够使他们的交往具有可预测性的、条理清晰的框架，他们就在这个框架内从事交往行为（Sigal ，1973；Tuchman，1978；Gans ，1980；Ericson，Baranak &Chan，1989）。所有这些，无非是说，新闻实践活动是有序而且理性的，这些规范新闻实践活动的概念、纲目、和框架，有些作为法律或法规而固定下来，有些作为行业内成文规范而固定下来，更多的是以行业中「人皆心里有数」的形式存在而发挥作用。
新闻体制指的是这些概念、纲目、和框架，以及由它们所规范的、并不断再生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总和（参考Goffman ，1974）。这个体制是动态的。这些概念、纲目、和框架在新闻实践的活动中得以延续，并且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表现贯穿其中，继而成为体制之基础的特定意识形态，即位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Gitlin，1980）。当某种新闻实践在这一意识形态下被认为是正当的，它便得以重复出现，逐步成为习以为常或天经地义的「常规型」新闻实践，这时，统治意识形态得以在实践活动中再生，实现它的「霸权」（hegemony，见Gramsci，1971；Gitlin ，1979；1980）。（2）霸权并非由统治阶层强制推行，而是在统治阶层掌握统治机构（apparatus ）的前提条件下由全社会参与构筑并重构（reconstruct ）的思维、话语、和行为范式。中国大陆「命令型新闻体制」，由于有中共的「既定新闻观念」作基础，有一整套「常规型」新闻实践或原则，它曾经在中国大陆具有这种「霸权」的地位。在这里，所谓「既定新闻观念」就是「命令型体制」所内含并体现的符号表述，而这些新闻观念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则是这一体制下的「象征资源」。
贰、「鸟笼」中象征资源的杂生与变异
「命令型新闻体制」的「霸权」还有另外一个表现，这就是，它垄断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象征资源。当外来的符号与象征表述出现时，它能够排斥或「驯化」（domesticate ），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自己的「霸权」地位。（3）所谓象征资源，指的是那些新闻从业人员在某一特定新闻体制下，用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概念、类别纲目、和阐释框架（Pan ，1996；Appadurai，1981；Giddens，1984）。确立这一概念的起始假设之一是，行为主体（agents）有意识地构筑自己的行为，为了这一构筑的目的，主体采用特定的、通过不同的符号（sign）或象征（symbol）形式表现的概念或框架。这些概念、纲目、或框架具有意识（cognitive ）层面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存在，因为它们通过主体的活动和互动而体现其社会的存在，并在社会现实中再生，同时，它们又成为主体之行为生长和变异的沃土，因此，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它们具有资源的意义（参见Leach ，1976；Lincoln，1989）。
象征资源既可以来自本土，也可以从外引进。象征资源是活生生的，它通过主体的活动而体现；同时，由于主体的能动作用，使主体活动具有此时此地的具体和创新层面（Giddens，1984）。通过这种具体化和创新，它们的成份不断孳生、繁衍、和更新。因此，作为新闻改革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的活动和这些活动的符号表述层面，就成为理解大陆新闻改革的社会和文化涵义的理想切入点。
对于大陆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最重要的象征资源是占「霸权」地位的「命令型体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清扫，这一体制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唯一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新的、与「命令型」体制不兼容的一些符号表述，开始被引进中国大陆，尤其是「传播」和「信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概念（见李良荣，1995）。与这些引进的符号表述几乎同时迸发的是一些这些年来经久不衰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在「命令型体制」下一些已经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基本原则，如新闻的「党性」、新闻的非商品性、新闻的「本质真实性」等（童兵，1994；Cheek ，1989；Gan，1994），这些争论又与引进的符号表述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相当积累的「替换」（alternative ）象征资源，与原有体制下的象征资源不同。第一，传统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新闻实践原则和概念、纲目、及框架，不再具有「自然」的形态，它们的正当性受到了怀疑；第二，据此形成的「常规型」实践活动不再「适应」新闻对象变化的现实，开发新的「非常规型」活动成为必需。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两点就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新闻改革的基本意义。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具有「意识形态对抗」（ideological opposition）式的替换象征体系。事实上，在「新闻改革」的标签下所展开的一些举措，和由此形成的「替换」符号与象征表述，是在一个限区内形成的。譬如，新闻媒介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点是不能讨论的，连被认为比较开放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也喜谈新闻工具作为党的「喉舌」（袁清明，1996；胡耀邦，1985），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主管宣传的官员就此又一再强调（江泽民，1993）。受此制约，另一条不可讨论的原则是新闻媒介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袁清明，1996）。在实际操作上，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对新闻媒介的宏观规范与管理机制中的最主要成分，其它如行政管理和法制管理等都只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途径，或为此目的而增加的一些「适合商品经济条件的现代化管理」的机制（刘建民，1991；梁衡，1992；李良荣，1995），因此，「新闻改革」所提供的，是一个允许不同符号艰难生长的「鸟笼」式大环境。（4）事实上，当「四个坚持」被定为「四项基本原则」时，中国大陆改革的「鸟笼」就已成型了，新闻改革的各种象征资源就滋生于这样的「鸟笼」内。
在这个大环境内，「既定新闻观念」的象征表述仍然占主导地位，外来的或新起的象征表述不可能直接与之对抗，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以磨去「意识形态对抗」的棱角，缩短与「主导意识形态」的距离，但是在一迎一拒之间，它们也直接渗透「既定新闻观念」，改变一些原有象征表述的内涵，结果就出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概念及其表述。譬如，虽然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中国大陆当前极为活跃的政治词汇，同时也是对新闻从业人员最有用的专业词汇，原因在于它们是开放型「文本」（open text ），它们经常与「党的新闻事业」、「办好党报」、「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出现，相互映照──吊诡的是它们也经常出现于新闻从业人员论证其「非常规型」实践活动的话语中。与此同时，这些概念的范畴具有变异极大的内涵和边缘，一些被用来表述具体的改革举措的概念和词汇，譬如「转轨」、「新闻的商品性」、「舆论监督」等，有时与这些政治词汇同时使用，相互注释，而在不同的场合下，这些「改革型」概念和词汇又常常被认为太敏感，因此「不宜使用」或「不宜强调」。
