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后中国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声既包括来自政府方面的，也包括来自社会方面的。从政府方面来讲，主要的关注点仍然是经济改革。而从社会方面来讲主要关注的是民主和公平正义和政治改革。但是从实际上来看，政治改革越来越成为政府和社会都关注的问题。中共三中全会之后成立了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分六个小组，分领不同的改革方向，六个小组中其中有四个和政治改革有关。因此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在悄悄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国家与社会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可能已经非常大了，对于改革的方向和内容目前难于找到共识。但尽管如此，实际上政治改革还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样就表明，中国当前的改革有可能是一个深入的大范围的改革，是要和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新媲美的改革，不过从难度上讲，要比以前的改革遇到的困难会多得多。如果真的如此的话，这个改革在中国到底应该怎么搞是个值得关注和认真讨论的问题。
一、重大的改革是由大历史事件推动的
改革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很多，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了许多，例如中国历史中现在经常谈到的商鞅变法和张居正改革等都是，足够写一部改革史。但是从改革本身的发展以及对历史的影响来看，有的改革对历史的影响很大，有的改革名为改革，但是实际上只是一般性的政策和制度调整，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有限。当然，成功的改革不少，但是失败的好像更多。从历史上来看，不只对一个国家，乃至对世界发生重大影响的改革，无论是主要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以及思想上的变革，都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从其发生的原因上看，都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推动的结果，没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动是不可能出现具有历史意义改革的。在西方来讲，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无论是十三世纪英国的大宪章改革，还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都是重大历史事件推动的结果。
当前影响世界重大发展的历史推动力量，主要是全球化的影响。如果认真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可能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这中间经历了无数的重大历史事件，才达到了现在全球化的状态。从最近大约一百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全球化在经济、技术、思想、政治和法律等方面对世界各地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推动世界各地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出现变革的重大历史推动力量。
从经济和贸易上看，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全球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发展，使得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必须改变自己以前的经济和贸易模式，以适合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事件推动之下，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做法，适应了这个历史变化。这个变化推动了世界各地的经济改革。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的历史事件所推动的。
与世界经济变化的同时，世界也出现了全球民主化转型的大变革，毫无问题，这是西方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但是西方的文化能够对全球的政治变化起到如此大的作用，一是表明了西方思想之强大，足以推动和消解其他和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来西方文化的发展是和全球化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实际上，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与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民主相匹配的。那些近年来已经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的后发展国家，之所以选择民主化的道路也同样是要适应国家在经济和贸易上的转型，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这种转型可能是被国际大势所逼迫的，但是从这些国家本身的发展来看，他们接受民主化的道路和思想上的自由实际上也已经成了本身的需要，是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因为民主和自由总体上看对社会和经济有好处，是一个国家人民所要求的。民主给一个国家的人民以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力和个人自由的权力，是对人民有好处的，为什么人民会不要呢？以前人民不要这些，是对民主自由的不认识，一旦认识了和尝试了就一定会要，而且坚持要。当然，从专制政体或者部落和部落联盟很快转型到民主政体，会有许多地方出现不适应的状态，但是这些问题可以一步一步地慢慢修改。这样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转型就造成了一个世界民主化发展的格局，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对过去所存在的拥有独裁政体的政党、王权、贵族、大资本家以及官僚权力的消解和制衡，而使社会的权力在增长。这个民主化的结果受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欢迎，成为普遍的要求，而不再仅仅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要求。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走了几百年，但是近年在加快，现在仍然在继续加速前进。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发展的状态之下，就全世界而言，绝大多数的政府和人民不论真心还是假意，都已经采取自由的观念和民主的制度。虽然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本源来讲民主化是西方的，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遭到许多地方性文化甚至是一些全球性文化（例如宗教）的抵制和反对，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仍然在逐渐发展起来，而且成为世界的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话语。即使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本质上反对民主，但是在口头上也只能承认民主的合法性原则，民主的话语权在国际上越来越强大，目前看不出世界上还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思想观念能够公开地抵制和反对民主。就目前的状态而言，任何反对民主的声音都会让全世界人民包括政府联合起来加以讨伐。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说自己是拥护民主的，支持民主的，想建立民主体制的。这个从全球化的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妖魔，已经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发挥影响，而且从发展的情况来看已经变成了世界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称之为普世价值并不为过，这种说法也只是表明了民主目前的地位和影响而已。这样的一种地位在世界上实际在产生一个重大的推动力量或者是冲击力量，推动世界其它非民主或者民主程度不够的国家实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或者导致产生民主的“革命”。
