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者们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全球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理论特色，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有I·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A·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R ·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L·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等。 这些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全面、准确地把握全球化的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社会学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特征使其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性问题的探讨具有较强的优势。本文试图通过对9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中几个富有代表性人物的有关全球化研究的考察与评价，来展示社会学家对全球化理论探讨的特色及其演变轨迹，以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全球化的真正内涵。
一、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尽管有学者认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一直是把国家间关系作为其研究的重点，且其理论体系中不仅从未提出过“全球化”这一概念，而且其任何一种有关全球的观念都主要限于世界经济的范围内。（注：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但是，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积累性和连续性。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作为全球化理论的前奏，其影响力是无可辩驳的。尤其是他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源起》一书，堪称全球化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标志着全球化理论开始彻底摆脱了经典方法，以体系代替了国家，并真正开创了从全球角度对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性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他不仅探讨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也探讨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探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尤其是他比较客观公正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并给予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其使用的核心概念是：核心（core）、边陲（periphery）、 半边陲（Semiperiphery）。沃勒斯坦指出， 资本主义从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是由核心、半边陲和边陲这三个组成部分联结而成的一个整体结构。核心的特征是输出制造业产品，边陲的特征是输出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半边陲则是输出“边陲产品”到核心地区，又从核心地区输出“核心产品”到边陲地区。因此，半边陲地区在世界体系中是体系稳定的主要因素，它具有既被核心地区剥削，又剥削边陲地区的双重角色，而正是这种双重角色增加了世界体系内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以此为基础，沃勒斯坦以发展的眼光，分析了核心、边陲、半边陲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层位变化，同时也把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经济与政治的多样性、差异性的分析，纳入了对世界体系整体的分析考察、宏观研究之中。（注：张雷声著：《寻求独立、平等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并认为这种研究不宜以个别的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单位，而只能以一定的“世界性体系”作为研究单位。因此，在研究方法上， 沃勒斯坦不是采用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approach ）来研究， 而是采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力求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军事学等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融为一体，有机地联系衔接成为一个整体。（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全球化关系不大，但是只要我们稍微考察一下全球化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我们就可以发现正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扩张为全球化的启动与加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素，而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全球化的效应，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当然，沃氏的世界体系论在解释全球化诸方面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尤其是其过分经济主义取向招致了大量的批评。
1990年代以后，沃勒斯坦开始对自己原有的方法进行修改，并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嵌入了文明这个概念。1991年，在其结集出版的《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一书中，沃勒斯坦力图融入对文化文明的考虑，认为当前我们还处于世界体系发展的第三个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现代世界体系正面临着各种反体系的挑战。这些反体系力量冲击着维持世界体系的文化基础和文明观念，面对这些冲击，整个世界体系都将面临着转变，那么其究竟该转向何方呢？沃勒斯坦的回答是建构一个相对平等而且民主的体系，以实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这是世界体系发展的最终可能性归宿，而实现这种目标的希望存在于其他文明参加的广义的反体系运动中，这是一个在破坏中摸索、创新的过程。（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通过对文明概念的辨识， 沃勒斯坦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获得文明合法性是因为启蒙运动把资本主义观念视为唯一的文明标准，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确立并不单单是劳动分工的结果，资本主义也只是文明的一种，而非唯一的文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由于其他文明崛起受到挑战，未来的全球化应是全球多种文明的共存。并且，他预言资本主义必将以西欧、北美为核心，扩展到半边陲的俄罗斯，再扩展到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并最后形成资本主义的统一天下这一“世界体系”。当然，沃勒斯坦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会永恒存在，他说，“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的告终时期”。“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让位于后继的体系”。（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制度从产生并将最终走向灭亡的时代。
