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外出就业问题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始终关注的焦点问题。（注：在已有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把研究视角定位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或“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上。从总体上看，这与“农民外出就业”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但细究起来，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笔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提法在这里容易产生误解，给人的感觉好像“转移”的都是“剩余”的。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剩余劳动力和非剩余劳动力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外出的人完全可以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并非剩余的部分人，相反，留在家里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可能是真正“剩余的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则多半与传统的人口统计定义有关，“流动”一般是指没有户籍变动的居住地的变化。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农民外出就业”一词旨在说明农民“转移”或“流动”正是“外出就业”这一目的性行动的表现。）从国际学术界来看，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它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关注，尤其在寻求解释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因方面，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拉文斯坦(E.G.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一拉”理论、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舒尔茨(J.W.Schultz)的“三态论”、钱钠里(H.B.Chenery)和塞尔昆(M.Syrquin)的“多国模型”论等。这些理论解释大多是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从宏观层面来进行的，并在一定意义上对这一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当前，我国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指就在本村本乡转移到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工商贸服务业，即“离土不离乡”；二是指到本乡以外的其他地区从事打工、经商、服务、种植等活动，即“离土又离乡”。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的外出就业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是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行为或现象呢？笔者认为，仅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式（如上述四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样一个并非纯经济的现象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一方面，国外社会学家曾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运用吉登斯(A.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来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Gugler & Flanagan,1978;Wright & Martin,1987)。
在国内社会学者中，黄平主编的《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就运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外出就业动因的：1.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农村，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2.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绝不是盲目的，相反，他们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一开始他们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化活动中挣得更多现金收入以补贴务农收人的不足。但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标是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解释，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3.正是因为行动者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反思、调整自己行动的规划，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被行为者自己预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们的初衷，更不一定都是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黄平，1996、1997）。这一研究无疑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农民外出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对立（文军，2000a）。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问题的解释上，整体论者一般关注的是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认为只有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往往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中来寻找非农化的原因；而个体论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认为不是社会整体，而是微观上的个人，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做出的“理性选择”。面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这一“经典性”难题，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此作了较好的解答。除此之外，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问题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
由于目前我国农民外出就业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还没有以相对固定的形式合法化、制度化，但却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即社会流动与农村社区的变迁。因此，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使个人行动层次上升到系统行动层次，以进一步对农民外出就业现象做出规范性分析，是十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