在当今的社会中，影响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改革的还有另外一个重大历史力量的出现。从上个世纪晚期开始，科技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明，带来世界范围内思想自由广泛的传播和大量信息快速和无限的交流，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变化。中国在古代发明过活字印刷术，对人类思想交流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是真正对人类知识和思想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发明是德国在十五世纪末的时候发明的活字印刷机。印刷机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广泛的思想交流和信息沟通开始变得可能。之后，人类开始不断创造了让人与人之间可以进行更广泛和方便的思想和信息交流的科技发展趋势，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凭借手头的电脑、手机或者其他的工具，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和其它人进行即时交流，发布和传播信息甚至开展活动。一个全世界从来没有产生过的沟通、传播、交流的时代已经诞生。在人们之间信息交流的成本越来越归零的几乎无成本的情况下，在信息技术无所不届的情况下，科技带给人们从来没有过的高度思想自由和活动空间。我们承认人的本性之一就是想要自由，但是人类社会能够真正得到这样充分的自由，正是通过当前科技的发展而实现的。这样的现状，给了普通老百姓从来没有过的影响他人的可能甚至于是从来没有过的权力，这对于世界各国的政府、权力中心、企业老板和官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给了人民以权力，揭开了有权者的面纱，打破了束缚人类发展“旧制度”的封锁，正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在改变着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交往的方式，改变世界各国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公众的参与能力与参与程度，也改变着民主的方式。尽管许多专制国家想尽了各种办法在互联网的应用上阻止本国人得到信息的自由，阻止他们互相交往的自由，但是科技的发展都能使得这些活动归结于失败。世界政治的形态在这种科技力量的冲击下正在发生重组，一些政治制度也在发生变化，旧制度不可避免的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冲击之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进行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以适应这样的变化。如果专制的政治制度仍然想要阻挡这种自由的发展，将会对这种制度本身造成极大冲击，相反，只有那些愿意和能够给他的公民们以自由和民主的权利的政治制度才能够在这样的冲击之下逐渐的改变自己，并适应社会的变化。
以上是简单的谈到了当前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所构成的巨大力量已经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转型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外部条件，这些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想关起门来躲避，已经完全不可能。
从中国国内来看，1976年毛去世之后不久，邓小平掌权，这是导致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毛所统治的将近三十年的中国没有把精力放到发展经济，没有为人民谋福利，而是关闭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并且将精力放到了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纯洁化方面，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产生。这些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使得文革后期，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感到不满意而希望政治变革。所以1976年毛的去世成了一个中国影响改革能够出现的重大国内的历史事件，这个机会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希望出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改革。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符合了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从经济改革的情况来看，这个改革的阻力比较小，形成了全国各个社会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共识，所以改革搞起来比较顺利，而且也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从三十年改革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重新加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进入了世界的主体发展之中，成了一个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为全球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这个经济改革从总体上来看还是成功的。但是改革刚开始所形成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却进展的不顺利，不久由于六四事件的出现而中断。在90年代以后的经济改革中也基本不存在政治改革内容，中国政府对政治改革采取了避讳的态度。
由于实质上避开了政治改革，所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样经济改革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导致各种政治问题的不断出现，尤其是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国家与社会的冲突，这个冲突虽然主要体现在地方，但是所有的根子都是全国性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地方政治越来越紧张，地方政府和地方的精英们勾结起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以牺牲社会为代价，他们抢老百姓的土地房子财产为己有，因此和社会之间发生了巨大冲突。为了控制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地方政府动用警察、司法的力量，甚至还包括黑社会的力量，对社会公众进行打击，这些严重破坏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被破坏，几乎是全局性的，地方的公共资源都被一些地方政府用来控制社会的不满，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于社会全面的压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无法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无法对政府监督批评，也没有权力参与政治过程，这样的一种社会无权的状态使得地方政府越来肆无忌惮，导致贪污腐败横行，黑社会横行。