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交互分析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在西方社会工作领域运用较为广泛。本文旨在系统介绍该理论模式，从其理论基础出发重点分析该模式中映射人际关系的三个“自我状态”，即父母、成人和儿童，及其相互污染和排斥的情况和互补、交叉、隐藏三种交互形态。由于交互分析理论的相关概念架构浅显易懂，其应用性颇广。近几年来，交互分析不断与时俱进，并伴随着其理论的发展，其模式运用也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体内在心理层面的分析了，而是更多地关注和结合外在因素的作用，并致力于协助案主的自我重塑。
交互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是一种强调人际沟通交流的分析模式，它最早是由加拿大著名精神科医生埃里克·伯尔尼(Eric Berne,1910～1970年)及其研究团队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起来并用以描述他们治疗的一种方法。这一理论模式自创建以来被西方社会颇为推广，但在中国内地目前还少有详尽而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交互分析理论模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过程，强调个体必须从群体生活中不断学习。因为交流与互动有助于个体发展并形成良好的自我与健康的人格；有助于满足人类娱乐、交往与感情的需要；更有助于面临共同问题的人们进行信息交流，并获得心理支持，学习正确的态度与行为。本文将就这一理论模式的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处置原则以及应用前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介绍。
一、交互分析模式的理论基础
交互分析模式作为一种以人格结构为基础的理论，旨在分析并描述人与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通过提高个体的感知水平及能力，使其对未来的行为做出更适当的抉择。该理论的建构及其发展充分印证了社会工作专业的跨学科性，其理论基础主要为心理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及团体动力学理论等四种。
(一)心理分析理论
作为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于19世纪末从其所从事的临床治疗工作中逐步发展起了心理分析学说及相关治疗方法。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指导他们行为的真正动机，因为这些动机早在个体的孩提时期就已形成，并经常受到自我意识的压抑。心理分析理论比较注重个体早期的生活经验对其人格发展、理性与意识的表现能力以及其不断成长与改变能力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个体可以通过实践建立起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解决问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以此来增强其参与社会竞争的自信心。
交互分析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主要是个体人格的结构分析(SA,structural analysi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但交互分析论者认为这种分法过于抽象。因此，交互分析理论主张以一种比较实际的“自我状态”来表达人格结构。它认为每一个完整的个体，其人格中必定有三种自我状态，即父母的自我状态，成人的自我状态以及儿童的自我状态。这三种自我状态有其共同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每一种自我状态具有其特有的姿势、态度以及表达方式；二是各种自我状态均具有在某一时刻控制个人态度、思想、感觉以及行为的能力(Eric Berne,1957)。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论和交互分析论这两者并无对错之分，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区别而已。前者强调心理结构，后者强调比较具体且可察觉的行为。因此交互分析理论中所涉及的人格结构分析主要是指一种以自我状态为基础，分析个人的思想、感觉及行为的方法(Eric Berne,1996)。
(二)行为主义理论
1913年到1930年是早期行为主义时期，由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的基础上创立的，他主张人们应该摒弃意识、意象等太多主观的东西，只研究所观察到的并能客观地加以测量的刺激和反应。他认为，行为就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刺激的各种躯体反应的组合，有的表现于外表，有的隐藏在内部。1930年起出现了新行为主义理论，以托尔曼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者修正了华生的极端观点。他们指出在个体所受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中间变量，这个中间变量是指个体当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它们是行为的实际决定因子，包括需求变量和认知变量。需求变量本质上就是动机，它们包括性、饥饿以及面临危险时对安全的要求。而认知变量就是能力，它们包括对象知觉、运动技能等等。