本文的分析依据将采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农民微观的个人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宏观的农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为研究目标，以合理化来说明农民外出就业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动因。为此，本文分析的重点将不是在宏观层次上泛论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具体过程、内容、特征及其影响，而是着力在微观层次上分析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本原因。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代中国农民发生像今天这样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外出就业现象？其外出就业行为主要受何种因素的制约？在这种结构性的限制中，农民又是如何选择行动方式的？为什么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农民宁愿选择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注：“过密化”(Involution)又称内卷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去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这种过密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无发展的增长，即虽然产出的产量增加了，但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在中文里，“过密化”这个词是黄宗智从格尔茨(C.Geertz)那里借用过来的。）也不去开辟或创造非农行业里的就业机会？如果是结构性条件的限制（如制度因素），那为什么在一系列制度、规则颁布和实施以前一段时期里，也并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外出就业现象？为解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从微观层面入手，通过对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历史考察，以农民的理性选择为主线，用当代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寻求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源。
二、农民理性与理性选择
要展开本文的研究，我们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何谓“理性”？农民有没有理性？以及社会学中有关理性选择的基本观点。而关于“理性”，学术界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讨论已非常多，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再就此问题展开详细讨论。笔者认为，所谓“理性”，简而言之，就是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对目的之选择和确认。理性是人类超出动物而独具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不仅使我们能够调整达到目的之手段，而且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价值体系，对目的本身做出判断和取舍。因此，完整意义上的“行动中的理性是阐述行为的理由并依此行动的能力及其运用”（米勒、波格丹诺，1992:631）。
那么，农民的一般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呢？关于这一问题曾引起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比如，韦伯曾经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韦伯，1987:42）。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是追求代价的最小化。由此，韦伯判定传统主义下的农民这种只追求代价最小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波耶克(J.B.Boeke)通过对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农村30年的跟踪研究，也指出在“农民社会”中，由于人们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也表现出了与“正常的”供应曲线反常的“非理性”行为(Boeke,1953)。这种认为农民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便是“非理性”的观点曾一度非常盛行，他们普遍认为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已不适用于农民。因此，产生了许多所谓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Scott,1976)、“爱与怕的经济”(Boulding,1973)等说法。
但这种认为农民非理性的看法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便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Schultz,1964:14-64)。70年代末，美国学者波普金(S.Popkin)出版了一本名为《理性的农民》的专著，以专门反驳斯科特(J.C.Scott)关于亚洲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的观点(Popkin,1979)。其实，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关于“农民理性”的大讨论，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以及体现这种反应的供应关系问题。但这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的大争论，其双方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误区”。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理性假定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如亚当·斯密就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这本身就包含了“追求代价最小化”与“追求利益最大化”，二者是同一的，都是“经济理性”的体现。因此，绝不能仅凭“追求代价最小化”而判定传统农民是非理性的，也不能仅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判定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因为农民（尤其是现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选择”行为也是多元的，且受制于许多非经济因素。正如科尔曼(J.S.Coleman)所说：“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Coleman,1990:20)。
其实，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正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指出，有关人的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二分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人到底是自私（理性）的还是唯意志主义（非理性）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到底是纯粹工具性（理性）的还是规范和道德（非理性）的；人到底是根据效用最大化行动（理性）还是被感情和无意识的欲望所支配（非理性）(Alexander,1987:10)。但是，不同学科或同一学科内的不同理论对行为的假设是不相同的。例如，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动的假设和研究侧重点就不相同，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preference)在各种行动中做出选择的；而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因此，有人形象地说：“经济学与社会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某种行动，而后者则强调人们为何无法选择某种行动”(Granovtter,1992:30)。
但无论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还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其前提就是要首先承认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不管这种理性的基础是什么）。而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的行动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因此，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经济理性”最基本的假设。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则不完全是这样，其对“理性”的理解，主要是强调一种目的性的、有意图的行动。其基本假设的出发点是“理性人”，而不是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社会人”和韦伯科层理论的“组织人”的假设，（注：科尔曼(J.S.Coleman)认为，“社会人”的假设把社会规范作为理论的起点，人只是社会系统中已被社会化了的元素，他只是被动地按照社会规范行动；同样，“组织人”的假设也是侧重对组织结构和角色分工的分析，它忽视了对组织中个人动机和利益结构的分析。）