这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出现，使得国家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不仅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紧张。虽然社会不断在互联网上批评或者在地方进行抗议，或者进行上访，或者在各地进行串联，试图联合起来，但是这些行动导致的结果是政府更加大了对社会的镇压和控制的力度，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空前紧张。按理说这样的一种紧张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推动政治改革出现的重大事件，但是由于中国本身并不是个自由与民主国家，而是高度专制集权国家，因此，这种关系所导致的结果是政府越来越想将社会完全控制起来，越来越害怕社会，越来越不给社会自由，反而动用了强大的国家力量使用了大量的政府财政控制压制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对于社会来讲，他们用他们行动已经表明他们想要进行政治改革，希望中国的政治能够变的更加民主、宽容和自由，但是从政府角度却完全相反，他们想要更多集权甚至专政。这样，在经济改革之外，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就完全不存在。从社会来看，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想法比较一致，他们的共识是推动政治改革给社会更多的权力和自由，进行选举改革，开放政治制度给普通群众参与；进行媒体的改革，开放互联网让社会表达意见和监督政府；推动司法改革，给社会更多的公平和自由的司法程序；推动社会体制改革，让社会可以组织起来，表达意见和进行参与。但是在另外一面，包括政府和依附政府的社会精英，例如一些企业家们等，却不这么想，他们想垄断资源、垄断权力和控制社会。这样从一个方面讲，中国国家与社会间的矛盾冲突已经可以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但是由于没有共识，这种力量远远没有成为70年代后期所形成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所出现的那样的重大的国内压力。
这样从总体看，影响下一步中国能否出现重大改革的历史事件已经有很多具备，例如国际上条件已经使得中国人民也要走民主的全球化道路，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但是从国内的条件来看，类似76年以后那样的推动中国改革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没有出现，因此推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邓小平那样的改革开放的重大改革的机会可能还没有到来。虽然这样的机会还没有出现，但是国内的来自社会的政治压力，却完全有可能推动中国出现一个中等以上程度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在内，建立一些相关的制度，以适合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的改革必须是整体性的
对于造成当前国家与社会紧张关系的现象和事实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其实都已经非常清楚，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却南辕北辙，没有多少共识。社会希望用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用政治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就是给更多的权利与人民，让人民用监督政府和参与政治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从政府方面来说，他们想回避政治改革的解决方法，而试图用经济、行政和司法的方法来解决。在经济上，政府可以减低经济增长速度，调整经济结构，这样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上的压力；可以建立公开的土地市场，减少地方掠夺土地的可能；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增加社会的收入；增加民营经济的力量，经济上更加开放等。在司法上，中央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程序的控制，将县级司法审判的权力收到省里，在司法审讯中加大专业化的水平，公开案例，减少审讯中的不公平以达到维护一定的社会正义，这样社会的不满就可以减消一部分。在行政上，可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减少地方的挥霍浪费，这样就可以让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减少，并且可以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勾结，这样也可以减少政府对于社会的掠夺；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不再以GDP为考核标准。这样的改革思路认为，这些经济、司法和行政的改革的一同使用，就可以达到减少和消灭国家和社会间冲突产生的根源，使得社会能够对政府满意，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和消灭冲突产生。从这个改革思路来看，如果达到这样的结果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对国家不满的根源，国家与社会可以和谐相处，实际上也就不要再搞什么扩大社会权力和减少国家权力的政治改革了。这样的一种行政司法加经济改革的思路就成了实际指导目前所谓总体设计或者所谓的顶层设计的基本想法。
这样的改革能够适合社会的需要，真的可以减少和消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吗？实际上当前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除了在地方上的冲突之外，还来源于30多年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社会要求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阶段。社会和国家在不同层面的冲突的加大，一方面产生了社会基层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但是在其它的层面，各种阶层的公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同样在不断的增长。因此，无论是基层的不满，还是参与要求的增长，表明社会是需要一个真正的政治改革，这个改革就是要让社会有权力表达自己的意见，监督政府，参与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进入政府体制，要求政府体制开放。社会不会满足于上面所说的那种改革思路，那种思路究其实质而言只是政策的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实际上还是将社会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排斥在政策制定之外，仍然是让政府决策给社会恩赐，而不是老百姓真正的“当家作主”。
从中国的实际发展来看，中国的改革是要从政治上的极权主义走出来，中国的老百姓要像世界其它国家的老百姓样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要有选择政策的权力，要有选择政府领导人的权力，要有制衡和监督政府官员的权利。这些要求实际上多年来社会已经表达得很清楚，目标也很明确，他们要更多选举权，更多表达意见权力和更多的参与自己周边事务的决策权力。中国老百姓的政治要求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要的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因此，即便政府不愿意搞政治改革，但是老百姓要政治改革，即便政府不愿意或反对民主，中国社会也要走出极权主义，走向民主。在这样情况下，就会形成社会对国家的政治压力，要求政治开放和改革。这种政治压力越是持续，力量就会越来越大，政府越是反对政治改革，社会就越是要，而且如果政府用镇压的办法来对待社会的话，社会的反抗会更加激烈。其实从中国的变化看，十多年来维稳实行的结果是维稳力度越大，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也越大。最近十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因国家维稳的增强而变弱，相反公民社会愈战愈勇、愈强。所以从社会的要求来看，政治改革不是说国家不愿意进行就可以不搞，而实际是社会已经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社会产生的力量是国家想躲避也躲避不了的。因此，如果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改革一味采用回避和绕过去的办法，实际上行不通。即便国家当前的经济行政改革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最终仍然会和社会的政治改革的要求面对面。从中国的发展来看，仅仅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都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想要的是政治改革。