在这样充满矛盾和似是而非的状态下，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发掘和构筑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一种符号性或象征性空间，以展开他们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Pan ，1996）。但是，由于定义这一空间的变量很多，在其中活动的可预测性较低，尤其对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显示出意义的活动来说，新闻从业人员的「非常规型」实践行为往往具有「随机应变」（improvisation）的特点，这些行为也往往被赋予多义性，可以通过现有的符号表述其正当性的论证。由于环境的这些特点，新闻从业人员也必须熟悉运用象征资源，以多种表述方式为自己开拓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又保护自己。是否广泛掌握象征资源以及对之运用自如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新闻媒介单位或新闻从业人员个人的活动空间。
参、田野调查过程
为了比较具体地表现新闻从业人员如何运用各种象征资源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下面，我将介绍我于1995年上半年起在大陆某大城市（以下称为A 城）所做的田野调查的一些资料。我采用了ethnographic方法，重点考察这个城市的几家主要报纸的运作。我用中央／地方、党的机关报／非党机关报／非机关报这两个向面，将报纸划分为六类。在这个调查中，我选了六家机关报作为调查对象，其中两家的调查是95年上半年完成的，另外四家的调查现在还在继续。我在这里要介绍的资料，主要来自前两家报社（分别称为报纸X 和Y ），其它补充资料来自我在另外四家报纸的访问和与A 城记者的广泛交谈。（5）
资料来自我的观察、我访问某家报社的经过、我与新闻从业人员的交谈、我与他们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或他们要求我做的事情所展开的讨论。因为在田野调查中，我本人作为行为的主体，与我观察的对象之间存在符号表述与象征资源的交流，观察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与我的访问对象共同构筑我所理解的大陆新闻改革面貌的过程，因此，我在下面采用的，是Geertz（1973）所说的「厚重描述」（thick description ）的表述方法，目的是通过社会科学概念的中介，在描述中阐释新闻改革中具体活动的意义，而不是提供「客观的」因果解释。
肆、象征资源的积累和流动
象征资源的沉积与流动，通过的是人际交往的中介。中国大陆的新闻从业人员是这种网络的天然构筑者，他们大多耳听八方，相互「结网」，形成一个联系很密切的圈子。在这个有着130多家报纸的城市里，他们彼此相互了解很多。同时，他们又各自往外「结网」，在各自的关系网中包括了政府官员以及实业界、学术界、和演艺界等各界人士。由于自己大学期间的专业训练，我一回到这一城市，也成为有些新闻从业人士的关系网中的一环。
在这样的网络内，有些记者、编辑被人称为「A 城名记」、「噱头」、或「大腕儿」。这都是些什么人呢？用不了多久，我就发现，这些人有相当清晰的特征：他们往往都处于30岁到45岁左右这一年龄层，大多有大学毕业或研究生的学历，基本上都配备了BP机或大哥大，基本上都在学开车或者已经自己有车，还有些出门有其它人替他们开车，他们中最常出现的专业方面的话题不外乎是「赞助」、「项目」、「合作」，非专业话题不外乎是买车、买计算机、学打网球或保龄球，他们还经常在星级饭店的大堂或咖啡厅里消磨很多时间，时为1995年。
这些当然只是表面现象。当我一开始观察到这些表象时，我很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因为我无法确定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工作，觉得他们都似乎生活在泡沫之中。逐渐地，我了解到了一些不那么表面的特征：这些人经常有报刊编辑追随其后索求「赐稿」，而且他们能得到的稿费往往远高于每千字60元的平均水平；他们中有些人还会有大公司或私营企业家追随其后，请求他们撰写公关或传记之类的文字；还有一些已写出了大量很有影响的长篇报导（如特写、通讯、报告文学、或书之类），被认为是很「能写」的人。我曾问一位记者：「你认为目前一个好的记者的最主要标志是什么？」她答：「能写。能写出有分量的东西。」但是，这位记者朋友在介绍其它我应当访问的新闻从业人员时，经常用「这人干得挺「火」」这一表述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关注某人。对「能写」与「火」这样两个不同的评价，我不免有些困惑：「可是，并不是所有很「火」的记者都能写啊？」她解释道：「是。有些人很能折腾。」很明显地，那些「大腕儿」都比较能折腾。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能折腾呢？他们折腾些什么呢？从我的田野调查中，我观察到至少这些人都具有信息灵和脑子灵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善于积累和应用各种不同的象征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构造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实践。
1、广结善缘
「腕级记者」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交际广泛，可以说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底层平民，从实业界的「大款」，到学术界的专家，他们都有来往，并且能用之所长以为己之所需。这样的关系网为他们提供了范围广泛、内容庞杂的信息和符号表述。同时，他们也十分饥渴地扩大自己的联络网，丰富自己象征资源，在这方面他们往往非常主动，而他们本身已有的关系网又为他们扩展联络范围提供了优势条件。我从自己的田野调查之始就被卷入了我的调查对象的联络网内。
当时，我在某大学的一个研究所访问。我发现，在这个研究所每两周一次的「纯学术」讲座会上，时时会有一些来自报社的年轻记者。有一次轮到我讲自己的研究，讲座完后，一位年轻人趋前与我搭讪，他递上的名片显示，他是我正要访问的报纸X 的记者。据他说，他在该校获取了硕士学位，现在在报社负责问卷调查专版，由于工作原因，也因为个人的兴趣，他经常往学校跑，平均每周一到二次。他的目的是「保持联系」，「请教学者们问卷调查的一些问题」，或者「请他们为我们写稿子」，还有是在学校的浴室「洗澡」。他要与我谈的是问卷调查数据如何分析、表述的技术性问题，「因为」，他说：「我听了您刚才的讲座，觉得您对这个很内行。」我便乘机向他表示了到他所在报社做调查的意愿。
两周后，他给我打来电话，邀我到报社去一趟，说他已经同他的部主任和主编联络好了。到了报社，见到了他所在部负责问卷调查版的主任，这也是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他劈头就说：「潘老师，我们需要您帮助我们做一个市场调查。」很显然，他们知道我之所需，也很敏锐地看清了我之所长，并且决定利用这一点，要从我这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想，这大概是他们经常采用的扩大关系网的方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需要我帮忙的内容。报社正在酝酿要出晨报，即将现在的上午十点钟报纸上报摊改为早晨六点或七点上报摊（6），但是，他们在这一设想付诸实施前，需要「最准确的市场信息」，这已经完全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方式了。此后三周，我经常往该报社跑，与报社的问卷调查人士和发行部门负责人商讨问卷、数据分析、以及晨报市场开发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很清晰地显示，「命令型体制」的从上而下模式已不再成为新闻实践的唯一基础，报社的人士，包括记者、编辑，都十分关注受众需要和市场变化，他们也经常运用这些概念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等，来论证他们的某些活动的正当性。