依照近现代行为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界定，行为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传统的条件反射理论、强化条件反射理论及社会学习理论等三大组成部分。其中无论哪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都相当重视人们的行为与外界反应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条件反射理论强调的是行为与刺激之间的联系。在实务工作中，通过适当的“刺激”使案主的行为朝着小组预设的目标发展；强化条件反射理论，关注的则是人的行为结果所得到的外界反应对于其今后行为的影响。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社会学的标签理论，即若某种行为发生后，其结果被加以肯定，则人们就会继续坚持该行为，反之亦然；而社会学习理论则倾向于强调在对他人行为的观察与评价的过程中习得自身的行为(Albert Bandura,1977)。
(三)社会系统理论
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霍曼斯(George C.Homans)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者将社会整体看作一个由不同的互动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组成的复杂的社会系统。任何社会系统都具备四项基本功能：首先是适应(adaptation)，即当内外环境变动的时候，系统需要具备妥当的准备和相当的弹性，以适应新的变化来减轻紧张、摩擦的不良后果；其次是达成目标(goal－attainment)，即是说所有社会系统皆拥有界定其目标的功能，并会动员所有能力、资料来完成目标；再次是维持模式(pattern maintenance or latency)，一面补充新成员，另一面又以社会化使成员接受系统的特殊模式；最后是整合(Integration)功能，用于维持各系统之间的协调、团结，来确保系统完整并且对抗外来重大变故(Albert B.Cherns,Gerald J.Wacker,1978)。
任何一种组织本身即为一个社会系统，而这社会系统之中又包含许多的小社会系统。即在大的社会系统之外，家庭、学校或其他社会机构等都是作为整体的一个小组和作为子系统的个人成员之间存在互动的系统。根据社会系统理论，人的行为是在个体特殊性(idiographic)与整体规则性(normative)的两个层面之间的交互作用(June Gruber,Sunny Dutra,Polina Eidelman,Sheri L.Johnson,Allison G.Harvey,2011)。因此，在运用交互分析理论开展实务工作时，必须通过增强团体这个系统的开放强度并且恰当利用其他系统来影响整体发生变化。
(四)团体动力学理论
由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开创的团体动力学理论(group dynamics，亦称作群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它以群体的性质、群体发展的规律、群体和个人的关系、群体和群体的关系等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组织管理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研究群体行为做出了重要贡献。简单地说，群体动力学就是在群体中，只要有别人在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就同他单独一个人时有所不同，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它的基本假设是人类的各种需求是相互关联的，且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Kurt Lewin,1945)。所以，人们在其行为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健全且适当的团体赖以生活，并一直贯穿生命的全过程。这样在开展实务工作的过程中就需要立足于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以此来分析探讨某团体的成因、运作及维持方式等，协调团体压力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增强其内部凝聚力，有效整合个体动机与团体目标，领导与团体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关系，以此使得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协调发展。
二、交互分析理论模式的核心观点
交互分析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帮助个体了解到“他自身在此刻正处于哪一种状态”，并协助个体发觉自己在做些什么。埃里克·伯尔尼认为映射人际关系的三个“自我状态”(three ego-states)分别是父母、成人和儿童。个体通过交互分析可以认清自己的“父母”、“成人”以及“儿童”三种状态，并察觉自己在与旁人互动中，这三种状态是如何表现的(Eric Berne,1970)。交互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协助案主认清自己此刻处于哪一种状态，评估自己的想法是否合乎理性。同时鼓励案主在不压抑“父母”或“儿童”状态的前提下，强化个体“成人”的充分表现。
(一)三种“自我状态”
概而言之，自我状态是指一种具有一致性的感觉和经验，它与另一具有一致性的行为反应有直接关联，三种“自我状态”各有其内涵和特色(廖荣利，2002)。
1.父母的自我状态