实际上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家想用经济司法行政改革来回避政治改革做法也未必能够成功。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没有实质性变化之前，所谓经济改革好处社会仍然得不到，经济增长的主要利益都分给了利益集团，这是有目共睹事情。大家都很清楚，简单的司法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只能在某些案件上有用，但如果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公平正义不可能站在老百姓一面，不可能站在社会一面。“专业化”的司法程序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司法独立，可能个别案子会公平一些，但总体不能解决问题，尤其是涉及到真正利益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很难希望得到公平的司法判决。行政改革也是这样，当年邓小平也希望用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他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含义是行政改革。他的主要考虑是，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主要是行政体制不顺，政府机构之间协调出现问题，因此要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改变行政上的效能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政治问题。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政府行政效能的提高，使得大量的地方政府被卷入到经济的过程中，他们为了自己利益，用自己手中权力去夺取社会利益，大量的资源被浪费，腐败也越来越盛行，社会和政府的矛盾越来越大。这样的行政改革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政治改革而只讲行政效力改革的失败例子。中国的反腐败也一样，依据目前中国腐败的程度，认为所有官员腐败可能为过，但政府大面积腐败是成立的，如果用西方标准来看，则中国官员的腐败程度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百。因此现在中国如果不在政治上建立反腐败制度，则反腐败无法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看出，历朝历代的反腐败结果反而是越反越腐败。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成功的反腐败必须让社会广泛参加，让社会对政府实行广泛而有效的监督。而要建立这样的有效监督，只能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因此如果要真正反腐败并且有成效，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从中国的情况看，依照目前现状，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不能只停留在经济行政和司法程序上。中国政治改革目标就是要让中国要从极权主义旧体制下走出来。而从极权的旧制度中走出来，仍然有一系列的巨大的改革进程要走，要建立一系列新的制度，既包括经济和社会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从经济制度上讲，中国计划体制已经打破，市场经济也已经在各处出现，但是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来看，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市场经济程度。按照官方的标准讲法，这仍然是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政府控制着大量的经济部门和主要的要素市场。而从政治体制看，在社会的自由方面，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政治自由等都没有实现，仍然停留在极权主义的阶段。中国既没有媒体自由也没有私人媒体，仅仅有的互联网上的自由也经常受政府干预，发表评论的人也往往受到政府的迫害；在结社上政府允许一部分符合他们需要的社会组织进行登记，但绝大多数公民组织不让成立，对他们活动加以阻止，所以结社自由也不存在；在政治自由上不仅反对党不存在，普遍选举也不存在，在仅有的基层选举中政府用各种办法控制和阻止独立候选人的选举，相比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所谓自由选举几乎为零；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也不存在，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标志；在司法上，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司法程序也鲜有公正可言，这也是当前的现实。因此中国改革的所有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其他国家普通老白姓可以有的权利和制度在中国社会也应该存在，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走出极权主义。
三、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策略和方法问题
从中国的改革来看，仍然还有许多巨大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从政治改革来看，其未来的方向，就主要是从扩大社会的政治参与入手，就是要让社会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要有参与周边事务的权利，要有选择自己代表的权利，要有进入政治体制的机会。而进行这样的改革，从力度和范围来看，这些改革的内容可能有的比较小，有的则比较大；有的可以很尖锐，有的也可以很平滑，但是改革的任务很重；可能有个改革成功比较顺利，也可能有的则艰难险阻。但是从总的来看，由于推动深度改革的历史重大事件好像仍然没有出现，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国改革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中国艰难的改革也许才刚刚开始，因此必须关注中国改革，尤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策略问题、战术问题和一般的方法问题。
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从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经验入手，谈些历史上可以借鉴的一些东西，包括改革的目标选择、改革战略的应用、制度的建立、力量的动员等多方面。从国内外的历史来看，有许多的成功和失败的东西是值得中国的政治改革所借鉴的。这里边有重大历史事件推动的影响历史的大变革，也有程度较小的变革，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当前和以后改革的参考。
1．一个国家的崛起要取决于内部变革的程度，这个变革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文化的变革，越是综合的改革越要求改革的深度和宽度，成功的改革涉及到的改革面会非常宽和广，最终会是一场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大转变甚至是一个国家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可能是衡量改革成功的一个标志。成功的变革会导致国家力量的突然涌现，但是潜在的因素会掩盖在成功的后面，最后却导致致命问题的出现，甚至是导致出现国家的危机。从中国的重新“崛起”及对世界的影响来看，这是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大变革。可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也有可能嘎然而止，尤其是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对于中国来讲，所谓的“攻坚”，就是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可能是可怕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成功有可能会带来无法想象的中国对世界的巨大的影响力。