未曾想到，当我访问报纸Y 时，报社的总编辑和社长对我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虽然说这是一家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过去五年里，报纸发行量直线下降，到了95年只有27万份，广告收入也十分有限，94年只有300多万元，95年的广告承包给一家广告公司，承包额只有850万元，整个报纸只能略有盈余，完全谈不上积累资金、改善报社工作环境。两位老总提出的问题很明确：在确定下年度计划前，他们希望知道应当怎么确认该报的市场定位？他们应当怎样才能把报社的经营搞上去？他们认为我有研究的能力，又了解西方国家媒介的状况，一定能给他们提供些「宝贵意见和建议」。他们还提出：要我与一位某大学的市场研究专家一道为该报社做一个企业诊断式的调查研究。
由于这个机会，我得以多次与两位老总交谈，探讨报业市场和在他们特定的位置办报的苦衷。交谈中，一个贯穿的主题是如何才能打破传统「机关报」的办报模式。我了解到，该报面临的是众多同类型小报对它传统读者群的蚕食，加上主管部门的严密看管，很多新闻不能在该报出现，虽然，该报有着该报新闻报导所侧重行业最佳的记者和编辑，而这些记者和编辑与该行业的各方人士关系密切，消息来源也很多，因此，该行业的绝大多数新闻都由该报的记者所得，问题是他们得到之后，往往给那些与该报竞争的小报写稿，使得这些「机关报」上被禁的新闻在那里被「炒」得火热。看起来，该报的问题之症结在于它作为「机关报」正在贴补和培养与之竞争的小报。
这家报纸所面临的现象在A 城的报业相当普遍。报纸Y 的总编辑感慨地对我说，「我们有些记者在外面很「火」，在报社内却不显山露水。」不少「腕级记者」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在本报社也许并不受重用，甚至有的会被领导认为「太难缠」，但是，他们在外面却打得开局面，经常给别的出版物写稿，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请他们写公关一类的文章或书籍。有位被称为「A 城名记」的记者很自豪地跟我说：「我现在是300块钱一千字，多一个字都不写。」
这一类新闻从业人员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外面关系多，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如果这种关系网属于「记者」与「新闻来源」之间的关系，那么建立和巩固这样的关系网就属于「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Gans（1980）和Fishman （1980）通过在美国的田野研究显示，掌握大量的「新闻来源」是记者在同行中建立自己地位的重要基础，这在A 城记者们当中也是如此。但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大陆新闻从业人员的关系网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关系联结了很多「非常规型」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是当前情况下新闻生产的一部分，譬如，得到给自己所编版面的赞助或广告，而这种「赞助」活动又与刊载或撰写关于赞助者的公关稿件有关；向别的报刊提供稿件，有时是为了避开自己所在新闻媒介对稿件的审禁，有时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稿酬作为额外收入，还有时是为完成互惠原则所期望的付出。因此，这里所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Tuchman （1978）所定义的「事实性网络」（net of facticity）的范畴，它掺杂了经纪人（agent ）和客户（client）型的关系。这种职业关系的扩张，是「非常规型」新闻实践活动类型延展的一部分。
2、知己知彼
我的有些访问对象对自己掌握不同于「正统」的象征资源，也有清醒的自我了解，这一点很符合Giddens （1984）所说，社会行为主体具有反思（reflexivity ）特征，具有话语和实践的意识（discursive and practical consiousness ）。这是对「社会行为主体」的理论确定。
报纸X 一位很有点名气的年轻记者跟我说，他的很多同事都在二十几到三十岁左右，他们上大学时正是八十年代后半期，用他的话来说，他们经历的是「西方思想和理论潮水般的涌入」，很多人认为，当时是大陆改革以来最开放的时期。因此，他说，「我们的知识结构与年纪大些的人很不一样，包括像您这样的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在我们的词汇里，你们属于「革命老前辈」。我们不会按照老的方式办事，坦率地说，我们不会认为传统的方式是天经地义的。我喜欢尝试不同的事情和方式，这正是党要做的，不是吗？改革嘛。我们这个年龄段（层，编者注）的人处于改革的前沿」。
这些如此具有「自我意识」的年轻新闻从业人员也与他们的前辈们有相当不同的职业道路。四、五十岁左右的新闻记者当中，很多人具有在基层从事「业余通讯员」或「宣传干事」之类工作的经验，还有些是从事党或团的政治工作的干部，他们当中很多人更难将「自然化」了的「党的宣传事业」这一新闻工作模式「非自然化」，面对着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非常规型」的实践活动，他们的看法也更肤浅或矛盾。譬如，报纸X 的一位「腕级」年轻编辑这么回答我关于「有偿新闻」的提问：
「有偿新闻」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譬如，韩国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就领取报酬，比我们多得多；美国的名记者给人做场演讲也收很高的费。你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现象。但是，在A 城，你听不到人家说的现象是，像我们这样的小报的记者反而对有报酬的公关活动比较少有兴趣，因为我们觉着不值得。我们也是有职业道德的人，干嘛为一、两百块钱丢面子？但是，如果你每月从报社也就领取千儿八百钱，参加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挣两百，那就是大事儿。所以，要我说啊，杜绝「有偿新闻」的最有效办法还是让你的报纸提高经济效益，让你的记者工资高些。
这段话与官方或者是某些更年长的新闻界人士对「有偿新闻」的评价和分析很不一样，虽然说，这位年轻编辑并没有用什么理论词汇，但是他所表述的却是体制分析的意念。相比较而言，那些更反映官方意图的分析则比较单一，多着重道德上的谴责，甚至将「有偿新闻」归结为「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吴海民，1994），缺乏对「体制转轨」过程的动态因素的运用（参见胡耀邦，1985）。
很多这些「腕级人物」还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现存「命令型体制」和「市场管理机制」并存所造成的矛盾。譬如，报纸Y 的一位高级编辑在访问中说：「（主管单位）一方面要限制我们的编采业务，一方面又要我们成为赢利的企业，还要每年上交10%的利润。这怎么可能？」报纸X 的前总编辑曾对他的记者、编辑说：「宣传管理新闻，这是现实。不要存什么幻想。」
但是，更重要的是，很多「能折腾」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够看到这两者之间能够相互容纳的狭窄空间，并且善用这一空间，将之转换为自己的资源。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是主张「打擦边球」，就是说，要「贴着政策限制的边缘走」，有明文规定的，要把赋予新闻从业人员或媒介组织活动天地的「政策」「用足」；没有明文规定的，除了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外，假设不存在限制，加以利用，直到上面有人发话或有明文规定时为止。「打擦边球」自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譬如说，报纸Y 的一位记者发了一篇属于批评性稿件，主管单位的某一领导对该稿很不满意，明令不准该记者再采访原「线」（beat）的新闻，报社不得不将其安排到总编室值夜班。
另一种主张是在「安全」的空间里把新闻做足，就是说，充分挖掘和体现新闻价值，而且在做法上要体现本报的性质和地位，具体的表现就往往成为新闻表现手段的创新。譬如报纸X 开辟了定期的公众调查（最近又称为「精确新闻」）专版，每一期都刊有「编辑人语」，声称「用科学的方法观察社会」。这个版的特点很突出地反映了主体对「替换」象征资源的运用。首先，负责该版的编辑们都不是新闻专业毕业，更没有「业余通讯员」或「宣传干部」之类的工作经历，而是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熟悉量化分析的方法；其次，他们看中了市场调查、舆论调查业的发展，很多新起公司需要创名声，愿与媒体合作，因此稿源充足；第三，他们也揣摩到了读者对所谓「科学的」量化数据所持的神秘感和信任感，在这上面可以大做文章。在该报的一份内部发行的业务交流杂志上，该版一位编辑撰文宣称：他办该版的目的，就是要用科学方法将新闻报导与事实和客观性拉得更近一些。由此可见他们从事这些实践时清醒的思考。