沃勒斯坦的理论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世界体系论，但他并没有做到世界和文化因素的有机结合，他实际上采用的是功能主义的方法，用世界体系来圈定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是对抗现代化世界体系不平等的一块战略要地。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文化差异，但他的文化上的功能主义又使他在理论上很难承认还存在着关于全球秩序的其他文化定义，其他与资本主义体系无关的认识，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的“世界体系”观念，从根本上还是没有摆脱西方文明优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束缚。
二、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是从制度转变的角度来阐述和深化全球化理论的，其主要贡献是他把全球化与现代化紧密地连在一起，并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是世界范围社会关系的紧密化。
在吉登斯的制度性转变理论中，他使用了两个极其重要而又相互关联的概念来解释制度性转变与全球化的关系，即“时空的分隔”（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 “社会系统的抽离”（thedisembedding of social systems）。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类的活动是受“到场”（presence）所支配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事物及人物的把握是受制于当事人当时是否在场这一因素所影响，而现代性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时空距离的关系，人们的互动不再受制于必然“到场”这一条件，“缺场”（absence）的联系也变得习以为常。 全球化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其过程必然包含着重组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因此，“全球化概念最好理解为表达时空分隔的基本样态。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与缺场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我们应该根据时空分隔和本土的具体环境以及本土活动地的漫长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注：Giddens,A.(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Cambridge: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P21.）这正好带出了“抽离”这一概念。抽离泛指一个脱离了社会关系建构及人际互动需要必然在场这一先决条件，反而在无限的时空分隔中再将二者重组的过程。社会系统的抽离就是指社会系统从“本土的互动的范围”中抽离出来，跨越时间和空间加以重新结合。全球化扩大了这种“抽离”过程的范围，其后果是使“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一种新的环境中，在新的环境中，抽离的制度把本土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社会系统联系起来，组成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注： Giddens,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P79.）因此， 社会系统的抽离首先是与现代性的力量相联系的，而现代性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从“预先给予”转化成了一个互动式的自我披露过程（ mutualprocess of self-disclosure），其原因必须要与宏观社会的制度性转变（institutional changes）一同理解。
吉登斯有关全球化的制度转变论可以用下表来浓缩表达：
A·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
现代性的 全球化的
全球化中的可能性危机
制度特征 制度特征
全球资本
资本主义 主义经济 经济增长结构的崩溃
工业主义 国际劳动分工 生态环境破坏或大灾害
军备力量 全球军事秩序 核战争或大规模的战争
社会监督 民族国家体系 极权主义力量的增长
理想性的制度
抵消危机的社会运动
转变后果
劳工运动 后匮乏市场
环保运动 科技人性化
和平运动 非军备化
民主运动 多层民主参与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现代性从社会向世界的扩展，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必然结果。而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是由四个不同层面所构成的，即资本主义（capitalism ）、 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军备力量（military power ）和社会监督（socialsurveillance），这四个现代性的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结果便形成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 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world
capitalismeconomy）、国际劳动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全球军事秩序（world military order ）、 民族国家体系（ nation-state system）。时至今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权力中心。全球化趋势，并不是“西方制度在全世界的蔓延和其他文化的消亡”，而是一个复杂的、非连续的和偶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错的逻辑推动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注：Giddens,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bmridge: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P175.）因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代价，造就了一个不是“现在”（now），而是一个“从现在开始就会存在”（from now on）的危机性问题。例如，各种制度性转变的全球性导向如果无限地急剧化，就会相应地构成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collapse of economic growthmechanism）、极权主义提升（growth of totalitarian power）、 核冲突或大规模战争的爆发（nuclear conflict or large- scalewarfare）及环境大灾难的发生（ecological decay or disaster ）等危机。但是，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这种可能性危机是可以而且只有被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所克服和抵消，相反，如果没有此类社会运动的抗衡，未来社会便难逃于恶性的发展，更不会出现制度性转变的理想结果。
三、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是社会学中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是从与全球化密切的现代化理论考察入手的。罗伯逊发现当时十分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大多只是指诸如教育、职业、识字率、收入和财富这样的可以客观衡量的指标，而很少关注现代化中主观的、解释的方面。（注：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e,P2.）而在现实政治领域中，文化的因素及其影响力要比许多人想象的多得多，可以说，我们还处在一个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因此，全球化不仅是指目前全球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的种种客观事实，而且更是指文化和主观上的问题。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不但要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文化的关注，而且首先要从文化系统视角来理解和研究它，因为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是一个由多元社会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这正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全球化问题的最佳窗口。
