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在理论研究方面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从刚刚恢复和重建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缺失到1980年代中期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移植，为中国社会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动力。尽管其一直存在着经验研究“过密化”和理论研究“稀松化”的严重不足，但在其基本属性上却一直是坚持东方理论与欧美理论的融合与渗透，尤其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增强对欧美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一、缺失与移植：1980年代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
中国社会学虽然发端于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时期，但真正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是1920年代才开始的。从1920年代起到新中国建立之前，从欧美留学并逐渐归国的社会学者虽然数量并不算少，但由于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从1952年到1979年间，中国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处于完全停滞状态。那些早年留学欧美的社会学者到1980年代仍然能够对恢复和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的已经微乎其微了。
1979年3月15-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至此，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和重建。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又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费孝通教授任第一任所长。同年4月复旦大学分校(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设置社会学系，这是社会学在中国内地恢复和重建之后在大学中最早设置的一个社会学系。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开始得以恢复和重建。
然而，重建中国社会学却是一个艰难的创造过程。那些1949年以前回到中国并到1980年代初期仍然能够坚持工作的社会学者已屈指可数，但是，这些老一辈的社会学者仍然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各方奔走，培养人才，组建机构，做了大量开路和搭台的奠基工作。可以说，中断了近30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学重建以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建立和健全了社会学的研究、教学机构和学术团体。1979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易名为中国社会学会。至1990年，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成立了社会学会，部分大中城市也有了社会学的学术团体；大多数省市社会科学院都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研究室等专业机构；有近50％的高等院校开设了有关社会学的课程，许多高等院校还建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教研室。
2.培养和训练了社会学教学和科研队伍。到1980年代末，中国已形成一支拥有1200多人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队伍，其中有高级职称的达200余人。在校的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近千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200名。[1] 这些社会学专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三大系统中，一是国家和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专业研究机构中；二是大学(包括党校系统和军事院校)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单位；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及社会团体等实际工作部门的社会调查研究机构和政策研究部门。
3.对国情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费孝通主持的中国小城镇调查研究，雷洁琼指导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5城市家庭调查等，所获成果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在一些跨学科的大型综合性调查中，也有许多社会学工作者参与，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实力。如从1988年开始进行的全国百县市情调查，在参与调查的上千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学工作者成为其中的主力或骨干。
4.在引进并吸收欧美社会学先进方法和技术的同时，积极参考和借鉴欧美社会学理论，全面展开对社会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学史和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探讨，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时间不长，要逐步确立起自己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位置，并与世界社会学学科发展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不懈努力的过程。
然而，在1980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之初，由于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和交流十分有限，在欧美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几乎处于一种缺失状态。当时，中国社会学人普遍认为，我们向欧美社会学学习的主要是方法，至于理论没有什么好学的，因为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就足够用的了。[2] 即使仅有的所谓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多半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而展开的，其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状况，既知之甚少，又不予涉足，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学界开始有意识引进并翻译出版了欧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著作，并对欧美社会学理论中的新思潮开始予以关注和介绍。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还正式创办了一个以专门介绍欧美社会学理论为主要目的的刊物——《国外社会学》(系由1983年创办的《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改名而来)，这个刊物在介绍欧美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当代欧美社会学理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断27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学迅速了解世界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状况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此外，国内其他学术期刊也纷纷开辟社会学专栏，其中也发表了不少直接翻译过来的有关欧美社会学理论文章，尤其在介绍欧美分支社会学方面的文章中，译文的数量已经超过一半，达到了55.3％。[3]
同时，随着重建后从中国高等院校各社会学系(专业)培养出来的和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士、硕士、博士为主干的新一代社会学者的诞生(他们目前正是中国内地社会学专业发展的新生中坚力量)，到19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不再满足于只停留在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简单介绍和学科教材的写作上了，而是开始试图以引进的欧美社会学理论为范本，做一些本土化的研究，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一部分学者试图通过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阅读和理解，开始在中国的本土环境中做一些验证性工作，试图检视或验证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适应性问题。当然，这部分工作在1980年代末还十分有限，大部分研究本身也是在国外学者的帮助下才得以展开，这不能不说与整个中国社会学界十分有限的国际眼光有关。
此外，在纯理论研究方面，受欧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启示，以专题研究和学术著作为突破口，中国社会学界开始了富有深度的理论探索。例如，苏国勋的理论专著《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新生的社会学者，在设计研究课题、组织理论研究、参与社会变革以及对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与创新等方面都表现了长足的进展，成果的质量也大为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学理论界开始出现了一种反思的气氛，许多社会学者认识到，无论是从社会变革的需要，还是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切实提高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水平都成为当务之急。[4]