同时，这些专版的主题都在意识形态的「安全地带」内，譬如，「初为人父的体验」、「（本城）人都在读什么书」、「生死观」等。大约正因为如此，该版的一位编辑告诉我，以「报中报」形象出现的新闻出版署机关报「新闻出版报」，称这一专版是大陆新闻实践方面的一个创举。该报还先后推出过其它一些创新，如「图片新闻」、「体验新闻」等，参与这些创新的一位年轻编辑在回答我关于他工作中的自主程度的问题时自豪地宣称，「我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他同时也说，「自然，我们都知道有些题目是根本不能碰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碰那些题目，我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在新闻表现手段上创新，现在可以报导的范围已经足够我吸引读者了。」
「没有必要」是我在调查中时常听到的话，都是指不去碰「危险地带」，而且新闻从业人员都对我声称他们知道这个「度」在什么地方，虽然没有人能够很精确地将其陈述出来。有位部主任级的编辑说：「六四之后，我们也觉得工作好做了，因为记者们都不愿意捅漏子，而且会自觉地把握这个「度」，审稿变得很容易。」在我今年访问的四家报纸中，有一位资深编辑说：「政治第一，传播第二；宣传第一，新闻第二。这是我国新闻界的现实，初入新闻界的人一定要完全体会这一点。」
报纸X 的一位年轻但是已经在新闻界干了五、六年的编辑跟我说：「我们总结出一条，办报就是要使「二老」满意：老干部和老百姓。」表面看来，这话反映出的新闻实践似乎并没有超出8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传播学者Judy Polumbaum（1990）就描述了她访问的中国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对由于必须「服务两个主人」而形成的冲突表示不满。但是，很多新闻从业人员现在已经不再对两者可能的矛盾耿耿于怀，他们比80年代后期更容易寓于他们已经获得的活动空间。譬如说，在我所访问的唯一一家党机关报，一位编辑这么说：「这报纸是党的机关报，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我们只是为他们工作，我们当然要听他们的，这才是正常的。」而那位跟我说「二老满意」的编辑却不同，当我问他如果这「二老」的兴趣和喜好有冲突时怎么办时，他沉吟片刻后说：「当然听老百姓的，因为我们报纸和其它一些报纸不一样，我们是要上摊的，不使老百姓满意并且喜欢，人家就不买你的报纸。」可见，从Polumbaum做田野调查的1987年到1995年，变化还是有的。
尽管记者、编辑都自称很会把握什么可报导、应当怎么报导这个「度」，他们还是经常遇到触礁的时候，而这往往来自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因素。譬如，我今年访问的一家报纸曾经刊登了一篇稿件，报导一宗某高级知识分子偷税漏税的案件，这篇报导的采写经过部主任定题和主管副总编的批准，采用的是「常规型」程序。但是，报导出来后，上级宣传部门的某位领导认为这样的报导有刺激知识分子的危险，它得以刊登，足见报社有关人士判断失误，要求有关人士写检查。部主任于是汇集参与编采的人员一起写检查，他们边写边骂这位领导，同时也抱怨副总编不为他们顶着，但是，检查还是写了，有关人士也没有因此遇到进一步的麻烦。其它一些记者、编辑也对我谈到过类似的现象，说这实际上没啥，因为只要不触犯「禁区」，遇到这类的麻烦，写个检查也就完事了，不会有太大的后果。当然，这时，也有些人很钦羡报纸X 的前任总编，因为他总是在出这类问题时自己兜揽，自己写检查，好让下面的记者、编辑不背包袱或受束缚。
有些「腕级记者」善于将这种限制变为机会。有些机关报受主管单位的严格控制，很多具有很高新闻价值的稿件过不了审查关，很多时候，采写这些新闻的记者就会将稿子转向其它媒介，有时用自己的真名，若题目太敏感，他们就采用假名。对于这些记者本人来说，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有助于提高专业上的名声，又可以挣得更高的稿费。对于报业机构来说，这种做法也开辟了行政控制之外报业整合的渠道：印刷媒介近几年有了急剧增长，开辟了很大的空间需要作者来填充，而一些传统的「机关报」却因为受新闻出版署对它们版面数量的限制而每天只能出8到16版，没有地盘来消化自己的记者、编辑采写的稿件。新闻或特写稿件的外流，一方面避免了在控制较严的「机关报」可能出现的矛盾激化，又在社会层面更充分利用了新闻采写的力量，培植了新起报纸。应当说，这也是继Polumbaum 的研究后出现的新变化。
3、博采众家
象征资源的积累必然需要广泛的接触，这是「广结善缘」的意义。但是，广泛接触并不局限于这些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也并不像「广结善缘」这个概念所表现的那么不具有方向性。同时，新闻从业人士象征资源的开掘，也远远超出了明确「可为」与「不可为」的空间界限，并据此确定自己的实践内容和形式。事实上，象征资源的挖掘和使用具有很明确的方向性，至少在1995年和报纸总编辑或社长以下的人员们当中，这就是「引进」和「发掘」。引进指的是利用境外，主要是西方的概念和表述形式；发掘指的是在内部环境内的创造。（7）
「引进」是当前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最为醒目的扩展象征资源的方式。大陆学者李良荣（1995）撰文总结新闻改革十五年时声称，从1983年到1986年，新闻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引进的概念与「老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形成了「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全国性争论」。这一争论虽然仍然在继续，但是，李良荣认为「信息」概念的引入导致了三大变化：媒介结构的变化，即大批以提供「纯信息」为主的媒介之出现；媒介内容构成的变化，即「纯信息的新闻」（解读为较少意识形态宣传的新闻）逐步在各新闻媒介占重要地位；及「新闻报导模式」的变化，即新闻表现形式更突出「信息量大」和「新闻价值高」的特点。应当补充的一点是，「信息」概念的引进对于恢复媒介广告、并为媒介刊载广告的「正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凡是熟悉大陆新闻界这十几年变化的人都能体会到，「传播」、「传播媒介」、和「大众媒介」这类概念经历了首先由学者们非官方地使用，到被主管宣传的人士指责为「不符合新闻的党性原则」、「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到成为官方可以接受的通用词汇这一历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引进的艰难和广泛（参见袁清明，1996）。
我在访问中遇到了很多广泛引用外来的词汇和概念的例子。报纸Y 的总编辑和社长与我谈到如何办好该行业「机关报」的时候，不时引用他们访问前苏联及东欧诸国参观类似行业报纸的情况，感慨那些国家不再有「机关报」这样的局限。他们也经常以羡慕而又不解的语气谈到美国没有类似的行业报纸，法国虽有，但是那张报纸经营很好，只是不知有何奥妙。可以看出，他们当时访问法国时，很有可能像很多「取经」式的官员出访，准备不足，不具备基本的概念，因此不知看什么、问什么。
尽管如此，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对外面的事情充满了好奇，有些还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譬如我前面引用的报纸X 的那位记者对有偿新闻的看法，很明显，他对国外这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至少，我知道他所讲的美国名记者的事情是真有其事，他只是不一定知道Sam Donaldson等人的名字；我从其它渠道也了解到他所讲的韩国记者出席记者招待会领取报酬之事也至少是曾经有的。
有一次在报纸X ，我与几位记者和发行科的负责人讨论他们所需要的市场调查的问卷事宜，其中一位副总编问我：「现在你对我们报社也有了相当的了解，根据你对美国报纸的了解，你认为我们的报纸最像哪一家美国报纸？」当他听我说要去美国时，当即要求我从一些美国报社找一些他们介绍自己报纸的小册子和向广告商推销报纸的介绍材料来做参考，并且十分明确地说：「请你找些城市的地方报纸，因为我们同他们可能共性更多些。」