更不同于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理性人”的假设的基本内涵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Coleman,1990:15)，而这种“效益”并不只是局限于狭窄的经济领域中，它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等众多内容。其价值取向不一定是经济目的或自私自利的，也可以包括利他主义、社会公平、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此外，与经济学理性选择不同的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更关注的是众多个人的理性选择后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结果(Hechter,1997:192-194)。可见，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是不同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的。不仅如此，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传统的经济理性假设还作了三个方面的修正：一是改变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二是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三是关注制度文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但他们的相同点是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认人的行动是有一定目的性的，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效益”的最大化。
三、一般分析框架与解释模型
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使其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为广泛的社会行为，其特征可归纳为以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研究的目标，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合理性说明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注：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论所要解释的社会行动并不包含那些不具有目的性的感情行动和不具有社会性的私人行动。）
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基础上的（但它对系统行动的解释并非仅仅以个人目的为原因），其基本原理主要来源于以整体论方法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功利主义、博弈理论以及社会学的交换理论（有学者甚至干脆把理性选择理论称之为一种交换理论）等。因此，在社会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争中，科尔曼主张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注：因为在科尔曼看来，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特定时期内的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忽视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而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的，它可以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其关注的重点是行动者。因为行动者的行动都被看作是有目的或意图的，也是有价值偏好和功利性的。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关注这些偏好及其来源是什么，而是着重关注由行动者的选择体系所构成的客观性行动的事实(Ritzer,1996:401)。因此，科尔曼非常自信地指出，以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微观层次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现象。
图1.农民外出行为的分析框架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是由行动者的目的或意图引发的，但它至少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资源的稀缺程度。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以及获取资源的不同途径，而且拥有许多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也相对容易些，相反，资源较少或没有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二是社会制度。制度约束可以提供积极与消极的制裁措施，以鼓励某种行动和削弱其他行动(Ritzer,1996:402)。这是因为任何行动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社会交换系统，社会系统和结构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和交换行动形成的，它反过来又对人们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问题，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农民对个人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种追求个人效益的最大化会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有实力的行动者（即农民）在相应资源中所具有的利益及其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情况，即“资源价值”。行动者要有足够的资源信息，才能做出目的性选择(Friedman & Hechter,1988:201-216)；二者行动者的个人实力状况，它存在于他所控制的资源价值和信息之中；三是每个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及其分布状况，即“控制分布”，农民外出就业行动发生以前，其控制分布受制于个人实力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与信息，而行动发生之后，资源信息与个人实力状况又决定了其后续行动中的控制分布状况；四是行动的后果，即农民外出就业的后果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人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且还决定了这一行动是否还会持续发生，这依赖于行动者对行动后果的价值所做出的判断(Coleman,1990:1075)。图1就是笔者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制定出的对农民外出就业行动的一般分析框架。
这个一般分析框架可以同时用于对个人基本行动和系统行动进行分析和预测，如果我们已知资源与信息控制在行动前的控制分布状况，便可以计算出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每个行动的价值大小，进而可以推论出行动者对整个行动的控制程度以及行动的结果。同样，如果已知行动前和行动后资源与信息的控制分布，那么就可以由图1的反箭头方向推论出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他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价值，以及行动者最终所取得的效益状况。
然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宗旨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涵盖一切理论观点的抽象理论（尽管科尔曼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社会理论的基础”），而是为了将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如权威理论、组织理论、交换理论、社会规范理论等）引入到理性选择的模型中，以发展出一种具有实证性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型。因此，根据上述的一般分析框架，如果把分析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在行动者“理性选择”上（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寻求这种选择所受制的因素），我们便可以列出便于我们量化分析的各种数学解释模型(Chang,1993;Becker,1976;Friedman & Hechter;Homans,1974)。例如，下列数学公式就表达了一个具体的理性选择行动发生的条件(Chang,1993:246)：
V=BP-P'C
If Vi>Vj,then Vi is chosen
说明：在上述公式中，B相当于行动者从预期行动中获得的预期效益的主观价值；C是和行动者相关的预期代价的主观价值，包括行动者预期的投入和可能受到的惩罚；P是行动者估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P'是行动者估计遭受损失的可能性；V是估计其预期的行动的纯价值（i是指某项行动，而j是指其他的行动选择）。
