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颜银根，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一、中国城市化滞后与贸易顺差相关：一个新的发现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联动关系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结构关系。正确判断这一结构关系，认清其成因、影响及其发展规律，对于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联动关系有两种表现：平衡联动与不平衡联动。前者是指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增长，后者又分为两类：较高工业化的增长没有带动城市人口的同步增长即城市化滞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即过度城市化。

尽管仍然存在一些争论，中国存在滞后城市化，即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工业化的水平成为但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多数学者的共识。[1]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为20.6%，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尽管2010年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的城镇化率为51%，但以能够在城镇里享受公共服务的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计算的中国城镇化率为35%[2]；与此同时，1982年的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为32%，2010年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为63%[3]。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的差距与非农户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差距从1982年的6.5个百分点扩大到28个百分点。而关于中国滞后城市化的主流解释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4]第二，中国的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以及行政性指令等限制了人口的流动，[5]第三，中国的工业具有弱质特性以及“乡镇企业”造成农民离土不离乡，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就业作用没有得以发挥。[6]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坚信制度改革将起到“药到病除”和“立竿见影”的效果，政府似有试图通过激进的制度安排和超前的目标设计，迅速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及匹配的制度导致城市化滞后成立的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复存在以及户籍、土地等制度的逐步放松，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应该逐步缩小而非扩大。从结构或制度层面显然不能对滞后城市化做出全面的解释。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人口流动也大幅增强、工业化弱质并不明显，但中国的滞后城市化没有减弱。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开放几乎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领域都有所渗透。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10%左右，出口增加值更是达到GDP的20%、工业增长的40%左右。不可否认，国际市场的外部需求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在城市里就业的低技术农民工工资长期停滞在较低的水平，以至于难以在城市里生活。尽管“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城市化”或者“国家贸易对城市化有着负向的影响”在一些文献中已经有所涉及，但相关研究并没有考察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产品及服务对国外市场的出口等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关系的影响。[7]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关系，与产品及服务对国外市场的出口的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当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时，第一，工业企业用尽量低的价格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及服务部门就业，导致工业化快速发展；第二，由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从而使产品和服务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国际市场，确保工业化快速发展。第三，大量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因较低的工资而无法在城市长期居住和消费，进而导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第四，工业化快速增长，而真正意义上城市化增长缓慢，进而导致城市化滞后，导致大量农民工出现。

二、城市化、工业化与贸易差额：国际经验实证

那么，在开放体系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关系与本国的贸易顺差紧密关联，仅仅是中国的个案，还是一个更为一般化的命题呢？为了能够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梳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相关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两者时序联动关系，以及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供给和对外贸易的状况。

整体而言，滞后城市化的国家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特征。由于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试图通过外部需求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如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印度等。以英国为例，延续三百多年的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的无业贫民，加之19世纪人口的爆发增长，英国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化相对较为滞后。18世纪下半叶，大批手工业者的破产，使得英国劳动力市场非技术工人供过于求，滞后城市化加剧。据英国经济史学家A.Maddison估算，1550年至1849年期间英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年均增速只有0.13%，远低于同期英国GDP的增长速度。[8]，工资长期不变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过剩。尽管英国的非农增加值比例与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十分接近，但在工业化起步和工业革命初期，非农就业人口比率与城市化比率之差竟高达31%—33%。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期伴随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是贸易顺差，从1816-1930年，英国城市化加速阶段中贸易顺差年份为106年次，逆差为9年次，1931-1947，逆差为14次，顺差为0，其后贸易逆差年份大于顺差。[9]可见，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外部需求即出口导向成为英国滞后城市化的关键解释因素。

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完成的国家，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在工业化进程中贸易收支相对较为均衡，比较典型的是美国。美国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初，完成于1890-1920年期间，整个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3.5%-4.0%。美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同样持续高速增长，从1890年的450万上升至1920年的1.14亿。但是，这期间美国的劳动力则供不应求。证据之一：实际工资出现快速上升。根据推算：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美国工人工资年均增长率达1.0%-1.2%。[10]证据之二：这期间英国等欧洲居民大量移民北美地区。自1830年取消移民入境限制后，1861-1914年，海外迁徙美国的移民达2700万人。即便如此，美国的人口密度也只是从19世纪初的1.6人/每平方英里增加到1890年7.5人/每平方英里。尽管西部大开发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但贸易保护关税在1816-1936年的百余年中一直是美国工业化的基本国策。整体而言，美国的进出口比例都比较低且处在基本平衡的状态，大多数时期表现为“消极贸易”（见表1）。[11]美国城市化率在1790年时为5.1%，1890年时为30%，1920年提高到了51.2%，1960年进一步提高到69.7%，2010年则高达82.1%。美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所以得以同步推进，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1）虽然美国是开放经济，但外部需求对美国经济影响较小，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以高关税保护下活跃的广阔国内市场为增长动力；（2）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相对较为短缺，西进运动吸纳了海外移民的主体，从农村移民至城市的工人工资上涨幅度相对较高，尤其是来自技术创新对熟练技工的高需求。