我曾问该报社的另一位记者他的理想型报纸是什么样的，他反问我：「你指的是在理想中的还是在现实中的？」我答：「两者都谈谈吧。」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现实中，我的理想型报纸就是我们报纸，因为它比A 城其它报纸都具有新闻纸的特征。理想中的嘛，我希望是《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的某种综合，我希望有《纽约时报》的权威性，又希望有《今日美国》的广泛诉求和视觉趋势。」
象征资源的开发形式并不局限于观念上的改变和话语内容的改变，它也直接涉及新闻实践的形式。在报纸X ，这一点表现尤其突出。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所谓「精确新闻」、「体验新闻」、和「视觉新闻」专版，显示这些专版的编辑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新的报导角度、报导题材、和报导形式。我在该报社访问时，有一日，专版编辑拿了当天的报纸给我看，特意指出每周这一日刊登「精确新闻」的那一版，这一天的专版是「体验新闻」版，在「我们报导自己的体验…」的大题目下，刊有几篇日记形式的短小文章，配以记者在新闻现场的照片，内容是这些记者在报摊卖报、商场售货的见闻。这位编辑自豪告诉我：「这是我出的一个新招，体验新闻。我是要将人类学的方法引进新闻报导。你不是用这种方法做研究吗？为什么我不能用它来采写新闻呢？」我们于是开始了他称之为新闻报导手段的讨论。他对我说：美国报纸经常刊登根据问卷调查写出的新闻报导。我声辩说，我没见过他们给这种形式以频繁的定期版面。他很高兴：「我们就是要比他们做得好。」接着，他又对我讲起受到西方记者的「调查式新闻」（investigative reporting ）和「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启发而产生了「体验新闻」的想法，并且很自豪地说，他的背景是社会学和人口学，因此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是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所不具备的。
办专版成为报纸X 不断创新、以新的面目取胜报刊零售摊点的绝招。在他们自己组织写的公关材料里，他们自豪地声称：报纸是商品，因此，一家报纸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有自己的「名牌」。这种「创名牌」的想法，成为在内部环境开掘象征资源，并将其转换为实践活动的基础，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缓解组织的边界之禁锢作用。譬如，他们采用「版面承包」的方法办起了汽车和计算机专版。这些专版每周一期，每期八版，分别承包给某公司，报社自己的编辑只是在「口径」和文字上把关，承包的公司每年缴纳报社若干费用，在报社编辑的协助下，自己组织题目和稿件，自己拉广告。结果是这几个专版成为「报中报」，它们的市场诉求点很明确：那些教育和收入程度相当高的、符合所谓「中产阶级」特征的年轻读者。这种做法给报社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implications）更在于它将报纸与报业之外的经济组织联接到了办报这一点上，创立了一种新的组织之间的关系。
报纸X 另一种办专版的方法是联合报社外面的「社会力量」，包括一些「体制外」的力量，开辟专门版面。最为突出的是「书评」专版，为之供稿的人有学术单位的年轻人，还有些是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的、新起的「自由撰稿人」。这些新闻实践上的「新招」自然都具有「非常规型」的特点，与我在前面所讲的「广结善缘」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的是新闻实践观念上的「非正统」形态，也起着更进一步混杂各种不同象征资源的作用。
伍、象征资源的运用：话语管理
象征资源的重要，不仅在于促进了新闻实践形态的开拓，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社会，又是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行业，象征资源的开发是形成新的新闻实践形态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它还成为在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为「非常规型」实践形态「正名」所必需，这是个完整的过程，即「非常规型」实践和新的「常规型」实践的「构筑」（construction）过程（见Lincoln ，1989）。所谓「正名」，在这里指的是通过话语（discourse ）的形式，对某一实践作出正当性的论证（justification ），也可以说是联接某一实践活动的「原理」（rationale ）与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因此，这种「构筑」实践的过程具有理性的特点，这里指的理性特点即是说新闻从业人员作为社会行为的主体，能够认识到现有体制内的张力和冲突，认识到官方和非官方话语的相互渗透和冲突，并且掌握通过构筑不同的「阐释纲目」（interpretive scheme ）以「管理」自己的话语空间的技能，从而将这些张力和冲突所内含的能量转向利于他们的「非常规」实践活动的方向。在Giddens（1984，pp.5-14）的理论范畴，正是这些特点定义了社会行为主体的「可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
我所有的访问对象都很清楚他们行走在狭窄的小道上，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通过策略性「管理」他们的话语，他们会大大提高在这一小道上行走的「安全系数」。我在报纸X 第一天的经历就将这一点展出来了。当时，在我的informant 的引导下，我见到了该报新任总编，他刚从该报主管单位的宣传部调任总编辑不久。在回答他关于我访问该报社的目的时，我很坦诚地说：我希望观察并理解新闻记者们在「体制转轨」时期如何从事他们的日常业务。当时，「体制转轨」是一个广为使用的术语，特指改革，但是，它比「改革」要强很多，在某些人那里，这个词自然表示了对当前改革性质的看法或期望，但是，绝大多数人将它用得很随意，也很宽泛，我当时正是在随意和宽泛地使用这个词。不料，总编辑突然提高嗓门打断了我的话：「谁说有体制转轨？我们这里不存在！我们仍然坚持的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体制！」
走出总编办公室后，当时在场的一位副总编特意追出来，向我拱手致歉，希望我改日再造访。我的informant （该报编辑）也一再向我道歉，说总编这等「非礼」，实属「体制转轨」这个词太敏感，而又出自我这个具有相当西方化特征的「生人」之口。在此之前，我在A 城新闻界的朋友已经警告过我，要我在访问记者或报社时，千万不要透露我留学国外、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背景，问题不在于这一背景会使受访者退避三舍，而是说我会得不到真实情况。我想这位总编也就是在「演释」（act out ）他的角色，自觉地运用了在他所理解的这一场合下适合的「阐释纲目」。
我的这一理解后来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报纸X 的一位资深编辑这么跟我解释该报总编的「非礼」之举：「请别介意，我们必须相当小心，因为好多西方记者在他们的报导中直呼我们是「反政府」报纸。」另一位资深编辑跟我说的话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我们是小报，需要生存的空间。当我们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谁也不理我们，当我们「火」了之后，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弄得我们很难运作。」
