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黄锐: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9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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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 (进入专栏)   黄锐  


内容提要:“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在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被广泛运用。该模式挑战了传统的以“社区需要”为取向的介入模式,提出应以社区资产或社区优势为介入重点,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产为本,即强调不是由社区问题或需要出发,而是由社区拥有的资产或优势出发来介入社区;二是内在取向,即强调社区居民自身参与社区发展的能力;三是关系构建,即强调居民和社团之间的接触,以及各种网络关系的建立。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对于改进我们以往传统的社区发展理念和介入方法具有重要启示。


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作为一项世界性的运动,二战以后一经联合国倡导,便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因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和政府的欢迎和推广而得到迅速地发展。现在全世界约有一百多个国家在执行全国性的社区发展计划,其发展主旨已从原先的针对新兴不发达国家存在的大量的落后社区,转化为一种普遍适用于各类国家和地区的目标。与此相适应,各种社区发展的新模式也在不断涌现和创新,以“资产”取向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就是当今众多社区发展新模式的一种。


一、从“需求”取向到“资产”取向:社区发展模式的转变

社区发展作为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在西方已有悠久的历史,从15~16世纪的社区救助、17~18世纪的社区组织到19~20世纪的社区发展运动,社区发展已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非洲、亚洲、中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贫穷、疾病、失业、经济发展缓慢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赖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种运用社区组织方法,合理利用民间资源,发挥社区自助力量的社区发展构想应运而生[1]。

从1950年代联合国倡导社区发展运动开始,到1980年代全球范围内社区发展计划的广泛运用,各种社区发展模式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到社区发展实践中。1993年,John Kretzmann和John L.McKnigh在出版的《社区建设的内在取向:寻找和动员社区资产的一条路径》一书中提出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简称ABCD模式),并将此之前的社区发展模式命名为“社区需求或社区缺失”取向的社区发展模式(Needs-Based or Deficits-Based Approach)。在他们看来,只有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才能促使我们摆脱“需求驱动的死胡同”(the needs-driven dead end)。虽然吸引外来资源可以加速社区发展,但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从社区本身出发,动员社区的资产、优势、能力,促进社区发展才是长久之计。目前,相对于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而言,资产取向的社区发展运动是参与性发展社区实践中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分支。作为一种新兴的社区发展实践,国际社区发展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IACD)的调查资料显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在很多国家已被广泛运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如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和菲律宾均已开始施行。2005年英国卡内基信托委托国际社区发展协会的文献研究表明,在国际社会的各个层面,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正在推广和应用[2](P2-16)。

与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相比,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具有自己独特的涵义和价值理念。在Stuart Hashage看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首先关注和思考的是,目前社区里社区居民、社区小组及团体的资产,而不是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所认为的,社区里缺乏什么或社区的问题是什么。其次,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将其策略集中在社区居民、社团和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强调社区资产、社区居民的创造力的首要地位。第三,社区发展的过程是关系驱动的,需要不断建立和重建社区居民、协会和机构之间的关系[3](P9-10)。因此,它特别强调社区的强项、优势和资产,而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则关注如何减少社区的问题。

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很少留意到社区的长处和资产,而是将其社区实践植根于目前存在的贫困以及不利的因素。这样一来,社区成员就不自觉地降低对社区认知的关注,进而影响其参与社区事务的动力,对社区发展大为不利。与此恰恰相反,在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中,社区成员都能够确定、承认和动员社区的长处和资产,并借此展示其“行动能力”。他们这样做,表明社区居民已认识到自己作为社区的一员,自己有权力同时也有能力与责任参与社区发展。由此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当“外人”(Outsiders)承认该社区资产和优势的时候,也就证明社区居民的“行动能力”会深刻地影响其参与社区建设,因为社区居民的行动能力是通过建立对社区内在关系的信任来寻求社区发展机会的[4](P6)。