很显然，这一解释模型受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较大，尽管如此，它与前面的一般分析框架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行动Vi（如农民外出就业）的发生无疑要受到个人实力、对资源信息的掌握、控制分布和行动后果四种因素的影响。行动的预期效益（即B）和预期代价（即C）的大小是由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与评价决定的，而行动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可能性（即P与P'）与行动中的控制分布及行动后果直接相关。从总体上来看，在行动估计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可能性一定的情况下，个人追求效益最大化动机越强烈（即B越大，C越小），行动发生的概率（即V）也就越大。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行为上，我国学者开展的许多经验研究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陈阿江，1997；谭深，1997；黄平，1997；邹农俭，1998;Yaohui Zhao,1999）。例如，“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经过大量实证调查得出，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一定的前提下，农村家庭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表现为权衡外出就业的利益和风险的理性行为。当外出就业的经济收益高于本地就业利益、劳动力要素的外出边际收入大于本地劳动边际收入，农户家庭就可能选择外出就业（“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注：该课题组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多因素分析，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经济学的“利益”收入，其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模型也主要是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模型。但其所列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行为的因素：预期收益、资源与经济条件、劳动力素质、外出费用、体制和政策因素，却带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而且与我们前述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一般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通约性，因为这些因素都可以化约到一般分析框架的四个要素中去。）
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农民理性选择的跃迁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社会学中，理性行为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因为它对“理性选择”的基本理解就是认为人的理性是“有界的”，在众多的“理性选择”行为中，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达到“最优点”，而只能“逼近”最优点，即只能取“满意解”。因此，在具体的理性选择过程中，满意准则和合理化便成为这种“理性选择”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在此，笔者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作“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而不是“经济理性”中寻求利益的最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表现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其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有许多因素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行动者只能在众多因素的权衡之中寻求一个满意解，而实际很难达到最优。因此，笔者认为，“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是“理性选择”的更高级表现形式。除此之外，笔者再根据斯科特“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观点引入一个“生存理性”概念，因为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而不是追求效益的合理化和利益的最大化。
这样，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假设，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人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且，生存理性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做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在生存压力下，决定农民是否外出就业的首要因素是生存理性选择。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如过密化），是更为现实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外出就业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农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社会理性选择”跃迁过程中，“理性选择”高级化的具体表现。
首先，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是农民外出就业最根本的动因，也是当今中国民工潮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而“生存压力”既包括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也包括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方面的压力。而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地关系的紧张，即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条件和技术水平条件下，农村的生产资源难以创造出维持农村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劳动成果。不仅如此，耕地面积的递减，劳动力数量的递增，生产手段的不断提高，使得农村中相对“剩余”的人口日益最多，生存压力也由此不断增加，为谋求生存而实现外出就业便成为农民不得不考虑的首要因素，生存理性选择由此得以充分体现。
经验研究也表明，人地关系越紧张、生存压力越大的地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动机就会越强烈，生存理性选择就越主动、具体。但是，笔者认为，相对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压力而言，社会制度等结构性的压力似乎更具有“冲击力”。因为自然环境形成的压力往往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它比起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而言，具有更强烈的“惰性”（文军，2000b）。因此，久而久之生活其中的个体，由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感”将有所下降，从而变得慢慢适应以致无视于这种压力的存在。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却不同，它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变而成的，这种压力从它诞生时起，就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尽管由于制度规范的强大，人们可能会一时忍受制度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良性运作，但这并不等于制度对人们的压力不存在，恰恰相反，这种压力潜伏在社会结构之中，迟早会爆发出来，一旦结构性压力有所松弛，便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从而迅速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为建立新的制度规范打下基础（文军，2001）。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生存压力却直到80年代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松弛以后，才形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现象（事实上，在1949-1979年这段时期里，结构性的压力一直存在，而且在中国农村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为冲破这种压力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只是由于结构性压力过分巨大，那种企图突破压力的理性选择行动，相对来说力量是十分薄弱的，在结构未有任何松弛之前，还不足以形成巨大的反结构动力以突破原有的制度规范，因此，生存理性选择表现的更为强烈）。