当然，在1980年代欧美社会学理论被全面引进中国社会学界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1.低层次重复研究的情况充斥于社会学界，大量缺乏社会学理论特征，类似于一般对策研究的成果的涌现，反映出学科观念的缺乏及研究者理论功底的不足，理论与实践事实上处于一种分割运行的状态。2.由于急功近利，加之片面理解欧美社会学的中国化，致使社会学理论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更缺乏深度。这一情况导致了相当多的理论研究成果偏离社会学的学科视角，一些自命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实际上是缺乏社会学的学科根基的。3.把社会学当作万能标签的庸俗化倾向大量存在，[5] 似乎只要是涉及对当代社会的研究，就被包装成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理论检视就匆匆摆上了货价进行销售和批发。4.把社会学理论等同于社会理论，没有很好地为社会学理论划定大致的学科边界和理论范畴，其结果不仅给社会学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不少麻烦，也给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困难。5.对许多欧美社会学理论的介绍或综述还缺乏系统性，尤其在翻译的论著上，由于缺乏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把握，产生了许多“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翻译，这在一个方面更加重了人们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理解上的困难。
二、融合、反思与重建：1990年代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开始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由原来恢复和重建初期的理论缺失和简单移植开始步入东西方融合、理论反思与重建的阶段。尽管这一阶段的使命直到现在也难以说完成了，但在对待欧美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确已明显不同于1980年代了，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对待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态度上多了更多的反思与重建的意味，即使同样是介绍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文章，不仅在系统性和全面性方面较1980年代大为改观，而且在理论介绍的前沿性和动态性方面也比以前更能突出时代感了，吉登斯、福柯、布迪厄、鲍曼、亚历山大等一大批欧美社会学理论家被纷纷介绍到中国就是一个例证。
1990年代以来，各种标有“主义”与“学说”的欧美社会学理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终结”与“转向”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狂欢化”的盛况，这种盛况不仅很快影响到了处于贫血状态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而且在较长一段时间甚至令许多中国社会学者眼花缭乱。但是这种局面到1990年代末就似乎越来越不那么令人乐观了。许多在1980年代对社会学理论的新观念趋之若鹜的人，已开始感到了厌倦。可以说，1990年代以后，作为新生的中坚力量，中国新一代社会学者的态度更趋理性。他们在时代和社会学自身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开始了新的更高的理论追求，尤其在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方面和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开始注重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增强理论的穿透力，强调理论研究的连续性、积累性和传承性，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兴趣不仅有回升的兆头，而且势头甚为强劲，有些学者甚至直接提出了重建欧美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呼声。还有一些学者还通过对欧美古典社会学家理论观点的考察，不断追问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学科定位和理论使命，期待以此来重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可以说，这是欧美社会学在传入中国100年以后，中国社会学界所做的一次深刻的理论反思，也是中国社会学把自身放在社会学的整个学术发展链条中对自身发展的反思。应当说这是中国社会学经历重建后20年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6]
我们知道，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现代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深深打上了欧美社会与文化的烙印。无论是在其基本概念、假设、范畴和命题上，还是在其知识体系、理论模式和操作方法上都带有浓厚的欧美理论的特色。中国社会学作为世界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后来者”，一方面不可能完全摆脱欧美160多年来建立起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和学科范畴，建构一种完全“另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如果这样就无法与属于同一学科的欧美社会学进行基本的对话与交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也不可能完全从属于建立在欧美社会土壤上的欧美社会学知识体系(如果这样社会学就等于失去了自己最基本的多样性本质与特色)。而且，即使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欧美社会学的发展状况，但其在理论形态的建构上仍然存在着欧美理论与东方理论的渗透与融合问题。这是由社会学诞生的历史境况与中国本土环境共同决定的。
中国作为东方的一个文明古国，其社会理论的基础就是东方的社会与文化。中国的社会学要研究东方社会、中国社会，也要研究欧美社会。尤其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国际交往频率的增加，原来那种理论研究的封闭状态势必被突破，理论综合的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因此，对欧美社会和东方社会要有双向了解，并在理论建构上做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长补短，不断提升和发展自己。其实，从理论上讲，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其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盲点。我们学习和了解欧美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是因为欧美社会学比我们发达，也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需要。现代社会学经过160多年的历史，在西方或东方都积累了不少知识和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融合和发展，都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总结。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一直十分强调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立足点。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并不是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相反，马克思主义也是开放性的，是用人类文明大道上一切合理东西丰富起来的。这样的社会学应当对东西方社会学中各种理论思潮、各种流派、各种观点采其所长所优，采其合理之处，为我所用。这种态度对处于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尤为必要。[7]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学要跻身于国际社会学界，就必须知己知彼，了解欧美社会学理论，掌握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使中国社会学既立足于本国本土，又可以借鉴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取长补短，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而在目前令中国学者最感苦恼的可能是还没有发展和形成比较合适的中国的“抽象社会”图像，这方面的忽视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我们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的努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实质理论层面，并且这些实质理论的研究，又主要是对欧美理论的测试、检讨或修补上，在本土经验基础上发展出的实质理论比较少。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加强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和田野的深入研究，培养出既通欧美社会学理论，又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很深洞察的学者。[8]