基于以上理念,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挑战了传统的以“社区需要或社区缺失”为取向的社区发展介入模式,并提出了应以社区资产(Community Assets)或社区优势/能力(Community Strengths or Community Capacity)为介入重点,强调不要用一个“需要镜片”(Needs Lens)去看社区,而应该用一个“资产镜片”(Assets Lens)或“能力镜片”(Strengths or Capacity Lens)去了解社区。因此,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主张从传统的“需求”取向转向“能力”或“资产”取向,倡导我们重视社区的潜力或机会,而非所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以资产为基础的社区发展是社区居民发现、评估和调动社区内所有的本地资产,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

具体地说,与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相比,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首先在认识论层面上对“社区”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不同。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是把社区视为一个充满问题及需要的地方,强调社区居民的问题性、社区的地方性或空间性,而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则强调社区的优势、潜能,以及社区居民的能动性。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认定社区居民是特别需要的群体,无助的服务对象(Clients),他们的需要及问题要由外来的人员或专业人士来协助帮忙解决;而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则把社区居民当作有能力及乐于积极参与的公民(Citizens)。

其次,在操作层面上,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多从社区需要、社区问题或社区缺失入手,着重的是找出社区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社区居民有什么需要,就满足社区居民的那些需要。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则不要过分关注社区存在的问题及社区居民所缺乏的需要,反而要把着重点放在社区的资产及优势上,认为社区居民、组织及团体都有能力(Capacity to act)去为社区作出贡献。换言之,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是以社区问题为核心,社区工作者将关注点聚焦在社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上。在对社区所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问题,然后再根据问题的制定一系列的帮助和推动社区发展的计划。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则是以社区优势为核心,社区工作者强调社区资产、优势上,尽可能地发挥社区自身的能力和优势,并利用社区的这些优势来推动社区的发展。


二、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与传统“需求”模式涵义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关注的不是社区的不足或问题,而是社区资产,希望通过鼓励、动员社区资产,寻求社区发展与公民意识培养的机会。换言之,其着眼于“杯子还有半杯水”这样的思维模式,而不同于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将重点放在社区问题或社区需要的分析和解决上,其有三个显著性特点[5](P54):

第一,以对“社区资产”的系统考察作为社区介入的基本原则。社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关系、共同价值孕育和产生的场所,社区的运行是在各种关系网中实现的。社区资产是使社区发展得以有效运转的动力。可以说,社区是社区资产存在的基础,社区发展依赖于社区资产的供给,而社区资产促进和制约着社区发展,社区资产存量的多寡和分布,决定着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发展的效率与绩效。

所谓“资产为本”,主要包含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是认识论层面上的,即不是由社区的问题或需要出发,而是由社区拥有的资产或优势出发;其二是操作层面上的,即在社区介入时,不是先要进行社区需要调查或社区问题界定,而是先要去寻找社区内的资产及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去厘定一份“社区能力清单”(Capacity Inventory)或“资产地图”(Assets Map)。作为一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社区能力清单”是社区发展的关键资产和社会资源,可以用其建立、加强和维持社区强势,有助于社区居民间互利的伙伴关系的发展,进而驱动本地社区开发。

那么,什么是“社区资产”?目前,学术界的用法还不太一致。John Kretzmann和John L.McKnigh通过对各种“社区资产”概念和涵义的梳理与分析,把社区资产划分为个人资产(Individuals)、社区组织资产(Associations)、社区团体及部门资产(Local Institutions)和自然资源及物质资产(Natural Resources and Physical Assets)四大类:

(1)个人资产是指包括社区内居民的天赋、才能、知识、技能、资源、价值观及投入感(Values and Commitments)等等。在社区层面,个人资产是社区组织资产、社区团体及部门资产的基础,提高个人资产,必须使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发展中的参与主体。