罗伯逊直接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化，把全球领域看作一个社会文化系统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他认为需要对世界在成为“单一体系”（Singular system）过程中出现的、 在分析上相互分离而实际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逻辑进行系统解释，但是目前既有的一些理论方法不能实现这种目标，如A·吉登斯的制度转变理论、M·阿切尔（Archer）的文化代理人理论过于抽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在全球化理论发展中具有方法论革新的价值，但由于其过分经济主义取向大大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因此，90年代以来，全球化理论在如何描述全球化进程问题上基本上或多或少地把文化或文明的因素考虑进去，以希望形成一套更趋完整的方法。罗伯逊的方法目的就是弥补上述方法的缺陷的同时，来调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如世界体系论和反基础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在研究的概念上，罗伯逊使用“全球场域”（global field）来代替通常使用的“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 且全球场域是由四个参照点（reference points）组成，即民族国家社会（National Societies）、诸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 of Socities）、 自我（Selves）和全人类（Humankind）。并以此为基础， 罗伯逊提出了他的“全球化模型”。
罗伯逊认为以往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现在已经不能成为分析和理解世界的出发点了，应该抛弃“国家中心论”，把“民族国家社会”视为分析全球人类状况的总参照点。而且还要认识到，20世纪民族社会的普遍性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罗伯逊的全球化模型中，四个基本参照点互相“回应”，促成各自的不断“推进”以及彼此间关系的转变，以共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在这里，罗伯逊多次使用了“相对化”（Telativization）这个概念，他说：“我在展现全球场域时，强调了若干的相对化过程，这一术语意在显示全球化推进时人们对观察总体全球化过程（以及集体和个人对这一过程的参与情况）的特殊视角之稳定性提出日益增多的挑战方式”。（注：Robertson, R.(1992)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e,P8.）罗伯逊的全球化模型主要是参照当代的全球性和全球化而形成的，它是全球复杂性在此所意味的东西的理想而典型的再现。在罗伯逊看来，全球化不仅是一个整体过程，更是一种多样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也确认自己的身份。因此，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的一个显著点是他把全球化看作为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 承认全球化和在全球化（deglobalization）过程的同时发生和进行， 并重视对全球文化系统的分析，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构成特征，包括对全球化的象征反应和解释世界体系的概念，这些本身是决定全球化轨迹的重要因素。全球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元文化或同质文化，更不是某种文化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这种分析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罗伯逊的全球化模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正如J·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 ）所提出的：“罗伯逊的全球化模型既没有说明相对化过程的本质，也没有指出它可能变迁的道路，相反，它详述的只是一个对世界还没有证明的认知（ recognition）的假设， 而这只是罗伯逊自己对世界全球化状态的认知”。（注：Friedman,J.(1994)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London:sage,P199 —201.）
基于自己的分析框架和全球化模型，罗伯逊把全球化的基本历程从15世纪初叶到20世纪90年代分别划分为萌芽阶段、起始阶段、起飞阶段、争霸阶段和不确定阶段，并简要地勾勒出近600 年来全球化过程的基本特点和目前状况。罗伯逊不同意像吉登斯和沃勒斯坦那样抽象化、简单化地解释全球化现象，他强调，全球化进程是在相对独立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进程状态下进行的，它有其自己的自主性和逻辑性，它的发展将随着进程的加速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因此，全球化问题不仅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更应该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对象，当前社会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以多维的方式，并超越“世界政治”或“世界经济”的单一模式来说明全球化的转迹及其动因。
四、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理论
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 ）对全球化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较全面地看待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的方法。 他认为全球化观念的主要特点是：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即从国际（国家间）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充分研究，而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层次，从全球（跨国）过程的角度去加以研究。在斯克莱尔看来，“全球体系”和所有观念一样存在于人们心中，但是又远离日常世界。我们研究全球体系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个概念确实所具的真正效力。为此，不仅要从国家层次上，而且更要从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经济和社会进行分析。他认为在社会学里，目前至少已出现了三种竞相媲美的全球化理论研究模式，即世界体系模式、文化全球化模式和全球体系模式。
然而，世界体系模式所包含的经济主义取向和文化全球化模式中的文化主义取向，虽然指出了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征，但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社会学的真正使命应该是在考虑经济和文化的同时避免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这正体现了斯克莱尔尝试建立全球体系社会学模式来研究全球化现象的取向。全球体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这一概念之上。 所谓跨国实践指的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人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是由非国家行为主体所从事的并跨越国家疆界的实践”。跨国实践虽然是抽象概念，但是它们直接指的是其代理机构的实践，从分析的角度看，跨国实践包括三个层次的运行，这三个层次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且每一层次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制度，有组织的、固定的、一致的实践结构。（注：Sklair,L.( 1991) Sociology of Global system, Harvester /Whentsheaf,P52.）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全球体系。
具体而言，以上每一个层次的跨国实践都主要是通过其代理机构的实践来进行的，如在经济方面有跨国经济实践，其主要的代理机构是跨国公司，此外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机构。在政治方面有跨国政治实践，其主要的代理机构是“跨国资产阶级”。而跨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实践表现为“消费至上的文化意识形态”。跨国公司制造商品，提供服务，从而使生产和销售成为必要，跨国资本家阶级创造政治环境，在该环境中一国的产品能够在他国成功地销售，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则提供创造和维持商品需求的价值与态度。当然，斯克莱尔承认，这些都是分析的，而非实证的，在现实世界中，它们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政治，宣传消费主义，跨国资本家阶级直接服务于跨国公司，其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扩展的主要典型。