从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来看，它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包括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且都是整体的或者是根本的，用英文是fundamentalchange。这是导致日本成功并迅速崛起的原因。日本的成功变革，使得日本当时在亚洲成为第一强国，世界第五强国。这个“日本模式”为日本举国上下所狂舞，而且也为亚洲各国竞为仿效。当然，这个“日本模式”的成功掩盖了背后的问题，就是这个改革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有的东西学到了，例如军事和经济等；有的东西没有学到手，例如民主。明治维新以后的领导非常了解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因此派出最高级的代表团到国外参观学习，学习的结果是美国和英国的民主没有学到手，倒是学会了与日本国情相近的德国俾斯麦的治国方法，这不是民主，因此最终导致了日本的灾难。日本的民主是战后在美国占领下出现的。由于没有民主，政权内部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没有真正出现，因此日本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军队力量的使用，反而被军方势力左右，导致日本对周边国家的侵略。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戊戌变法向明治维新学习，但是连一点皮毛都没有学到手，最后失败。没有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有皇帝和几个小臣的努力，基本没有重臣的加入，也没有全社会的动员，甚至于没有日本这样的一个社会阶层的动员，例如武士阶层的整体动员。因此中国的这场改革就没有能够发展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大变革，而只是成为一个甲午海战之后的单一的应对战争失败的回应。这种单一的回应没有发展成为明治维新这样的大变革，因此在清政府的改革中，就是只有学习西方的经济和技术，没有办法对旧的制度进行改革，这些旧制度的存在，一直成了清政府发展的阻碍，甚至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下台。
中国当前的这个改革，从经济方面来看，成功很大，重新让中国回到了几个世纪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上的国际领先地位，但是也在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面前进展不大，现在处于止步地位，尤其是在政治改革面前止步。中国被当前在经济上的成功所遮蔽，而没有看到更深更广层面问题的出现，不但已经使当前的改革无法往前发展，而且会使不断出现的问题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甚至造成危机。中国当前的改革仅仅变成了一个经济改革，而且被阻止在经济改革的范畴内，中国上上下下为“中国模式”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世界第二的地位所遮盖，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所在。这样改革的成果，无法给全体社会带来利益，而成了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手中玩物，这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没有好处。这样状况的持续发展，会造成更大的危机，还会威胁到经济改革已经有的成果，甚至造成经济改革的失败。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的不能仅仅是市场经济的改革，还必须要有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大改革，而且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革还必须要彻底，不能浅尝辄止，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没有将民主和法治学到手是非常危险的，在没有民主和法治的情况下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会造成无穷的问题和社会尖锐的对立。
2．一个有很大深度和广度的改革是不可能有预先设计好了的计划，例如顶层设计之类的东西。预先有的设计只能是有限的改革，而大的变革要求领导者不断的应对所发生的变化，并在应对处理发生各类事情的时候，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引导和控制变化的程度和进程，将变革推向前进，最终达到全社会和民族、国家满意，取得改革的成功。这就是改革的领导力。而一个预先制定的设计，只能导致真正的改革无法产生，或者是一开始就限制了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无法应对改革中出现的重大意外和变化。但是没有预先设计并不等于没有目标，因此目标，还有价值是要预先确定的，不然，任何一个改革将无法进行，也无法成功。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具体计划的改革，甚至改革的目标也好像不断在发生变化。但是从明治维新的大势发展来看，却又是一个有目标的改革，这就是让日本学习西方，走富国强兵道路的改革。不管每个明治维新的领袖在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在想什么和怎样处理，都实际上有这么一个隐含的目标在内，因此从整体上看这样的目标应该是存在的。但是在具体的领导人那里，这样的目标也许并不明确。从明治维新领袖们提出的“尊皇攘夷”到“立宪开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目标上的差异，但是隐含着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和价值却是非常明确的。明治维新后十年的巨大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就根本不可能是事先设计好的。就其实际的发展过程来看，明治维新的最终结果是在学习西方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下最后硬行闯关成功的，是应对一个一个不断出现的问题而达到的结果，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结果，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体现了明治维新领导者们的意志、信念和领导力。
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实际上也承认了改革计划的不明确，但是有一个大的方向和目标，或者是共识的存在，就是原来的路不行了，现在要和世界接轨，要改革开放，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富国强兵，但是具体怎样改并不清楚，也曾经探讨了多种做法，甚至于也将政治改革的内容放了进来。其实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是符合改革的一般性做法的。至于现在谈到的顶层设计的改革想法，实际在历史上的大改革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所谓的顶层设计最终会让中国的后续改革无法开始，因为在改革前和改革中不可能有所谓在顶层的共识，也就谈不上什么设计。先设计好了再改，局限性就已经出现，结果或者是设计中就因为利益和想法的不同会夭折，什么也改不了，或者是不想改和在改革进行中会夭折。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就已经中断了，没有走下去，就是没有共识，是利益冲突的结果，这是令人遗憾的。其实，在深水区的改革也同样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是因为水深了，没有办法用传统的方式摸着石头了，就无法改革了，而是要换一种摸石头的方式，要用现代的方式来摸石头，现代的方式也是可以摸到石头的，关键是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是不是有的问题。