超前城市化的国家则具有出口初级产品和进口制成品的经济特征。这些国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形成的收入购买国外的制成品。首先，那些依靠出口初级产品获取较高收入的家庭，居住在城市里，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利用收入直接购买国外制成品，另一方面，利用收入购买当地的产品和服务；其次，那些为较高收入家庭的提供私人服务的家庭，通过服务获取收入，可以居住在城市，同样一方面购买外国产品和当地私人服务；再次，那些为服务高收入家庭的家庭提供服务的家庭获取收入，也可以居住在城市，同样一方面购买外国产品和当地私人服务，尽管后者的收入从而在城市里生活的状态不能和前者相比较。这些国家在没有相应的工业产品生产（即工业化）供应在城市里服务和居住消费的情况下，人口可以通过购买国外产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里生活，从而导致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服务业先于制造业发展，城市化超前以拉美、中东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为代表。截止2000年，拉美城市人口的比重已占地区总人口的78%，但工业人口的比重却不超过35%。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路径相对较为独特，本国的工业化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但城市化发展迅速。本国工业化发展缓慢可以归结于这样几个原因：（1）资源丰裕，地广人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没有能够促使这些国家发展资源密集型产品并出口，相反，这些国家采用更加粗放的方式即出口初级产品，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促成“消费型”的城市化。[12]但初级产品吸纳劳动力有限，从而本国的工业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2）二战前，欧洲大量富余阶层的移民，将外部需求变为内部需求。相对富裕的城市化人口刺激了工业品消费需求（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增加，由于本国相关没有相关产业，从而本国进口增加、工业被摧毁；（3）二战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政策以发展本国的工业，但长期的贸易保护使得本国的工业竞争力相对较弱，本国的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外部需求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太大影响。尽管拉美的工业化发展缓慢，但拉美的城市化发展却极为迅速。原因包括：（1）大量富裕欧洲移民的流入促使本国的城市建设更加迅速；（2）长期的贸易保护并没有促进本国工业极大的发展，但引起本国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市场化的自由流动制度，以及城乡收入的差异以及城乡基础实施的巨大差异，没有实现非农就业的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导致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同样，中东、非洲等国也是一种缺乏工业化的城市化。

资料来源：《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3卷）、《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7卷）、《BritishEconomicGrowth1688-1959》、《AmericanEconomicHistory》、《ProductionandProductivityinServiceIndustries》、《The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以及《PatternsofJapaneseEconomicDevelopment:AQuantitativeAppraisal》，作者整理加工。[13]

Chenery等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观察发现，就业结构与城市化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并指出：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品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14]而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一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关系，即城市化是超前、同步或者滞后于工业化，不仅与外部需求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与劳动力供求状况直接相关。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发现当一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时，大量外部需求（贸易顺差）通常伴随着该国的滞后城市化。在开放体系下，尽管城市化与工业化长期内是趋向同步的。但在不同的前提、背景和时期，城市化滞后、超前或者同步于工业化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滞后城市化逐渐扩大又逐渐缩小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由自由市场力量作用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后进国家而言，如果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后进国家则可以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以及国际市场而加速本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当前，中国一方面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市场，使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推进，这势必导致贸易顺差和滞后城市化并存。从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当工业规模足够大时，劳动力将出现短缺，刘易斯第一拐点将会到来，工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成为可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将逐步缩小。进一步地工业化势必造成劳动力的稀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将逐步提升到与工人同等的水平。此时，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农业的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释放更多农业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当农业和非农产业效率及收益相等，城乡实现一体和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在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后，城市化与工业化将自动同步。