父母的自我状态，通常是指一种对父母行为的翻版。它是从幼小时期模仿得来的，它经常以偏执、批评以及抚养的姿态显现于外在行为。它对内则以“训示”方式不断地影响其内在的“儿童自我状态”。进一步分析可发现“父母”又可分为“抚育式父母”(nurturing parent)和“批判式父母”(critical parent)两类(M.Duane Thomas,Thomas L.Morrison,1977)。所谓抚育式父母，是指惯于以抚养、关爱以及无微不至的姿态出现。比如在语言上的表现，常以“你累了吧，休息一下”，“多吃一点，多穿一点”等。而批判式父母则是指惯于使用批判、叫骂的口吻。比如日常口头上说的“不可以这样那样”，“你实在太笨了”，“你应该……”等等。现如今，社会变迁速度加快，个体的父母自我状态来源增多，其影响因素也更为复杂。儿童往往提早学习模仿，他们除了向父母学习之外，还在学校或是在各种媒体信息中通过模仿学习。
2.成人的自我状态
成人的自我状态是指与客观事实有关的自动知觉。它可将外界的资源转化成知识并加以评估，并以最适当的行为表现出来。因此，成人的自我状态是一种有组织、有智慧、有应变能力且有理解力的自我状态，或者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性的自我状态。“成人”的自我状态不像“儿童”或“父母”的自我状态那样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它有能力评价、支持以及改变“父母”及“儿童”。在不成为人格的统治者的前提之下，“成人”能帮助“父母”和“儿童”运作，它也在适当地保持三个自我状态间的平衡。因此，成人的自我状态常用的话语往往是“根据……”“照理……”“让我想想看”等等。
3.儿童的自我状态
儿童的自我状态指的是婴儿所有本能的冲动行为，以及早期儿童和外在世界接触的经验，当然也包括反应方式所得的经验等。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儿童自我状态也就是他儿童时期的所见所闻、他的感受、他的反应以及他的接触周围事物的记忆。儿童的自我状态对一个人的正常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个体自我概念建立的基础，对个体日后行为反应的方式影响很大。不论是儿童自己所体验到的，还是接受父母的抚养和训练所习得的，儿童的自我状态会发展成以下三种类型，即自然型儿童、适应型儿童以及学者型儿童。自然型儿童(natural child)，其特色是所有的表现都是未经训练的。所以它是一种天真的、冲动的、甘心的以及喜怒哀乐形于外的；适应型儿童(adapted child)是指自然型的儿童经过外在的修正，发展成为一种适应的儿童，适应父母的要求或情景的需要。这种适应外界的结果使儿童的自我状态分化出“适应型儿童”自我状态；学者型儿童(little professor)，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其特色是他会察言观色，喜欢冒险、探索世界，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会利用自身的直觉力，富有创造力，有的甚至具有操纵能力(Dolliver,Robert H.; Mixon,Robert J.,1977)。
(二)自我状态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三种自我状态的发展过程是依据年龄增长逐渐形成的。婴儿从出生起，就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需求和舒适上，自然的趋向是婴儿会尽力逃避痛苦，并且利用原本有的感觉来与外界应对。所以说“儿童的自我状态”是最早出现的；接着，当幼儿开始模仿父母或是扮演父母角色过家家时，父母的自我状态便逐渐形成；最后，当儿童企图去理解外在世界，且想操纵他人时，其成人的自我状态便逐渐出现。因此，三种自我状态之间也会出现相互污染或排斥的情况。
1.自我状态的污染
所谓污染是指某一自我状态受到其他自我状态的干扰时，所显现的状态。自我状态的污染通常可分为三种情形，即“成人”受“父母”的污染，“成人”受“儿童”的污染以及双重污染等。当“成人”遭受“父母”的污染时，往往表现出偏见的态度和看法；而当“成人”遭受“儿童”的污染时，个体易于将妄想带入现实，造成对事实认知的扭曲；而当双重污染出现时，以上两种情形就将同时发生。
2.自我状态的排斥
排斥是指个体在行为表现时，总有清一色的“父母”、“成人”或“儿童”状态，它们均不知变通且毫无弹性可言，只固执于一种状态。他们对事情会有刻板印象，也将会产生人际交流上的问题。自我状态的排斥现象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是不变的父母(the constant parent)。此种状态下的个体常常会表现出操纵他人或捍卫权威的行为。其二是不变的成人(the constant adult)。此种状态下的个体常会就事论事，毫无情感可言。通常情况下，他们成为精神患者的可能性极高。其三是不变的儿童(the constant child)。此种状态下的个体往往高度依赖他人，选择逃避现实。
(三)三种交互形态(Transactions)
作为交互分析理论的奠基人，埃里克·柏恩总结了三种交互的形态：互补型、交叉型及隐含型。他及他的研究团队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必定涉及各自的自我状态。个体与他者交往过程中，可能处于“父母”、“成人”或是“儿童”的状态上，也正是因为自我状态的不同，人们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以下三种形态(Eric Berne,2010)。
1.互补的交互形态(Complementary Transactions)
所谓互补的交互形态，即对方的反应在预期中，是一种配合刺激，也是平行且开放的互动。因此，两人对对方的期望都能获得满足，所以能继续不断地互动与交流，此种沟通可以发生在任何两种自我状态之间。例如，甲说：“请把报告给我。”乙回答：“好的，我找到后，马上给你送来。”这就是成人状态之间的刺激和回应。又比如，甲说：“我们应该找出你总是喝醉的原因。”乙说：“你总是在指责我。”显然这时是乙儿童状态与甲父母状态之间的应激和反应。