3．改革目标是最重要的事情。依据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的要求，改革目标可以有大有小，大的如国家的目标，目标定下，就一步一步向前走，中途推进靠的是改革领导力；而改革目标如果小的话，例如政策目标、制度改革目标等就比较容易实现；价值目标是比较难于实现的目标，实行起来会比较难。因此在改革中，可以将目标告诉公众，以取得公众的支持；也可以将目标隐藏起来，不告诉公众，这是从战略上考虑的，因为告诉了公众，你的改革的敌人也就清楚了，会增加改革的难度，他们会阻碍目标的实现。
前边讲过，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的目标非常清楚，无论遇到什么情况，目标都没有变更。在土耳其凯末尔的改革中，目标也非常清楚，就是要将落后的奥斯曼帝国的体制加以改造，使其走向现代化。改革有几个最主要的国家大目标：改革君主制度为共和国，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改革政教不分的制度为宗教分离的制度，取消国教，建立世俗化的国家和社会。前一个目标是制度改革，包括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等；后一个目标是价值改革，总起来是建立现代化的国家。这两个目标对于土耳其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是改变根本政治制度和根本价值观的改革。毫无疑问，这样改革的反对者会非常的多和强大。依照这样明确的目标，在凯末尔有力的领导下，对于前者，凯末尔采用的是是公开策略，对于后者，他采用隐蔽的策略，一步一步进行的。最终凯末尔取得了成功，产生了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土耳其的这个改革成了一个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改革的成功范例。
中国清朝末年的改革就没有这样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清王朝掌握大权的情况下，君主立宪的制度改革目标根本就不明确，也没有形成统治阶层内部的共识。因此当康有为直接表明要搞君主立宪制的时候，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是立刻所有的保守派都集结起来，将戊戌变法搞垮。在之后的清末立宪改革中，表面上形成了清政府的共识，包括满族贵族在内都赞成君主立宪制，但是在最终的权力拥有者满清皇族手中，还是担心手中权力的丢失，最终导致立宪改革破局。
4．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所有的历史大变革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主题。改革往往是因为要出现革命了，这个制度要被打破了，因此用改革来让社会和政治出现变革，而不是要让革命来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改革总比革命要好，因为革命的过程和所带来的结果可能对社会的伤害要大，因此选择改革而避免革命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在这里，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因此在历史上当一个社会要出现革命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社会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动荡的时候，改革有可能会先行出现，试图用一定限度的变革来避免革命的出现，也就是避免玉石俱焚的结果。所以出现的一个情况是改革如果走在前面，可能会因为改革的结果而使得革命不再出现，并因此而出现改革成功而阻止和避免了革命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结果之下，社会会接受改革而反对革命。从统治阶层来看，当然是愿意出现改革，而避免革命。但是，历史上为什么仍然会有那么多的革命出现了呢？那是因为统治阶层所试图进行的改革因为各种原因而走向失败，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成为革命的替代物，反而成了革命的催化剂，改革的出现和失败最终制造了革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大的改革来说，甚至是生死攸关的。
最近在中国流行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就非常清楚地写出了改革与革命的这种关系。法国大革命起源于路易王朝想回应社会的需要，因此推动了政治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最终失控，不仅没有成为革命的替代物，却反而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催化剂。国王改革的结果造成了激进的雅各宾派上台，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但是雅各宾派的领袖又被更激进的力量送上了断头台，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大革命。在这场混乱的革命造成法国全面失控的情况下，军人发动转变，法国最终又回到了国王的统治下。这样的历史给当前的中国政治改革不用说是带来了阴暗的影响，因为惧怕改革不但没有成为革命的替代物和缓冲剂，却反而成为了催化剂，造成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因此政治改革成了中国的禁忌。
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治维新在改革和革命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器，这个平衡器就是幕府。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时期从政治观念、对外开放意识上的变革观念非常强，比较早就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大势，因此在改革上是走在日本的前面的，在观念上也是走在日本的前面的，即便和组织革命的萨摩及长州藩相比来看，也还是走在前面的。在明治维新中改革最大的政治难点是日本的武士阶层受到皇权思想的影响，提出要推翻幕府，要尊皇，权力回归天皇。这是德川幕府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接受的，因为要尊皇，幕府的统治就要瓦解。在这一点上，对幕府而言，藩国是要革命。但是对于天皇而言，幕府是要改革。因此，日本明治维新改革和革命平衡的结果，是幕府下台，权力回归皇室，德川幕府虽然不得以下台，但是这种下台最终使得日本避免出现一场革命，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功，在日本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实行现代政治。
5．一个国家推动改革，大致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国家面临外部的压力，外界形势的变化促使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改革，如果不改革，就有可能会落后或造成不利的局面，使得国家会面临困境，因此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改变目前的政策或者是制度，才有可能使这个国家脱离困境。还有一种情况是面对内部的压力，不改革会出现革命，特别是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国内要求出现的时候，不改革一定会出现革命，但是改革又几乎可以肯定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这个时候领导人的改革选择会非常的困难。前面的改革相对容易一些，进行政策的调整或者一些制度的变革，就可以减少一些外来压力。但是后边的改革就比较难，会使领导者对改革举棋不定，无法下手。绝对专制的国家在面临这样的压力之下，一般都无法成功的进行改革，而造成制度的崩溃，这是因为社会被绝对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的制度，最容易产生革命；但是在有社会政治参与空间的地方，哪怕空间很小，改革仍然可能成为替代物，并取得成功的。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战败，土耳其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这个时候凯末尔在土耳其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而且都取得了成功，将土耳其带入了现代化的行列，取得了改革的成功。这个改革就是外部世界的变化，导致一个国家的改革。这个改革集中于建立新的国家制度，以适应国际上现代化的变化。凯末尔改革的成功导致了后来一些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等的效仿，出现了穆斯林国家现代化改革的潮流。