随着中国社会学重建与恢复的20年的奋斗，中国社会学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积累。但是，在各种对热门话题的讨论中，社会学真正应该面对的问题似乎被掩盖了，对于这种浮躁现象，最为基本的反思就是在“返回古典理论”的同时，更加关注欧美理论的最新发展。而“返回古典理论”就是要返回到“社会学经典大师”们所揭示的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基础上，这是确立社会学学科特征的重要途径。“重返古典理论”包括两个明确的学术目的：其一，就社会学自身而言，要为重建社会学学术传统奠定基础；其二，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要返回到“社会学经典大师”所揭示的那些命题当中，把握社会科学逻辑的源头。[9] 而关注“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动态就是要从社会理论的共性出发，积极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了解欧美社会理论的新思维、新观点、新趋势。如果说“返回古典理论”从历史的角度为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现代社会的理论视野，并为中国社会学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传统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批判维度，那么，关注欧美理论则为中国社会学融入世界社会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并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实，对像中国这样处于“边缘化”或“半边缘化”状态的社会学来说，理论研究尤为重要。中国社会学要想取得在世界社会学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特色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学自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在研究定位上就带有某种残缺，其中突出一点就是在复出伊始刻意追求经验研究的性格(当然个中原因也有可理解之处)，但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这种显然易见的残缺在学科知识的累积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弥补，其结果造成了所谓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大多停留在简单运用社会调查统计技术进行描述性说明的层次上，无法在理论和思想上得以提升。这一症状不仅需要我们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功夫，而且更需要我们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理论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社会学如果缺乏理论的想象和反思，就必然会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的肯定，其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功能的丧失、根基的虚化和想象力的枯竭。[10]
20世纪末，当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时，无论是欧美社会学还是东方社会学，实际上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曾经为现代性的建设和现代化的推进作出过巨大贡献，而如今，面对全球化对现代化的不断颠覆与超越，一向以关注现实而著称的社会学自身越来越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危机之中。当欧美社会学家在为社会学学科前途忧心忡忡，并大喊“社会学的终结”之类的口号时，中国的社会学同仁们也开始关注到了这一根本性变化。19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在香港回归和大陆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对外学术交流也空前活跃，欧美一些新的社会学理论都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并出现了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和欧洲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在中国共同繁荣的少有局面，这在某种意义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当然，从整个1990年代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状况来看，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严重不成比例。不仅在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后继无人，而且在许多基本的社会学理论问题都没有做认真探讨的情况下，在经验层面我们就已经在大量地运用各种理论了。同时，就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本身而言，我们也还面临着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应用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问题、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社会学理论的应用条件与机制问题，等等。其中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借鉴欧美不同风格和理论取向的研究成果，形成多样化的学术观点与流派，并建立学术积累的良性机制，使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既能满足应用社会学的研究，又符合世界学科共同体的规范。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命题、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理论规范等问题将是社会学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通过精细的经验研究，取得实证资料，从中提炼出有益于解析中国社会的概念，并建构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实际，指导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理论与解释框架，也将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学术建设与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11]
三、主导与限制：198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在社会学的科学体系中，社会学理论既是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该学科的基础。然而，社会学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同整个社会学学科一样，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随着1952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的取消，社会学理论在新中国的研究也就停止了。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学的重建，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也逐步恢复，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为明显的标志是：社会学的研究从重建初期的哲学思辨和经验化陈述并存局面已经发展到以经验的实证研究为主。从重建初期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社会学论文以及社会学教材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学研究，一部分属于依靠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作一般化的思辨，另一部分基本属于纯粹经验的表述，即便有名义上的社会调查研究，但多数属于对社会学理论贡献不大、基本停留在经验层次的事实罗列或工作经验报告。出现这一状况属于正常现象，也符合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因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需要经过大量的归纳、演绎以及推理过程，需要经过不断的知识积累和创新，惟有这样才能不断走向成熟。[12]
当然，我们应该指出的是，所谓198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其在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多半表现为一种理论综述的性质，但即使是这种综述，其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主动性的甚至是支配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无论在概念用语、话语形式还是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建构上都没有跳出欧美社会学理论的框架，中国社会学也没有借机建构起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本土理论形态。当然，企图靠中国社会学恢复的一二十年积累就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或流派，几乎是不大可能的，更何况任何一种新理论的出台总是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批判”与“检视”之后才能逐步被公众所接受，才能逐渐体现出理论研究本身的效应(或许正是这种研究效果的滞后性和风险性受到了经验研究推崇者的排斥)。因此，到199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学研究数量和研究人员逐步增多的同时，社会学者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并没有作出质的贡献。一种倾向似乎认为社会学非要引入一些数字或统计，才是或就是科学的研究；另一种倾向则把理论研究混同于欧美理论流派的评介。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对中国本土社会学及其理论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有些影响。
因此，反思20多年来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尽管欧美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主导性的影响，但相对于技术层面上的社会学方法而言，其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仍然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性因素：