2.交叉的交互形态(Crossed Transactions)
所谓交叉的交互形态是指对方对刺激所做的反应并非在预期之中，此时个体会体验到痛苦的人际关系，因而可能逃避、退缩、吵架或转换成另一种交流形式，而使沟通中断。例如，甲提问：“我的茶杯呢？”乙却回答：“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你总是乱放东西？！”乙的回答是父母状态对儿童状态的指责，这一回答并不在甲的预期的成人状态的应激反应中。
3.隐藏的交互形态(Ulterior Transactions)
所谓隐藏的交互形态，它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在表面上是以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意愿，而实际上却是另有动机的，即有其言外之意。换言之，当此种交流发生时，往往牵动两种以上的自我状态，一种是表面的，另一种是暗藏的。此种交流通常都是“成人”对“成人”自我状态的交流，并且是以口语方式表达出来的，而它则是以身体语言或语气来表达。例如，甲说：“这是最贵的，我想你大概不会买……”这里的潜台词是“我觉得你买不起……”乙的回答是：“我就要买这个。”
通过本节的介绍，不难发现三种自我状态，即父母、成人及儿童是交互分析模式的核心概念，只有了解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及交流方式，才能在实务工作中游刃有余地运用该理论。
三、交互分析理论模式的处置过程及基本原则
交互分析理论模式在小组社会工作的实务中表现颇佳，应用较为广泛。根据该理论模式的特征，除了一般常规的社会工作流程外，还可以将其社会工作处置过程划分为计划阶段、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结束阶段等四个不同阶段。
(一)计划阶段
这是实施工作前的准备阶段，主要工作是酝酿成立小组、设计目标、招募和选择组员。这个阶段哈佛德(Hartford)称之为小组前期(pre-group)，且将其分为私下期(private aspects)和公开期(public aspects)。私下期是指社会工作者未将小组组成的信息公开，也就是小组成员都是未知的，此阶段小组仅存在于小组发起者的心中。社会工作者一方面需要尝试设定小组目标，以便得到机构的认可；另一方面需要就开设小组的具体事项做出安排，例如人选、时间、方案等。当这些私下的构思逐渐成熟之后，社会工作者将予以公开，小组进入公开期(M.Hartford,1971)。与此同时，实务工作着重接受来自可能成为小组成员的各种咨询，此时也是相互沟通的最佳机会。社会工作者通过会谈来决定成员的资格，决定成员的能力，并通过会谈解释小组工作的目的。所以说此阶段是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们建立初步关系重要环节。
(二)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包括小组最初的几次活动。从第一次小组聚会开始，小组成员就进入了新的情景。通常一开始小组成员还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团队中，总是表现得比较拘谨，小组活动充斥着不满和紧张。本阶段是带领小组的困难时期，需要处理很多工作。首次会面尤其重要，可以让组员相互认识，简述小组内容，澄清小组工作者的角色，发展与支持小组文化，帮助成员为自己和小组发展制定实验性计划，梳理小组和成员间的期望，建立小组的基本守则，鼓励组员对于小组的有效与否提供减实的反馈意见等。社会工作者应尽量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了解组员的情况，表现出对成员的接纳和友好。
(三)中间阶段
此阶段中小组的规范和结构已形成并趋于稳定。小组的角色开始分化，小组形成公认的目标。此阶段社会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协助成员达成小组目标。例如开始准备小组聚会，为小组过程提供内容架构，使成员参与并增强能力，协助成员达成目标，处理非自愿与对抗行为，监督与评估小组活动的进行等六个方面的工作。准备小组聚会极为重要，其中活动策划最为关键。如何设计与小组目标有关的小组活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小组工作中常用的活动有：游戏、音乐、舞蹈、戏剧、角色扮演、讲故事等。每一次小组活动都应是有计划的，围绕着某一主题开展。一般而言，社会工作者会预先计划各个部分的先后次序以及每一部分所用的时间。该阶段社会工作者如何有效地促进组员间的分享交流，协助组员达成目标，处理小组过程中的抗拒冲突，这些对社会工作者来讲无疑是一项很大的挑战，这也是其专业能力的体现。监督与评估是本阶段的关键任务，社会工作者在每次小组聚会结束之前，应征询成员对现阶段工作的意见，以不断修正小组过程和维持小组的有效性。
(四)结束阶段
在结束阶段，组员彼此间建立了互相接纳和稳定的工作关系。大部分组员的需要得到了满足，问题得到了解决，自我认识和自我接纳都得到了增强。同时，面对小组分离，小组成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愤怒、哀伤、失落、担忧、依恋、紧张、压抑等负面情绪反应，并可能由此衍生出不同的行为表现，如不承认小组终结，投入程度降低，行为倒退等等。社会工作者要做好小组结束的有关安排并注意处理这些离别情绪。处理方法大致包括：社会工作者要明确小组结束的时间，适时提醒成员做好分离的准备，并进行回顾与评估工作；注意引导组员充分表达结束前的感受，通过赠送小纪念品，小组聚餐等形式来淡化离别情绪。另外，小组工作结束后，社会工作者应把每次聚会记录整理成小组总结记录，并全面地总结工作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若可能的话，还可以适当跟踪部分小组成员，以便考察评估小组工作对于案主个体的影响程度。