这种对话语表述的注重，直接反映了新闻实践与至今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命令型新闻体制」之间的张力。在我从事田野调查期间，报纸的「市场化」是当时新闻改革的中心议题（李良荣，1995；童兵，1993；陈怀林＆黄煜，1996）。在私下的交谈中，新闻从业人员趋向于以「实用对抗」（pragmatic opposition）的话语来表述「市场化」与「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关系，认为市场需求与党的意识形态垄断是两个对立的力量，它们之间的张力是在改革时期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是改革，两者就都必须满足，这一点的通俗话语表述就是前面所引的「二老满意」。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对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之性质的表述和在这两者中向某一头倾斜却有很大不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话语能量和冲击力，偶尔甚至会流露出某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倾向。正是由于有这种「二元」的概念关系和这种不同的具体场景下的话语构筑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阐释纲目」。
在报纸Y ，一位部主任级的编辑说：「新闻改革如何搞？我们不清楚，上面也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走向市场，否则没有出路。」这位编辑继续对新闻改革中的所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原则表示不满，认为这实际上是造成对报纸编辑方针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与使报纸成为赢利企业之间的矛盾，说主管单位采用的是「强盗逻辑」。他说：因为我们是XX的机关报，是XX的喉舌，得按他们的精神去做。他们搞出的是机关报面孔，很难突破。我觉得我们的领导、编委会，他们首先要对XX负责，所以办出的报纸首先要让XX满意。比如说上面有一个什么会议，不管是哪个部门来个电话说我们要登，就得赶快登，不登不行，总编也很为难。……要我们当他们的喉舌，为他们宣传，他们讲什么，我们登什么，反而我们给他们钱，上哪儿去说？现在报纸也是市场经济呀！
这种矛盾和如何调解这种矛盾，也出现在党的机关报。有一天，在我一位身为广告学教授的朋友家，我遇到了另一位朋友，他当时是某党的机关报的负责人。他造访这位广告专家的目的是希望探讨该报增加广告收入的策略。我问你：「你们这么一家具有垄断地位的党报也面临竞争吗？」他正经地跟我说：「党报也面临其它报纸的竞争。我们现在是享受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但是，如果我们不走上市场，我们就没有动力推动我们提高报纸质量，我们的发行就上不去，我们的广告收入就上不去。发行上不去，你怎么说它是一份有影响的党的机关报呢？」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新闻从业人员的话语就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时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市场化」与「宣传」或「喉舌」观念及词汇交互使用，似乎二者是兼容的。前面所引的党机关报负责人的话，已经表示他似乎找到了「兼容」点，这就是党的政策或「口径」铆定报纸的意识形态「定位」，而市场帮助推动报纸提高其读者诉求的力量。所谓「意识形态定位」，用一些记者的话来说，就是「把握报纸的方向」，对此，新闻从业人员并无幻想。譬如，报纸X 的前总编辑就要求他的编辑、记者「不要存任何幻想」，因为「宣传管理新闻」。即便是普通记者，也用是否能够「在方向上把握报纸」作为评判总编辑或部主任的重要标准。
在报纸X ，我遇到了表现这种「话语兼容」的更加突出的例子。在该报的内部业务交流杂志上，社长总结该报十多年的历程，宣称在此期间，他们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以教育载体（即报纸及该报社出版的其它几份刊物）为中心，由时事和德育教育网为联接的「教育阵地」；二是将报社作为产业或实业来经营；三是从新闻观念上突破了「传统机关报的框框」。一位作为该报顾问的新闻学教授写道，报纸X 在报摊上卖得「火」，说明读者喜欢这份报纸，但是，「因为报纸毕竟是精神产品，衡量一个精神产品还应有另一个标尺，这就是社会效益。」为衡量报纸X 的社会效益，该教授大力称赞了该报所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其中包括开办「主题教育」专版。所有这些专版都充斥了报社组织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德育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文章，虽说文字活泼、生动，但是内容一望而知，表述的是主导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可以说，报纸X 不但嘴巴上如是说，实质上也取得了以意识形态的「教育」为手段获取经济效益的巨大成功（Pan ，1996）。
这种话语管理是为使「非常规型」新闻实践的正当化。所谓「正当化」，亦可译做「正常化」，用Berger和Luckmann（1966，pp.92-128）的话来说，就是主体在行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中，构筑这些行为在话语表述上具有「客观上可用和主观上正当」的意义之过程，也即是「整合」（integrate ）已经散落在制度的各个部位的意义的过程，这包括了对参与制度过程的各个社会部分的「水平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也包括了对制度过程的各个层次或阶段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它要求对所关注的行为做出「解释」和「明辨」（justification ）。显然，当前新闻改革过程中「常规型」与各种「非常规型」实践的混杂，必须通过话语管理的途径来「整合」，同时，这种「整合」是具体的、场景独特的（situational ）。符号表述的混杂，要求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具有区别具体场景、选择不同的话语表述的能力，以求对某一行为在其特定的场景内达到「整合」，即「正当化」的目的。
从我的调查中，我注意到在1995年的形势下，建立这种「正当化」的不同话语表述所汲取的，是同一个权威象征资源：这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这是象征的，或者说是过去（即历史）作为象征资源（Appadurai ，1981）所赋予的权威。具体来讲，无非是三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路线（李良荣，1995）；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所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童兵，1993）；邓小平关于改革必须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张涛，1992.）由于这三条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威，同时它们又隐含着内在张力，因此，政治气候和话语都会在不同情况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时时在开放与控制之间钟摆式地来回（Chan，1995），这就更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具有敏锐和熟练地驾驭话语的能力。
但是，这里所说的话语管理绝不能等同于Berger与Luckmann（1966）所概括的「意义整合」。不错，话语管理之为用，是为了联接「非常规型」新闻实践与主导意识形态，但更多的是实际运作之必需，具有实用（pragmatic ）的一面；同时，这种话语管理表现并构成了「意识形态对抗」（ideological opposition），这是话语管理的另外一面。在新闻从业人员的话语中，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市场需求与党的意识形态的垄断这种两极之分的概念关系之外，还有明显的新闻从业人员在话语中运用「我们」与「他们」这样的概念，以及对统一「二老满意」的戏谑。