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关系中，人为的提升城市化可以带来城市化率的提高，但也有可能造成“过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只会带来更多的失业和贫民窟的出现，拉美国家为此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城市化之所有滞后是因为本国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上涨极为缓慢，没有办法满足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会不断快速上涨，从而城市化率能够有显著的提升。滞后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我们需要尊重这样的规律。当然，在滞后城市化的处理方面，中央政府也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推进城市化的加速。通过本文的研究，启示我们：

当前中国城乡分割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的确加剧了城市化滞后工业化，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能够使得城乡区域要素充分自由流动，让自由市场发挥配置生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必需清醒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并不存在平衡联动即为合理的价值判断，制度也不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唯一原因。如果仅仅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归结为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分割），矫枉过正，采取为所有在城市的居民提供完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行政干预措施，将农民进城，而不是由市场选择让那些有技能能长期就业的居民逐渐迁居到来，不仅这些家庭难以维持未来的生计，政府也难以支撑不断扩大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的供给，中国也许会面临落入城市化陷阱的风险。因此，政府需要谨慎：

第一，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也将服从于开放体系下，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关系的发展演变规律，即便没有制度约束，需要将经历一个从小到大再到小的过程。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平衡联动需要时间逐步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在前文的研究中我们也提到，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初始禀赋方面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些转移农村劳动力应该逐步的“市民化”。

第二，要通过改革创造制度环境，让市场发挥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健康发展的环境，建立人口、资金、土地在空间自由流动的制度规则体系，让人口实现空间选择的偏好显露。居民根据自身能力和偏好，自由选择其家庭在不同区位的生活和就业组合，但制度改革并可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

第三，促进城市化，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关键是通过强化教育、促进创新来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城市经济规模化和多样化发展，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诱发城市化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和一元化；

第四，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就业是新型城镇化核心的核心。未来户籍改革和社会保障建设政策设计必须以稳定的就业为准绳。不管是实行居住证制度或是其他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让市场选择那些有技能且能够长期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率先转移，而非采用全覆盖的制度。必需将就业和社会保障并行考虑，一个家庭其户主只有在城市里具有一定时期的稳定就业，才有资格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第五，矫枉过正制度改革和不切实的目标设计，将使城市化进程扭曲和社会发展的曲折。如果通过制度安排行程租金，为了加快城市化速度和提升城市化比例，通过所谓“制度创新”设计租金，让所有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口能够得到同等的更多的政府补贴，势必导致没有生活在城市能力的家庭涌向城市，不仅这些家庭难以维持私人支出的生计，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为其提供公共服务。而在没有城乡生产率接近的基础，设计输出城乡均等的制度体系，不仅难以实现而且阻碍城市化发展，同时也会带来低效率、不公平的问题。

注释：

[1]D.YoungandH.Deng，“Urbanisation,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sationinChina,1952-91，”UrbanStudies,vol.35，no.9,1998,pp.1439-1455；叶裕民：《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J.V.Henderson，“UrbanizationinChina:PolicyIssuesandOptions，”mimeo，BrownUniversityandNBER，2009.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属于平行城市化的关系。甚至一些研究指出，中国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存在隐性超城市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983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告》，2012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2011。

[4]陈亚军、刘晓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1996年6期；陈斌开、林毅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01期。

[5]陆铭、向宽虎、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世界经济》，2011年06期。

[6]叶裕民：《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5期；叶裕民：《工业化弱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济障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2期；郑艳婷、刘盛和、陈田：《试论半城市化现象及其特征——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地理研究》，2003年06期。

[7]R.L.MoomawandA.M.Shatter，“Urbaniz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ABiastowardLargeCities?”JournalofUrbanEconomics，vol.40，no.1，1996，pp.13-37；章元、万广华：《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来自亚洲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11期。

[8]A.Maddison,“TheWorldEconomy:HistoricalStatistics”.OECD.,2003

[9]熊芳：《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国际比较——基于跨时贸易视角的分析》，《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1期。

[10]罗伯特·A·马戈，《19世纪的劳动力》，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3卷），高德步、王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61页。

[11]罗伯特·E.科普西，《1800-1913年的美国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著，《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3卷），高德步、王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87页。

[12]D.Gollin，R.JedwabandD.Vollrath，“UrbanizationwithandwithoutIndustrialization，”mimeo，OxfordUniversity，2013.

[13]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著，《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3卷），高德步、王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英)波斯坦、哈巴库克著，《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7卷），王春法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2004。

[14]H.B.Chenery，M.SyrquinandH.Elkingto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