在实务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应时刻强调自己只是受助者与所处团体或团体与机构之间的协调人。社会工作者不是要控制团体，他不是要为成员做什么，而是与成员一起做什么。他的作用在于促进成员的互动及为小组寻求外部资源。一个团体的形成与维持由成员的互动结果而定，成员共担对这一团体的责任。另外，团体的发展是成员们互动的结果，成员在这一团体中分享责任与经验。交互分析模式所关注的即非社会目标，也不是个人，而是互动互助过程本身。这一点在交互分析理论中尤为重要。因为团体将被视为互动的系统，成员是其他成员解决问题的资源(Eric Berne,2010)。
四、交互分析理论模式的应用前景及发展趋势
交互分析理论模式主要是通过人格结构分析以及心理治疗过程，帮助案主自身成长并改变的模式。它有助于诠释个体的行为，并帮助个体更好地表达自我，是一种协助沟通的理论，同时它也是一种儿童发展的理论。因为成年人的生活规律及习惯都印证在其童年生活当中。交互分析理论模式解释和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沟通。
由于交互分析理论界定清晰且操作性强，因此在其理论发展道路上，比较容易与其他理论模式相结合，且效果良好。格雷戈尔(Gregor velc)将其关系模式理论与交互分析理论整合在一起，他提出关系模式是从个体的生活经验出发进一步发展了“自我状态”。儿童、父母及成人的自我防御状态都来源于个体不断改变和发展的生活经验。作者用“铭记成人的自我状态”(mindful adult ego-state)来形容个体当下存在和接受的状态，这一状态能促进防御关系模式的觉醒和变化(Gregor velc,2010)。
在实务工作中，由于交互分析理论的相关概念架构浅显易懂，所以其应用范围极广。尤其是在人际关系的调节、青少年问题的辅导、婚姻关系的调适、酒药瘾君子的行为修正以及各种教学上的应用，乃至于在企业管理及行政决策上等方面，其均有突出表现。近几年来，在西方实证研究中，交互分析模式再次委以重任。有研究表明其在调节婚姻矛盾冲突中效果显著(Hayatbakhsh Sahar,Shafi Abadi Abdollah,Sanai Zaker Bagher,2010)。另有研究表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与他们的学习成绩之间相互影响。青春期孩子的学习成绩决定了他们在同辈群体中的地位，及他们的交友选择。与此同时，来自群体的排斥扰乱了他们的学业发展(Véronneau,Marie-Hélène; Vitaro,Frank; Brendgen,Mara; Dishion,Thomas J.; Tremblay,Richard E.,2010)。与此同时，交互分析理论在适当的情况下，还可以被用于开展培训辅导和咨询管理等相关工作(Roland Johnsson,Gunvor Stenlund,2010)。
交互分析理论中对个体三种自我状态的阐述，可以帮助大家分析和领悟自己及他人的人格结构，学习更好地与他人沟通。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案主把焦点放在个人的早年生活，帮助案主了解自我的状态、沟通的形态，以及个人的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与个人早年束缚的关系。社会工作者们也可以为案主提供一个互动的情境，使成员可以尝试和练习新的沟通方式，增加他们的自我觉察，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最终更好地开展新生活。例如，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常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焦虑、抑郁，以及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等等，通过采用交互分析模式对三名在遭受严重健康问题后案主辅导，效果显著，取得了案主较高的满意度(Julia McLeod,2013)。这也证明了在社会工作个案工作中发展交互分析模式的可行性。此外，交互分析模式中的个体自我状态可以协调其看法并整合其行为，它被用作研究公司文化对企业营销行为的影响(Roger Bennett,1999)。
但交互分析理论仍有其局限性。它过于强调个体认知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外在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此外，交互分析理论在实务工作中虽然也强调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对等关系，但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理论不同，在实际过程中，案主依然很难完全摆脱社会工作者的操控或是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案主往往会不自觉地依赖于社会工作者。而且，交互分析理论模式在实务工作中极少对处置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个人素质及品质给予必要的关注。而这一方面也是绝大多数理论模式在实务工作中容易忽视的环节。这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无论是对于具体操作，还是理论发展，都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文军，2010)。
因此，伴随着交互分析理论的发展，其不应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心理层面，只关注于个体的认知、行为等能力，而应该更多注重帮助个体自我重绘，乃至自我重塑，帮助案主培养并形成更适应社会，更能面对复杂的个性，并最终达到更为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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