在我后来访问的报社中，有一家非党的机关报。今年三月，该报一个部召开例会，传达报纸编委会的意见。报社各部都有每周一次的例会，传达上面的指示或编委会的要求，谈谈评报的结果。（8）这天，该部的新任副主任传达报社编委会的意见，说A 城将在四、五月份出版一批有关孔繁森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9）有关部门会组织各界观看，希望该部写些稿子。A 城电台要播音乐剧《孔繁森》，因此，五月要组织一个专版。一位记者调侃道：「谁看呀？」副主任答：「没有可读性没关系，要什么可读性？」接下去，副主任继续传达，当他讲完最后一条，与会者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讨论，由于副主任传达的精神中有学习新的《诉讼法》这一条，就听有人在说：「党报就得听共产党的，党是我们的老板，是合法的，就得听老板的，新闻法是不让出来的。」
在此之前的一次例会上，部主任传达了某一位副总编的指示，传达较长，下面是当时一段会议境况的记录：
部主任：「第二，必须关注农村，……」
记者A ：（惨痛表情）「我要下乡了……」
部主任：「农村是很大的市场，要脚踏八荒，……」
记者B ：「听清楚了，要迈开双脚，叭嗒叭嗒……」（双手作双脚走路状）
部主任：「走下农村，记者一定要下乡。」
众记者：「有农村的约稿！……读书读不上，还听戏？……农村文化生活落后，写给谁看？……我明天就下乡，去T 县，行不行？」（10）
很多时候，话语的管理非常细微，需要细心体会。在我后来访问的报社中，有一家是党的机关报，该报的一位部主任教导到该报社实习、实则协助我观察报社的研究生：「我们是政治家办报，而不是报人办报。…如果要进报社，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新闻工作者，否则就不要干新闻工作。」但是，同时，这位资深编辑也说：记者实在是「戴着镣铐跳舞」，新闻改革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本质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编辑的话语游移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外，他对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和意识形态的主导这两种形态的表述都能运用自如，可能他并不看到有矛盾之处，只不过关系到「何时何地」、「具体到什么问题」而已。
偶尔，有些尚年轻的新闻从业人员会把「意识形态对抗」直截地表述出来。譬如，有位年轻记者写的稿子被总编辑「否决」了（记者们的术语是「枪毙」），他跟我说只好转投其它报纸，撞撞运气，并不抱希望，也不愿按上面的意思修改，他说：「我们不能反对他们，至少可以不合作吧。」另一位资深记者却这么向年轻记者传授经验：「你不能等领导来命令你干这干那，你要主动抓题材，要是他命令，这事就死了，你还得按着他的干，还没人看，费力不讨好。你如果主动一些，他只说你是缺什么，等你稿子满了，看他需要的时候，先攒一篇上去，不要让他下了命令。」
陆、结语：新闻改革的构筑
一位资深记者曾跟我说，中国新闻界是个世界上最复杂的机体，值得研究。这话的前半部分很难确定，但是后半部分确实符合我的想法。当前中国大陆新闻界非常吸引人，尤其是我这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其关键就在于它正在变的动态之中。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这一次新闻改革，正如朱立教授（Chu ，1994）所说，比起历史上前几次新闻改革都要持久，涉及的面也更广。据我的观点，这原因就在于这次新闻改革包括了引进和发掘「替换」（alternative ）象征资源的内容，而不是仅仅在「党的新闻事业」这一「既定新闻观念」内从事一些业务方法的改变。就大的体制变动来说，三大步骤确定了目前新闻改革得以展开的政治经济环境：削减甚至是中止政府对媒体组织的财政拨款（行业内的术语叫「断奶」）、1987年重设国家新闻出版署、恢复媒介的广告业务（Pan ，1996）。但是，这三大措施造成的媒介结构和管理机制的变化，尚不是「体制」的「转轨」。同时，在这一大环境下，由于起用了新的新闻传播概念，新闻的内涵和媒介内容的范围以及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构成这些变化的动态因素，是在分析上可以确认并区分开来的所谓「非常规型」新闻实践活动。
但是，从我的调查经历来看，「党的新闻事业」的既定观念及其与此相吻合的「命令型新闻体制」仍然占主导地位，新的、非常规型新闻实践现在仍然具有很强的「随机应变」（improvised，参见Anagnost，1985）的特点，即短视、机会主义、片断、和临时的特点，能够确立这些实践的「正当性」的象征表述，尚必须在主导意识形态的肌体内畸形生存，因此，很难说这些实践能够形成或已经代表了构成某种「体制」的「常规型」实践。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报纸X 总编辑的话：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现在还不能用「体制转轨」来概括。至于用「和平演变」来概括现在的改革，更是大大超越了现在所能观察到的改革现象的范围，带有强烈的对未来大陆新闻体制变化方向的假设。
「替换象征资源」对于新闻改革来说，具有某种「解放」（emancipation）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于，它将某些「命令型新闻体制」的「既定新闻观念」以及构成这一体制的一些实践「非自然化」了，用Berger &Luckmann （1966：62-64）的话来说，它使「命令型」体制的社会现实性与体现这一点的具体社会实践彼此脱离；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由于一些新的观念以及话语表述形式的运用，人们看到了某些传统的新闻观念和实践「已经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一点一旦形成，改变这些观念和实践就具有了「正当性」基础。这是「替换」这一词的第一部分涵义。「替换」象征资源指的是在「霸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外的「新的」或「不同」的观念和话语表述，并与这一意识形态形成某种「对抗」的关系。
但是，如果仅有这一部分，那么象征资源的替换这一概念，就没有表现动态的过程，而只是表现了静态的不同以及相互的矛盾关系。在本文里，「替换」这一概念还指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认识话语场景、运用「替换」象征资源、明辨他们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他们所做的话语管理。在主导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替换」象征资源的运用，必须至少具有与主导意识形态「整合」的表象（appearance），因此，社会主体必须视情况「替换」使用不同的话语表述，并在其中找到「整合」点。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替换」符号表述所带有的「解放」力量被大大减弱，它们所反映的「对抗意识形态」的对抗性被缩小到了最低程度，这实际上是主导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之一，即「驯化」不同的观念及其表述（Gitlin，1980）；第二，主导意识形态内的观念被改变或延展，这些观念之间及其表述之间的相互关系被赋予新的或不同的内容，主导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和内容因此逐渐发生深刻变化。
因此，我在本文中运用「替换」这一概念所要表述是这样一个理论阐释：新闻从业人员是新闻改革实践的主体，他们通过运用可用的（available ）象征资源构筑、阐释、和正当化他们的实践活动，很多这些活动都具有「非常规」的特征，即超出主导意识形态和「命令型体制」的范畴。这些实践本身的构筑，是一个运用象征资源的过程，因为它们首先需要在观念和话语上突破「命令型体制」的框框，并构筑一个社会群体「共享」（shared）意义系统。（11）同时，在「既定新闻观念」和以此为基础的「命令型体制」基本框架不动的前提条件下，任何「非常规」实践活动，都必须出师有名，而且是在「主导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具有「正当性」的「名分」，因此，构筑实践的活动必然具有符号表述的内容，正如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或主体的行为同时都具有表述层面一样（Leach ，1976）。