在阐述全球体系与全球化关系时，斯克莱尔特别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说：“我称之为‘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东西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第一世界它们的心脏地带那些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才接受了它们的地方，向世界各地蔓延开去，这正是真正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社会变化”。（注：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化社会学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没有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持续积累就会瓦解，整个体系也会变得七零八落”。（注： Sklair, L. ( 1991) Sociology of Globalsystem,Harvester/Whentsheaf,P81—82.）
与世界体系模式和文化全球化模式相比，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理论似乎显得更加全面一些，其至少从两种意义上讲是反对国家中心论的，并用全球体系替代民族国家，以实现研究方法的变革。其一，它是从阶级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讨论权力的起源和运作的，为正确理解全球化作了积极有益的探讨。其二，其所引入的“跨国实践”的概念，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为解决那些传统的国家中心论观念所无法充分或全部予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且，斯克莱尔把全球体系的概念建立在跨国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也并没有忽视对民族国家的分析。在构建全球体系过程中，斯克莱尔总是试图把全球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层面的关系理清，并力图把全球的（跨国的）同国际的概念区别开来。但是从整体来看，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的侧重点仍然是全球体系的经济方面（尽管他想避免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在实际论述中，他自己也认为“全球体系是由跨国经济行为组成的”，其重点就是要“分析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因素是如何围绕经济利益而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组织在一起”。（注：莱斯利·斯克莱尔：“社会学的几种不同全球化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993年第5期。）显然，这种偏重经济因素的分析，使其理论对全球化进程中其他因素，如政治、文化、科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力量考虑不够，这正是他全球体系论的不足之处。
五、简短的总结
上述社会学家对全球化问题的不同研究，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对全球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纵观这些社会学家对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其对全球问题的理论研究至少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1）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从早期的较注重物质层面的研究逐步拓展到精神层面；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研究逐步转向了全球文化和全球文明的研究。（2）研究力度不断深化。 从早期的简单化、描述化的研究逐步深化到抽象化、理论化的研究，并由探究影响全球化的物质系统深入到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从细究全球化的单一动因或决定性因素转向寻找多种因素的解释，既看到了全球化同一性的增强，又看到了其分异性的扩大。（3）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从早期简单综合的问题研究、现象研究、趋势研究逐步发展为复杂抽象的制度研究、结构研究和系统研究；从单线条探讨全球化进程的方法转向了重视不同转迹的全球化进程，研究方法不断系统化，跨学科方法运用更成熟、突出。
然而，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全球化的内涵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由于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全球化内涵的理解不一，在理论研究倾向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分歧，但是，上述西方社会学家对全球化的理论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全球化内涵的理解，从这些理论观点中，我们至少可以在全球化的本质性特征方面得到如下几个认识和启示：其一，就发展阶段而言，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无论人们把全球化的历史从何时算起，也无论我们怎样划分全球化的发展阶段，全球化都应该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其二，就动力因素而言，全球化是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为根本动力的。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有赖于一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萌生与发展，舍之，全球化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仅如此，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本身也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标志。其三，就性质而言，全球化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性的统一体。全球化不是单一化、同质化，而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其四，就内容而言，全球化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化趋势，而不是一种终级状态。全球化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是一种全方位整体变迁趋势。其五，就方式而言，全球合作与协调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手段。尽管全球化包含着矛盾与冲突，但主体间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目标与特征决定了全球合作与协调永远是全球化追求的主要方式。其六，就目标而言，全球化追求的是人类整体的共同利益。全球化不是西方化，全球化超越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来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体现的是所有国家利益的时代。但同时在可预见的将来时期内，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仍将长时期地发挥巨大作用。其七，就基础而言，全球意识是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前提。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形成全球相对一致的行动，也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由此看来，任何否定或片面夸大全球化客观趋势及其影响的观点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应以客观、务实的精神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不盲从，不悲观，不无所作为，以实际行动来促成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多彩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原文来源：《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第05期 第40-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