但是，仅有这种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还无法说明，在资源环境压力存在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不存在或很少的情况下，为什么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现象。比如，早在13世纪初叶的宋朝，中国人口南北合计就已经突破1亿了，那时就已经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了，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其后百余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人地关系变得更为紧张，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温铁军，2001:186），而扩大农民从总体上却选择了一条所谓过密化的道路。究其原因，如果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农民在资源环境的压力下首先不是遵循所谓的“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社会理性（追求满意与合理化）原则，而是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即使遇到灾害也能确保全家生存，在此前提下，挣得最低收入。（注：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按照所谓的“经济理性”，似乎这一点很难理解。但由于中国农民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更多的不是作为单个的个体而是作为家庭甚至家庭的一员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的，虽然过密化造成了边际报酬的递减，但从维持全家老小生存糊口的角度来看，只要能换得总产量的提高，就是值得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避害第一，趋利第二，也就是说，只要还有口饭吃，传统农民是很不容易考虑再投入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的。“乡”、“土”既是传统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Scott,1976)。因此，就此而言，这似乎也是一个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的问题，只不过这种生存理性选择不只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一个个家庭或家族的，他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却又没有选择外出就业。因为在制约他们进行理性选择的众多因素中，“生存压力”所产生的问题显然是首要的，因此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本身就是“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强烈表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社会理性选择”方面。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从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方面来寻找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动因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还无法彻底解释为什么传统农民宁愿选择走“过密化”的道路也不外出寻求新的生活空间，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生存压力”已大大减弱的今天，农民却要选择外出就业。尽管有学者从宏观的文化层面上给予了阐述，认为当时的农民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他们还更多地被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黄平，1997；黄宗智，2000），但这还不是终极原因。因为在笔者看来，文化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本身就是一定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且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才得以表现。既然这样，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这种“自我剥削”（Chayanov,1986；黄宗智，1994）文化的产生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微观的层面上更好地找到对这个问题的恰当解释，这种解释就是农民的“社会理性选择”。
前面已经谈到，我们将理性选择划分为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三个不同层次，笔者认为这种划分对于进一步解释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原因、流向和类型等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仅从生存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只是触及了农民外出就业最初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普遍化与快速化，单从生存角度来寻求解释已无法说明当今为什么有些农村社区在解决温饱（生存）问题之后，还一如既往地要求外出或转移。显然，今天的农民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从理论上讲，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性结构性条件下，中国农民作为有目的的行为主体都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相反，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下，他们总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不断地试错、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行动着（黄平，1997:81）。事实也的确如此，80年代以来，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再从乡镇企业到外出打工，中国农民一步一步地通过自己有目的（其压倒一切的就是求生存）的行为，逐渐在有意无意之间改变着行为规则和制度的约束，改变着资源的组合方式。因此在这种理性下所做出的种种选择，首先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生存。
但是，随着生存压力的减缓，农村人口外出就业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就是农民不仅存在着“生存理性”，而且还存在着“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文军，2001），对新生代的农民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已经或即将外出就业的农民，虽然仍然面对着人多地少、务农的比较利益低下的困境（生存压力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但是，对他们来说，传统的“乡”、“土”观念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了，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横向比较，再加上城市化的加快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日益松弛的结构性条件下，为追求满足生存以外的需求而一如既往地游离于乡村之外，这种行为是不难理解的（Scott,1976;Popkin,1979；黄宗智，1994；黄平，1997）。因此，在这里，“社会理性选择”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相对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择，社会理性选择似乎更具多样化，它促使农民在决定外出就业的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和“合理”的标准。而这种“满意”和“合理”常常是不确定的，它与个人实力、资源价值、对资源信息的控制分布以及外出行动的后果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生存压力还不是足够大时，对于那些已经外出就业过的农民来说，继续外出就业的意义就远不是某些学者用“寻求生存”所能概括的，或许对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或者相对富裕的地区，即使生活得并不是很好（可能找不到工作，承受比留在乡村更大的生存压力）也比在乡村过着“过密化”的生活要强（这充分反映了行动后果对理性选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其他层次的需要将会凸显出来，而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现代化生活图景比起乡村的生存安全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一定范围内，农民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感受现代文明的方式来补偿自己可能因此而失去的部分生存安全保障。社会理性选择由此比生存理性选择体现得更为强烈，并成为主宰农民外出就业的主导动因。