在这一理论框架内，中国大陆当前的新闻改革应当说是具有「意识形态对抗」性质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它们构筑并代表了一些新的新闻观念和社会关系，所有这些都已经大大超出了「命令型体制」的范畴，可以说是走上了超越这一体制的不归路。但是，这是在将「命令型」体制做静态定义之后而得出的结论，就体制的构成实质内涵来说，「体制」只能在主体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Giddens ，1984），因此，它只能是动态的。如果我们将通过分析主体的实践而抽离出来的「体制」凝固化，并将社会的现实性（social reality）误读为实体的现实性（ontological reality ，见Berger &Luckmann ，1966），我们就会将现在的改革过程看做是白黑转换式「体制转轨」。如果将「体制」看做是动态的过程（Giddens ，1984；Berger &Luckmann，1966），我们就会看到新闻改革中「非常规」新闻实践及其话语表述的构筑和生长，同时也能够「看」到这些实践和话语表述对「命令型新闻体制」所作的解构、构筑、和重构（Lincoln ，1989）。透过这个角度来看新闻改革，它所呈现的并不是建立我们现在已知模式中「市场模式」的过程，而是「命令型体制」与随机应变式的「非常规」实践活动相互渗透的过程，它实际代表了社会变革的一种形态，这种形态的社会变革不是单向面的一个体制取代另一个体制，而是一个多向面、多层次的活动系列，它运行的方向是新的与老的，也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交织与整合，如果用大陆盛行的政治术语说，当前的新闻改革也就是构筑「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媒介体制的过程。
英文摘要
Alternative Symbolic Resources in China's Journalism Reforms
Zhongdang Pan
ABSTRACT
Chinese journalism reforms in the 1990s focused on the issues of "commercialization"and "marketization."Employing concepts developed in the "routine theory，""ideologicalhegemony theor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thispaper analyzes observations from a field study and argues that the sociologicalmeaning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m reforms lies in Chinese journalists utilizingvarious kinds of symbolic resources to deconstruct the journalistic principles andpractices that have been treated as "natural"；under China's "commandist mediasystem"and to construct，interpret，and justify certain non-routine practices.Because the reforms took place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dominant communist ideology，they do not have the known features of "ideological opposition"rather，they representthe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change activities.
注释
我将在后面谈到，毛泽东这话所含的社会变革的形态与我们这里所探讨的新闻改革所代表的社会变革形态很不一样，童兵引用此话，反映了他对新闻改革所代表的社会变革的期望型判断，我在这里转引此话，纯粹是为了通俗地解释「常规型」与「非常规型」活动的含义。回到本文
Hegemony的中文译名现在仍有争议（见陈燕谷，1995），传统的翻译是「霸权」。但是，汉语里「霸权」这个词包含了武力征服和控制的含义。在葛兰西的定义中，hegemony要求有武力和权力设施（apparatus ）的依托，但它指的是在此基础上统治者运用「道德、文化、和哲学领导的方式」达到被统治者对既定社会秩序的自愿认可（willing consent ），使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据此建立的社会秩序被认为是「自然的」或「天经地义」的「常识」（见Gramsci ，1971；Hall ，1982；Gitlin ，1979；Lewis，1992）。回到本文
这种「霸权化」的活动可以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中国大陆的新闻教育是围绕着「培养忠诚党的的宣传战士」这一目的建立的，这种专业训练是维系「命令型新闻体制」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其次，当新闻从业人员面临某特殊新闻事件（如1976年的4？5运动、1989年6？4风波等），无法将其纳入「常规型」实践活动的范畴时，某种「非常规型」活动就会出现以适应特殊的情况。但是，这种「非常规型」活动很快就会由于新闻对象的回复「常态」而失去意义，或者被具有「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所「驯化」而转化为有益于这一意识形态的「常规型」活动（Gitlin，1980）。回到本文
称之为「鸟笼」，既意味着允许一定空间式的大原则控制，同时也意味着这一控制的调整。自从江泽民最近关于「要讲政治」的讲话以来，显然这种控制又进一步强化了，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最近全国报纸总编辑工作会议的主调成为加强「党性」。回到本文
出于保护被访问的报社及其成员的考虑，我决定以「A 城」指代我的田野调查所在的城市，也不陈述任何可能导致辨别这六家报社的数据。需要交代的是，所有这六家报社都是所谓的「机关报」，其中只有一家是某级「党委」的机关报；这六家报纸中，有四家属全国性报纸，因为它们面向全国发行，另两家属于地方性报纸，其中一家正在努力突破地方性小报的局限。所有六家报纸都是日报，其中有两家属于「普通兴趣」（general interest）报纸，另外四家内容上各自侧重某一方面，但是仍然有大量的「普通兴趣」型的内容。对于我田野调查的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Pan （1996）。回到本文
这是一家非党机构的「机关报」，与很多「机关报」不同的是，虽然50%左右的发行是通过传统的邮局订阅渠道，但零售量达50%.零售部分通过邮局办的零售公司，还有部分通过报社自己掌握的「报贩子」，即报纸零售批发商。该人原是报社的雇员，后辞职单干了，但仍然是该报社发行上的一个重要关系，他对该报也具有某种「藕断丝连」的依附。回到本文
此处指的不局限于某一报社的组织，而是相对于「境外」而言。但是，由于实行「经济独立核算」制，一家报社、甚至报社内部的每一个出版物或部门，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因此，从实际操作来说，象征资源的发掘应当是在大气候激发下的组织内部活动。回到本文
所有我到过的报纸都有评报的活动，多的是在报社走廊里张贴出当天的报纸，同事们看了之后可以在上面批注，有的在部一级的例会上作出口头评注。定期的更正式的评报活动主要由部主任和总编辑、副总编辑就前一阶段的报纸作出评判，选出「好新闻」或「好稿件」等，获此称号的记者、编辑有些物质的奖励，譬如「好新闻」奖金。回到本文
孔繁森原是被派往西藏的一位地区行署专门，死在巡视所属地区的路上，被树为「党的好干部」，成为媒介大力宣传的「典型人物」。回到本文
T 县是离A 城最近的郊区县，从A 城市区有直达的公共汽车，有高速公路连接。所谓「共享」，并非一定指在全社会或全行业范围内，而是有可能只在范围有限的与某一具体实践及其形式有关的主体之间。「共享」的广度是通过实践活动开发而得的（cultivated），指的是对有关的实践的相互理解和期待。回到本文
所谓「共享」，并非一定指在全社会或全行业范围内，而是有可能只在范围有限的与某一具体实践及其形式有关的主体之间。「共享」的广度是通过实践活动开发而得的（cultivated），指的是对有关的实践的相互理解和期待。回到本文
参考书目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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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how.nccu.edu.tw/mcr/mcr054/mcr54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