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出现的进步主义改革潮流，就是美国政府在一系列的国际和国内问题面前，应对国际和国内的各种要求而进行了不断的政策和制度调整的结果。美国一系列的重要法案、制度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很多以至延续到现在。当然美国能够进行这样深刻的改革是与其本身是民主政体有极大的关联。
其实就中国而言，70－80年代出现的经济改革也是为了应对国际的压力和国内要求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的调整，这个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也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如何面对国内出现的以扩大的政治参与为目的的政治改革确实是许多国家为难的地方。从历史上看，绝对专制的国家由于没有社会参与的任何空间，因此在面对社会强大的挑战目前，很难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往往是改革成为革命的催化剂，一旦参与空间出现，社会会要求不断的扩大参与，而最终使得政府无法应对，不得已而下台。但是从历史上看，如果在一些专制的国家内，对社会的参与没有完全的拒绝，而是保有一定的参与空间和一些参与的制度安排，虽然这样的空间只是地方的、部分的，而不是国家层面的。但是这样的参与制度的存在会使得社会对于这个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部分的认同），而可以避免以后革命的出现。1988年，虽然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下，巴西的反对党工人党在阿雷莱特港市取得了选举的胜利，随后推行了参与式预算的政治改革。这个新型的地方公众对本地的政府预算实行直接参与的办法，扩大了社会公众对本地事务的参与兴趣，并且逐渐认同了这样的制度。因此虽然巴西全国的军政府是非民主的专制统治，但是这样的地方制度改革在后来巴西的民主转型的改革过程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巴西并没有因此产生全面的革命，这个制度保留下来，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发展，成了巴西对世界民主发展的贡献。这个例子表明，面对社会的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用地方和局部改革的办法是可以做的。在这样的意义上讲，法国路易王朝避免改革失败的办法是有的，如果当时将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先放在局部和地方进行，然后再逐步扩大，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有可能会避开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后人应该比前人要聪明一些为好。
6．改革的共识能否出现是一场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特别是对于一场具有广泛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来说都是基本变革的改革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的出现，改革难免会变成一场混乱和革命。在一场变化巨大的改革中能否出现全民的共识，是一个关键。但是共识也不可能是在改革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在改革中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这个共识可能并不是一个所有人认可的共同想法，但是可以是一个沟通渠道，以达到在每个问题上的减少民族、国家、家庭损失的一致点，在这个一致点上达成共识相对要容易一些。在这个一致点下，一些难题可以解决。而从这个一致点出发，才有可能逐步的实现更大范围的共识。好的改革的领导力就是要促使这样的改革共识的出现。如果在改革的开始时因为各种原因形不成共识，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共识，这是因为改革的形势变化会产生利益格局的相应变化，会导致一些利益方改变他们对改革的立场，因势利导，能够达成这样共识的领导力就有可能领导或者引导改革走向成功。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民族主义为导向的，但是开始的时候从藩国和下层武士的共识来说是“尊皇攘夷”，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这种“一致点”最终结果导致出现了“立宪开国”，这样的共识转变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在“尊皇攘夷”下，各种思潮都可以出现，各种解释也都可以，但是最终的实质的民族主义的出现却导致了“立宪开国”共识的出现。这个民族共识的出现最终也让日本不同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政治意识都放弃了和它对抗的立场，从而导致明治维新不断出现了各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大变革。
现在的中国，对于当前的改革该如何向下走，已经没有了共识。没有共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就难于进行。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先从一些“一致点”入手，先将改革推动起来，然后再在这些“一致点”的基础上，逐步的形成共识，这样中国的政治社会改革才可以走下去。其实，这些“一致点”是很多的，例如反对腐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解决政府权力过大问题等，都可以成为这样的“共识”形成前的“一致点”，对于这样的“一致点”支持的力量是非常普遍的。
7．推动改革的战略和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严格说起来，推动一场革命相对容易。进行革命的时候，只要推动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将要打倒的政治力量极端化或妖魔化就会使得革命容易得多。但是，相对来讲，改革就要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要掌握改革的途径、手段和技巧。改革必须进行两面作战，任何一个改革都可能遇到保守和激进两方面的反对，而且理由都很充分，都有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因此在改革上，特别是在大改革上，改革的推动者必须要掌握好改革的步骤。一般来说，改革者会用费边主义的办法推动改革的进行。这种办法就是，第一，改革必须是渐进的；第二，改革可能在总体上力量不够，但是必须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形成多数，使得方案通过；第三，要将反对的势力压到最少数。这样就是要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形成支持改革的态势的出现，一旦形成对改革有力的态势以后，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要用快速的闪电战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拖而不决。