(2)社区组织资产是指包括社区内的不同宗教、文化、娱乐、社交、公民组织或小组等。在社区层面,社区组织既是社区资产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社区资产的形成机制。首先,社区组织活动是社区资产存在的重要载体;其次,社区组织是培育社区资产的土壤。社区组织的成员可以逐步学会妥协和宽容,培养组织和交流技巧,从而最终提高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培养成员的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再次,社区民间组织活动可以提高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通过信息交流、建立互惠规范、培育相互信任,有助于推动自发合作。

(3)社区团体及部门资产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是社区资产“流通”的有效渠道,包括地区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等。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区人际关系冷漠,关系网络匮乏;尤其是新移民进入城市以后,既缺乏老城市传统的邻里关系,又有不同地域的隔阂,加上人员流动性大,邻里之间缺乏沟通,邻里关系日益淡化。交流不畅又使得社区居民间、居民和社区组织间缺乏信任,缺乏社区归属和认同感。社区团体及部门的介入就会使社区居民增强其社区共同感和归属感,强化彼此间的联系纽带。

(4)自然资源及物质资产可称为社区资产中的“硬件”,是指包括社区设施,例如公园、图书馆及自然环境等等必要的物质设备、组织与管理的形式。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自然资源及物质资产是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自觉的努力和行动实现其发展的。由此就提醒我们,对于自然资源及物质资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基层政府和社区成员的自觉努力,来加快社区发展的速度。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提醒我们要关注、发动、运用及联结个人资产、社区组织资产、社区团体及部门资产和自然资源及物质资产四类社区资产,去推动社区的发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并不是不留意问题的存在,并不是不去回应及解决社区问题,而是若先要由资产及优势入手,我们会更容易发动社区资源,将过分关注问题的精力用于先去寻找社区资产,更有信心及能力去跟着解决社区面对着的问题。John Kretzmann和John L.McKnigh的研究认为,所有的历史证据表明,只有当地社区居民致力于投资、动员其社区资源时,社区发展就会成为可能。不过,也可以在积极发展社区资产的同时为社区提供宝贵的外部援助[6](P6)。

第二,以内在取向(Internally-focused)作为社区发展实践优先考虑的工作策略。内在取向强调的是社区居民、小组及团体去界定社区问题及参与推动社区事务的能力[5](P55)。社区居民生活在社区内,只有他们最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知晓社区的优势与强项,只有他们才是解决社区问题及发展自身社区的专家。社区内的小组及团体熟悉社区内各项活动的开展,最清楚活动展开过程中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以及还存在的问题,懂得如何利用社区的资产,发动社区内在力量及资源,推动社区发展。

社区居民、小组及团体参与推动社区事务与社区发展之间存在极大关联,社区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小组及团体的参与。社区居民最为重要,毕竟人是社区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居民能够普遍参与社区公共活动,这不仅说明社区居民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还表明社区建立畅通的参与渠道[7]。其实,社区居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参与社区发展的积极性,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对社区发展进行监督评估等,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对于解决社区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社区的长远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社区小组及团体则主要是指在社区内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主成立或参加、介于社区主体组织(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个体之间的志愿性、志缘性或趣缘性组织,包括各类社区内的文体协会、联谊会、志愿者服务队、艺术团体、文体组织、论坛组织。作为社区参与的多元主体之一,相比较于政府而言,社区小组及团体在一些方面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其一,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促进居民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维持社区的安定有序;其二,宣传公民意识,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推进社区民主进程;其三,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促进社区服务向专业化发展。