1.经验研究的“过密化”和理论研究的“稀松化”同时并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1980年代以来，被中断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要想立即恢复和完善起来，并不是一件易事。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社会学在经验性实证研究的量的增长方面，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理论研究却相对“稀少”与“松散”。笔者曾通过“中国期刊网”查询了1997～2003年间发表的社会学论文，其中标题有“社会学”主题词的论文达1177篇，而标题有“社会学理论”的论文只有37篇，标题为“理论社会学”的则更少，只有2篇(其中一篇还是翻译过来的)。足见理论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贫血”状况。对理论需求的不足甚至漠视理论的做法势必会给理论的引进及其发展带来阻碍。
2.政治取向的共同性抹杀了富有各种世俗取向的理论个性。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之初，非常强调社会学政治取向的共同性。许多社会学研究，即使是通过严格的经验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与当时的主流政治取向不相符合，其成果是很难得以发表和认可的。是否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成了衡量社会学研究成果的首要标准。社会学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政治术语的“解释者”。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学的自由发展。1990年代后，虽然经过思想界的启蒙，具有世俗化个性取向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日益增多，但整体状况还是没有多大改善，学者们的自主意识和理论自觉性依然不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必须让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真正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的理论，否则在实践中仍然会总是出毛病。而要哲学社会科学产出真正有价值的(即能够指导实践的)成就，就不能要求哲学社会科学术语合乎政治语言的规范。[13]
3.依附性、垄断性理论阻碍了向独立性、资源共享性理论的转变。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之初，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多半局限于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翻译与简单介绍上，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依赖性很强，欧美社会学理论自然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界在继续有选择性地翻译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开始逐步转向深入分析和本土化改造时期，并由原来零散的研究转向系统的研究，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不断增强。但由于一直没能建构起自己的本土化理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事实上很难摆脱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依附性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向独立性、资源共享性的转变。
4.学科渗透与融合背景下的泛社会学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引进与发展。随着20世纪末信息化、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在研究领域方面的区分也日益模糊化，许多学科乘机纷纷“入侵”社会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并呈现出了一种泛社会学化的态势。一方面，社会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如家庭、婚姻、组织、犯罪、社区、行为等，已经不再是社会学的绝对优势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学也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边界，在诸如权力结构、区域发展、话语实践、市场网络、消费行为、信息传播、生态环境等过去陌生的或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大量跨学科、多学科或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研究开始涌现出来，这意味着学科划分已很难再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界线了。而社会学学科的综合性特征不仅为各种研究的泛社会学化提供了直接的便利，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学自身的多元化发展。受欧美社会学的这种影响，中国社会学在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引进上也呈现出了这种泛社会学理论的趋势，许多带有社会学理论特征的社会理论、社会思潮被纷纷引进中国，使得中国社会学在短时间内很难辨别和消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欧美正宗社会学理论的引进及其发展。
对于进入到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而言，欧美社会学理论不管是继续处于主导性地位还是面临更多限制，1980年代以来的欧美社会学理论总体来说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如果说美国流行的当代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以其平实的学术心态建构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理论原则，那么欧洲当代社会学理论则以其浪漫的学术风格阐发了令人产生丰富想象的理论思想。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确有许多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心平气和的实证原则对之开展客观研究，然后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方案，然而，仅仅开展实证研究难以解释无限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具有强烈批判气势的当代欧洲社会学可以激发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思维，对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开展更深入的思考。[14] 所以，在新的世纪，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而言，也许没有自身的理论传统恰恰是实现自己跨越式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对恢复与重建不久的中国社会学而言，不仅没有北美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与欧洲人文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之间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恰恰相反，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局面，这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中国社会学理论在艰难地走完“缺失—移植—融合—反思”的道路后，将真正迎来一个重建与创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张琢.当代中国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8.
[2]杨心恒.漫话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J].社会，2002，(2).
[3]于晓.国外社会学研究：回顾与展望[A].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94.
[4]张琢.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1.
[5]孙龙，风笑天.近二十年来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J].社会，2001，(2).
[6][14]刘少杰.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A].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3，22.
[7]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A].北京：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C].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20-26.
[8]郭建加.试析中国社会学学科在理论发展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2001，(2).
[9][11]《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0年社会学在中国——研究进展状况及热点难点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1，(2).
[10]文军.承传与创新：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7.
[12]陆益龙.社会学理论的意义和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6).
[13]谢遐龄.注重理论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