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做老大，对中国更有利

一般认为中美矛盾与冲突在于老大与老二之争，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讲与其说是在试图对抗美国，或者说与美国竞争，不如说是在尽量避免对抗，避免冲突，以谋求自身继续能够和平发展的机会，这更加符合中国的战略意图，也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100多年前美国刚刚开始崛起，那时对美国来讲与英国的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军事与政治命运与英国纠缠在一起，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塑造了美国得以生存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如何选择与英国的关系，决定美国崛起的成败与崛起的代价。对此，美国的选择是将幼稚的美国经济融入英国的体系之中，认为尽管英国是当时所有国家中能够给美国造成最大危害的国家，但是与它为伴，美国整个世界都不必害怕。尽管英国傲慢自大，野心勃勃，但是它是一个更为安全的伙伴。100多年后对于中国来讲面临的问题也许与那时的美国一样，只是当时的英美关系变成了现在的美中关系。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外交的主轴是韬光养晦，那么目前中国外交越来越倾向于如何形成自己的外交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无疑中国外交正在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不仅适合于自己，而且也有利于周边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是，无论是过去来还是现在，美国依然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对于中国来讲如果没有生产制造业和贸易，那么中国永远不会繁荣。如果不与美国达成某种安排，中国就永远不会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中国如何用最小的风险，最小的代价适应这种需要？而最好的解决方法无疑是主张不对抗，不冲突，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倡导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逻辑。历史证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是一对矛盾，这往往引发冲突与战争。目前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依然是以美国为核心，以美国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从经济上讲，中国关心贸易机会的获得，关心控制国际经济体系对国内秩序的影响。从政治上讲，中国考虑美国是否以有益于中国的方式行使权力，或者至少不能强加不可接受的风险与成本。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考虑，如果与美国的利益冲突导致战争，中国怎么办？当然，随着美国自身的衰退，中国也越来越多的考虑美国是否能够维持这一体系，如果美国失败了，中国应该做些什么。

尽管一直以来美国口口声声说美国重返亚洲，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事实上美国的目的就是想把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回到第一岛链之内，同时通过TPP在经济上将中国排挤出去。另外在钓鱼岛，黄岩岛以及南海等问题上美国试图挑起争端，置中国于不义和孤立的困境。但是美国迄今苦于无计可施，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于挑衅，中国采取有理有节的坚决反制，但是坚持不打第一枪，所以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另一方面，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不对抗，不冲突，倡导与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国家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以及共同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命运共同体。再有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已经紧密相连，所以亚太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既是威胁，但更是机遇。显然美国打的是中国威胁论这张牌，而中国出的是中国机遇论这张牌。

历史上大国崛起有两种模式，一是军事强国，二是经济强国。前者难免会把国家引向冲突和战争，后者则可以以扩大贸易和用商业互利原则取代战争的零和游戏，达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目的。显而易见，贸易的重要性决定了中国自身安全利益的定义，一种商业性的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本质。无论是中国引进来还是目前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构想，都可以说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又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引进来是融入世界体系，走出去则是推动世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基础都是全球化。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那么现在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推动者。进入21世纪经济效益和国家雄心将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推动力，并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利益和安全依然是决定国家行为的首要准则，另一方面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势而动？答案是明确的，对此如美国布热津斯基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时代已经启动，一个主导性的力量除了执行一项真正体现全球主义精神，内涵和范围的外交政策之外，将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