换一个角度来说,社区居民、小组及团体参与的过程实际上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使用者交流信息、传递信息的过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居民的参与状况决定着社区发展的效果;居民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其参与的规模、程序和制度化水平将直接关系到社区发展的整体变迁和目标管理;居民参与率及参与程度的高低也是衡量社区自治的重要标志。目前,社区参与呈现出参与率总体偏低、参与明显不均衡、参与效能不高的特点[8]。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参与渠道不畅,行政主导性太强,社区工作者素质偏低,居民过于依赖政府,缺乏社区归属感等。实际上,社区参与不足现象背后隐藏着公民的不参与权利,涉及到参与不足现象对政府合法性的影响等问题。换言之,社区参与不足表明居民拥有了不参与的权利,不参与权利具有维护社区发展总体目标之积极功能。这种社会条件下,政府为了提升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走向社区开放权力系统之路。只有这样,社区才会放弃不参与的权利,才有社区的真正发展。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内在取向并不代表不需要寻找外在力量的帮助,也不表示不需要争取区外的资源,而是重视这样一个逻辑,即先由内在的社区居民的参与出发,联结内在已有的社区力量,然后,发动或争取外在的帮忙就会显得更有说服力。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把社区的内在力量和外部资源结合在一起,达到更好的效果。

第三,重视社区关系的建立(Relationship-Driven)是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5](P69)。通过邻里之间的交谈和议论形成的舆论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某些不良现象的发生,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邻里之间可以通过舆论或者一些正式的公约来约束和维持人们之间的交往,从而对社区起到整合的作用;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帮互助可以减少个人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

其实,腾尼斯(Ferdinan Tonnies)使用“社区”这个概念来指称传统的“礼俗社会”的时候,该概念本身就具有根本的、道德统一性、亲密和亲族的意思。社区的成员不仅具有共同的群体成员的资格,而且拥有相当程度的情感性关系。因此可以说,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必不可少的基础。没有这种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社区也就成了一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的纯粹地域性的概念。就社区的层面而言,社区资产的创造,意味着一种更为和谐的人际关系,意味着社区的一种更好的人文环境,同时也意味着社区发展的一种更为有利的条件。

社区关系的建立应该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注重社区居民之间的接触,团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居民的社区参与。只有这样,居民之间才会熟悉起来,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增强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其二,社区居民之间、团体之间建立紧密的及守望相助的关系。其实,社区关系的建立重点还是在于社区居民的信任关系,关键在于发展社区组织。社区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它们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减少居民之间原来存在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增进沟通和联系,不但能促进居民之间信任的产生,而且能整合社区力量推动社区制度规范的制定和执行,同时还为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创造有利条件。不然的话,居民间不能邻里相扶、守望相助只会作为人们对社区共同生活的一种美好描述和期待。


三、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对中国社区发展的启示

目前,不少国家都在富有成效地推进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其中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及例子,证明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对重建社区经济、加强社会融和及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均有成效[9](P20-40)。例如,香港的相关经验研究表明,该模式能增加参与者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助于贫穷人士的脱贫和应对各种社会排斥问题[10](P15)。就当前中国社区发展实践来看,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社区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可以改进我们原有的发展理念和实务方法。从操作意义上看,其对我们今后社区发展的启示主要有:

其一,要更加重视社区资产的利用。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强调社区本身所拥有的资源、能力与技术,强调社区的优势及资产,而不是聚焦于本身的不足与问题,让社区中所有的成员都能够获得保证其良好生活的所需资源[11]。社区内的失业及贫穷人士、愿意参与社区服务的各界人士、被弃置的二手物品,以及长期荒废的土地及店铺等等以前没有被看做是任何资源,人们认为其也不会对社区发展作出贡献。但正是这些被弃置、淘汰而不被利用的资产是社区内重要的资产。因此,如何通过不同的策略让这些社区资产增值,个人资产、社区组织资产、社区团体及部门资产和自然资源及物质资产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区资产如何被安排、调整,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动社区发展,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便是重新检视、使用及发展各种社区资产,将被“弃置”、“淘汰”的人、物和土地等生产因素串联起来成为可以重新再用的资源,并为其提供一个另类的交易系统和生活空间。可见,重视社区资产的利用不仅仅是开发新的社区资源,也是对原有社区资源的再利用。