凯末尔在土耳其推动改革的时候，世俗化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凯末尔自己明白，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如果土耳其不实现世俗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现代化的。但是对于土耳其的历史来讲，要实现世俗化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实行了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是国教，哈里发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国家领袖，法律也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宗教也控制了教育和社会。因此，国家的世俗化成了土耳其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由于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巨大影响力和文化传统，土耳其世俗化的改革会遇到很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来自保守派的原教旨主义，也来自激进的世俗派。凯末尔必须在这些强大的反对力量之下实行世俗化的改革。凯末尔用渐进的办法，逐一推行改革。他先是在1922年宣布废除苏丹制，但是保留哈里发制度，稳住了了土耳其的保守派。到1924年3月，大国民议会宣布取消哈里发制度，并且放逐了奥斯曼的王族。1924年4月，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沙利亚法庭。1925年9月，土耳其宣布必须废除一切宗教服饰和装饰，公务人员上班必须穿西服。同年12月，土耳其宣布采用西历，废除原来的历法。1928年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实行土耳其文字的拉丁化，1929年又规定不允许在土耳其公开使用阿拉伯文字。与此同时，凯末尔在土耳其推动新式教育，建立了大量的现代学校。在推进这些改革的时候，都不断的遇到激进和保守的反对，尤其是保守派的反对，但是他坚持了这些改革，用不断的渐进改革的方式，一个一个问题进行连续的改革，最终将一个极为艰难的世俗化改革引向成功。
8．任何国家一场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都需要找到改革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可以是体制内的对改革的支持力量，也可以是体制外对改革的支持力量，可以是社会的不同阶层或阶级，甚至是下层社会，也可以是外来的力量。没有这样的支撑点，任何一场改革都不可能成功。对于一场改变旧制度的改革来讲，支撑点越多当然越好，这样对于改革目标共识的形成就比较容易一些，而且容易形成对于改革的支持力量，支持力量越大当然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
从明治维新来看，明治维新的积极参加者是下层武士、藩国和天皇身边的近臣。对于明治维新的推动，藩国的力量非常重要，尤其是萨摩和长州，以及后来加入的土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明治维新就是一场地方藩国发起的要求中央变革的地方反对中央的改革。地方是一个主要的主导力量。当然，这些藩的藩主的态度是最为关键的。从明治维新来看，另外一个支撑点是下层武士。各个藩国在推动明治维新的时候，都启用了下层武士作为主要的力量，而实际上，在当时幕末的格局中，武士阶层受到的冲击最大，也最容易加入“尊皇攘夷”的倒幕活动中来。明治维新另外的一个主要支持力量是来自于天皇的近臣，他们当然希望日本的权力可以从幕府手中回到天皇手里来。在幕末的变局中，他们所起到的作用很大。在明治维新的活动中，基本上看不到下层社会的活动，农民等下层社会人员对幕末政治很不满意，到处是社会的起义和冲动，这有可能是明治维新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政府要改革，但是这些社会下层人士没有直接参加明治维新的活动，他们或者是对这个改革兴趣不大，或者是无法直接介入。
对于这一点，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们也必须要加以关注，没有支撑点的改革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的成功，来源于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改革共识，所有的阶层，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干部，都支持改革；反对改革的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是绝对的少数。但是对当前的中国改革来看，问题就非常的多。尤其是我们谈政治改革的时候，改革的支撑点就很难了。事实上，从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来看，支持政治改革的社会力量主要是社会的下层，即在当前的发展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主要社会群体，和一些支持他们呼吁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社会精英，即企业家们和统治阶层的干部群体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对政治改革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想改革。这样政治改革的支撑点就很少，而且在实际上，目前的改革又不让支持政治改革的社会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参加，因此中国的改革有可能成为精英之间的游戏，他们只对经济改革有兴趣。这样，支持政治改革的支撑点就更少了，而且也被排斥在改革的进程之外。
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了解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上，明治维新是中国戊戌变法的一个范式，激励了现代化道路上早年的中国改革家们。很遗憾，中国清末模仿明治维新的改革没有成功，从而中国走上了另外一个道路，成就了民国的革命。在当前的改革开放中，中国也要学习其它国家的先进的经验，尤其是历史的经验。
9．任何一个改革都一定会出现改革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是改革前的制度或者是利益格局的受益者，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这些反对改革的人是这些利益的代表人。改革会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失，所以他们反对改革。这些改革的反对者们如果是处在权力的核心地位，甚至是拥有最终的权力，则改革难于成功。成功的改革是改革者们要让这些人从反对改革变成支持改革，这样改革可以成功，如果达不到这点，则改革难于成功。在许多情况下，有可能其它的利益集团最终同意了改革，但是仍然可能有最核心的一些利益集团担心改革后的结果，而无法接受改革，而会坚持到底，无法同意和支持改革，而最终使改革失败，而往往发生的事情是不只改革会失败，而且这些利益集团甚至是政府、政权会随着改革的失败而失败。成功的改革在于如何将这些反对者转变为支持者，收买、赎买、晓以利害、谈判等都是可以的。从历史上看，一些绝对专制政权和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者是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特别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一般来看就是失败。
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是德川幕府在最终的关头放弃了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幕府不专制，而是因为在幕府之上还有名义上的更大的权威日本天皇，而天皇想拿回在幕府手中的权力，因此幕府是不得已放弃了权力，从而导致了明治维新的出现。但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清朝末年在建立立宪政府改革的最终关头，出现了皇族内阁的局面，这表明了立宪改革的最终反对者是掌握清朝政府最终大权的皇族，他们在最后的时机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愿意放弃权力，所以最终的政治改革失败并导致革命的出现。其实，从明末的历史来看也是如此。明末张居正改革的失败也是因为皇权势力的最终反对而招致的失败，不久明朝即灭亡。从国外来看，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法国的路易王朝，也都想搞政治改革，但是最终这些绝对的专制君主都搞不成改革。搞不成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政府中的权力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利益的原因，而最终使得他们哪怕玉石俱焚也不在权力上让步，而导致改革失败以至自己灭亡，这样的例子世界历史上有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