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邓小平照常和吴晗打牌的时间背景

关于文革前夕中央的政治形态，有一个说法流传甚广，邓小平在吴晗挨批后照常和吴晗打牌。此说见诸多种文章与书籍，其中邓榕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对此有较为具体的叙述，应具权威性。邓榕书中说：

（姚文元）“这篇批判文章于上海发表后，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不明就里，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父亲作为总书记，对批判吴晗很不赞同，当彭真对他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他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你告诉教授，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

父亲照常和吴晗打牌，并对吴晗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

父亲不赞成这种批判，他劝慰吴晗，想保吴晗，却没想到，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脱离了正常轨道。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不得已让北京各报进行了转载。”

根据书中叙述逻辑，邓小平“照常和吴晗打牌”的时间应是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不久，在11月下旬北京转载姚文之前的事。

查《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65年11月1日——12月7日，邓小平赴四川、贵州、云南，考察三线建设情况；12月8日——15日出席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12月17日回到北京。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即批吴晗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邓小平此前十天即离开了北京，此后又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远在西南视察与上海开会。在姚文发表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邓小平一直不在京城，他是如何与吴晗打牌的呢？

在交通发达的现代，我们可以想到的一种可能是，邓小平西南视察期间牌兴大发，利用传递文件的飞机接送吴晗，将吴接至驻地，尽兴之后，再送回北京。这种可能性理论上可能存在，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不大相称，且据《吴晗传》作者苏双碧在《我在文化革命初期》一文中透露，吴晗被姚文元点名批判后不久“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如此，在受到监视的状态下，这种飞机接送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微乎其微，而不大可能了。

那么，是否书中混淆了时间，照常和吴打牌是在12月17日邓小平从上海会议返回北京之后的事情？这种可能性更小。因为此时距姚文发表已有四十多天，国家政局发生了急遽变化，一方面中央高层矛盾愈趋尖锐复杂状，杨尚昆被贬，罗瑞卿垮台，邓小平返回北京受命继续组织落实上海会议后续工作——批判罗瑞卿，另一方面，随着11月底与12月初《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北京主要报刊转载姚文，全国掀起批《海瑞罢官》浪潮，吴晗处境十分艰难。这样的情境下，邓小平断难有此闲情逸致，邀朋聚友，坐庄开叫；退一步，就算忙中偷闲，聊发牌兴，也断难一如既往邀请吴晗做客邓府，说出“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这番明显不合时宜的话来。

无论时间安排还是时局考量，邓小平在吴晗挨批后照常和吴打牌这一说法存在明显漏洞，经不起推敲，让人大可感到疑惑。但邓小平爱打牌，与吴晗打牌，却是人所共知的历史故实，我们也相信，在吴晗处境不顺时，邓小平邀其打牌并好言相慰，以作鼓励，确有其事，不可能杜撰虚构，无中生有。那么，此事唯一可能发生的时间，当是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前，而不是之后。

众所周知，吴晗《海瑞罢官》创作并上演于1960年，江青1962年观看后认为此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有严重问题，乃向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等提出要进行批判，却没有响应。但人们有所不知的是，1964年毛泽东出于文化领域大力开展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政治考量，将吴晗的《海瑞罢官》列入到了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党委，而北京市委闻风而动组织撰写了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中央最高层觉得批判的时机未到而未允发表（李筠：“我所知道的‘三家村’”）。这就意味着吴晗的政治境遇由此而开始悄然发生微妙变化。同据《我在文化革命初期》，上面拟批吴晗一事惊动周恩来，周亲自过问吴晗，《海瑞罢官》究竟为何，有无影射问题，吴晗断然予以否认。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前的事情。

可见，从1964年到姚文发表之前，批《海瑞罢官》已是风生水起，中央高层已现传闻，吴晗业已面临一种随时可能挨批的危机。只不过在具体的批判文章面世之前，没人知道所批内容与性质，也就不曾想到它会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大潮，当然更不会想到它是导致一场史无前例的国家灾难的前奏，包括邓小平这些久经沙场的政治高手，充其量也不过视其为建国以来文学艺术领域司空见惯的一般性政治批判而已。

正是因为当批《海瑞罢官》还是一种传说，一种风闻，处在一种可能性时，人们还不清楚具体的批判内容与性质，只是将其视为与常规批判并无二致的一般性批判，邓小平才视若等闲，不以为然，没把它当成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照常邀吴打牌，并说出“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的鼓励与安慰话。当批《海瑞罢官》成为全国潮势，邓小平到了上海会议上完全清楚此中的毛泽东背景，其后不久毛泽东更公开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邓小平会逆风而动，罔顾形势，力挺吴晗牌友？此外，从邓小平的言谈，他对彭真所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却不言姚文如何如何，也透出消息，暗示着说话的时间背景。

所以，我们断定，邓小平照常和吴晗打牌，此事发生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前，时间大约在64年毛泽东批发39个《文学艺术资料》、北京市委组织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之后与65年11月前之间，而不是姚文发表之后。

表面看起来，邓小平照常和吴晗打牌，无论是在姚文发表之前还是之后，没有区别，无甚紧要，并不影响邓小平不赞同批吴的基本态度，但将其置于文革前夕中央政治这一大的历史格局背景，之前与之后，就有了不同的历史意味，固有的历史叙述将因此而改变。一直以来，关于此节历史，官史的叙述，是姚文发表前中央对批《海瑞罢官》不知其情。明确邓小平照常和吴晗打牌的时间背景发生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之前，对官史历史叙述无疑是一解构，再加上毛泽东1964年就表示批《海瑞罢官》，北京市委闻风而动已组织撰写了批吴文章，更颠覆了一个传统说法，毛泽东授意江青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瞒过中央政治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既然毛泽东将《海瑞罢官》已列入可供批判的资料之中，批发各级党委，这就意味着他昭告了党内，表明了态度，那么，其后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就其行为本身而言，很难说是瞒过中央；既然周、邓对批《海瑞罢官》早就知晓其事，那就不能说中央事先不知其情，中央所不知者只是批判的内容与性质而已。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和一些文章、书籍所以叙述不清，有可能是记忆之误，以讹传讹。但也不排除有的是移花接木，有意混淆，除显示邓小平对姚文元文章不以为然的政治态度，意在迎合姚文发表前中央对批《海瑞罢官》不知情的官史话语。

201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