其二,要积极促进社区组织的发育。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的目标在于尝试通过建立或重建社区中的组织、团体,将社区发展及经济发展两者联系起来,在创造经济机会的同时,关注市民社会的发育。社区中的组织、团体是城市社区中推行社区为本的经济活动的平台,创造不同的社会资产,利用资产回馈社区,推动社区经济发展。通过社区经济的建立,可以让社区居民更深入地参与社区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更多的资源、信息和技术,学会如何去提出诉求以及将社区发展的各种建议反映出来,从而达到“增权”的目的,为整个市民社会的发育提供养料。另外,社区中的组织、团体参与社区发展还可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愈来愈多元化的社区需求,使更多的专业工作者进入社区,提升社区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而这是构成社区服务的主要力量。同时,社区组织的发育也有助于社区关系网络的形成,促进社区居民间彼此的信任和社区参与。

其三,要努力推动居民间伙伴关系的建立。居民间伙伴关系的建立不是为了某一方自身的目标与利益,而是为解决社区的公共问题寻求共识与合作。在社区发展实践中,通常情况下社区居民是构成伙伴关系的主体要素。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从共同的利益出发,使结果既能有利于各参与主体,又能服务于社区。另外,建立伙伴关系,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让居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心灵上有更大的空间去对别人及社会做出更多的关切,而这种关切正是现代社会最为欠缺和贫乏的。认识更多朋友、可以贡献自己的才能、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些均是改善生活质量的要点,也是社区中的“共同情感”与社会资产。可惜的是,当前在我国许多城市社区生活中,邻里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很少,情感联系也很淡漠。人们更强调的是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独立性和私密性;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人们可以通过邻里之外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单位、社区居委会等多种途径,来解决自己生活中的困难,增进邻里互动和情感交流。

总之,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社区发展模式,虽然其在各国社区发展实践中还可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但从近年来各国社区发展的实践来看,重新认识和挖掘社区的优势和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我们与其一味地去寻找社区需求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如去尝试发现有什么方法使面临困境的社区突破逆境而顺利发展。因此,在社区发展的介入模式上,寻找问题和评估需求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恰恰相反,如何促进社区潜能的增长和优势的发挥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此而言,无论是需求取向的社区发展模式,还是资产取向的社区发展模式,其最终的目标可能是一致的,都是最终为了促进人、社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12]。


参考文献:

[1] 文军.社区发展论略[J].中国社会工作,1997,(5):25-27.

[2] Tara O'Leary(2005)Asset Based Approaches to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ources,Seminar Report b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r Camegie UK Trust.

[3] Stuart Hashagen(2006)Simple as ABCD?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a Scottish Perspective,Does 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Deliver Social Justice,Seminar Report by SECC Glasgow,Scotland,Supported by the Carnegie UK Trust.

[4] Alison Mathie (2006)Who is Driving Development? ABCD and Its Potential to Deliver on Social Justice,Does 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Deliver Social Justice,Seminar Report June by SECC Glasgow,Scotland Supported by the Carnegie UK Trust.

[5] Kretzmann,John P and John L.McKnight (1993)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The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stitute,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Northwestern University,Evanston,Illinois.

[6] John L.McKnigh & John P.Kretzmann(1996)Mapping Community Capacity,A Report of the Neighborhood Innovations Network funded by the Chicago Community Trust.

[7] 刘岩,刘威.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J].浙江社会科学,2008,(1):86-128.

[8] 张大维,陈伟东.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现状问题及路径选择[J].中州学刊,2008,(2):115-118.

[9] Sherraden,M.S.and Nimacs,W.A.(1998)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Binghamton,NY:The Haworth Press.

[10] 黄洪.以资产为本的角度推行社区经济发展:香港的经验与实践[Z].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社会福利与资产建设”国际研讨会.

[11] 马纾.公共物品理论视野下的社区矫正——一种法经济学的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7,(3):25-28.

[12] 王河江.认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区教育[J].甘肃社会科学,2006,(5):99-101.


原文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2008年第6期 第7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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