五、简短的总结
最后，笔者试图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观点和本文所作的主要分析，对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本动因作如下简短的总结：
1.总体上看，农民外出就业是理性行动的表现，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之所以大规模发生，既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社会经济的原因；既受人多地少等自然性因素的制约，也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李银河在其论著《生育与村落文化》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她指出：中国传统家庭本位的文化主要关心的是家庭繁衍扩大，这必然导致多生。在自然界中，每一种动物都占据一定的领土和空间，凡资源占有率高的种类，生殖率必低，而资源占有率低的生殖率必高，否则难以生存。中国传统文化里提供生育的内容，实际上是弱者最低限度地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这也恰是中华民族以及其传统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曾被灭绝的重要原因（具体内容可参见李银河，1994）。）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从总体上说走了一条“过密化”的道路，其文化层面上的原因就是传统农村人口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且还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而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是由于生产力过于落后，生存压力过大而使得传统农民还无法超越生存理性选择而进行经济理性选择或社会理性选择。
2.从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那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是首要的，只有在生存压力足够大，且制度性条件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才成为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把农民面临的种种生存压力当作一种“推力”的话，那么，城市或富裕地区表现的种种“魅力”就是一种“拉力”，而这种“拉力”无论多么巨大，假如没有作为行动者的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作用，其经济学的“推一拉”模式也是很难奏效的。因此，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是其外出就业的关键，因为宏观上的各种推力与拉力再大，其最终发生效力还得借助于微观的个人选择行动。
3.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他们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社会理性选择（见图2）。（注：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逻辑顺序，在时间—空间上，并非人人都会遵守这种顺序，在做出理性选择时依次走完全过程。有时，有的人可能在做出生存理性选择之后，直接表达的可以就是经济理性选择原则，而不仅仅是社会理性选择原则。）在农民外出就业发生初期，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制度性条件松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主体性的增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
4.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要变成一种现实，不仅要受生存压力的影响，也要受传统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性安排的制约，而且，还要考虑其流动所要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包括预期和未预期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是否高于其滞留在乡村的“过密化”生活方式，以及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的大小。由此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在流出条件已基本具备的历史环境下依然选择了滞留于乡土，其主要是因为受生存伦理和乡土情结等传统文化的支配力远远超出了其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选择的驱动力，生存理性选择更为突出；1949-1979年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外出或转移，主要原因是受制度性安排的影响，农民的理性选择为政府行为所替代；而80年代以来形成的“民工潮”则既是广大农民在长期以来的生存压力下对原有结构性格局和规则的一种突破，也是农民理性选择行动多样化得以充分展示的具体表现。
5.如果我们把支撑社会系统运行的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资源与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在社会结构面前决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地首先为自身的生存，其次为自身的发展而理性地行动着。但同时，这种理性选择行动又受制于一定的结构和规则。因此，无论他们的行动具有多么明确的目的性，也总是会受制于许多因素的约束，并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自身的行动目标，而且这种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行动者本身所难以预期的（但结果却会对其后续的选择行动产生影响）。因此，农民理性选择行动的实现，实际在宏观层面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以及农民社会流动的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农民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
6.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会出现在相同的制度结构和文化背景中，愈是贫穷地区的农民，其外出或转移的人数反而愈少的现象（黄平，1997），是由于除了其特有的亚历史文化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其选择留在原住地本身就是生存理性的一种强烈体现，因为理性选择的跃迁是需要条件的，如选择成本的获得、选择能力的培养和做出选择时的具体外部环境等，而且，经验研究证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实力等人力资源变量在农民外出就业的理性选择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Yaohui Zhao,1999)。这些并不是所有农村地区和所有的农村人口都平均具有的。在贫困地区，农民赖以选择的资源和条件相对较少，尽管其可能具有很强的外出或转移动机，也未必会实现理性选择的跃迁。因为这时其社会理性选择比生存理性选择可能具有更大的风险性。
7.“经济理性选择”之所以还一时难以在中国农民身上首先发挥效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可能使中国人理性行动的单位与西方相比更多的是家庭而非个人（因为经济理性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基础上的）。在中国，家庭是个理性选择的决策单位。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成熟，这很可能促使中国人（包括农民）的行动，尤其在经济领域的行动日趋理性化，经济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人的行动解释与以前“非经济中心时代”相比将可能变得更为有效，但同时，社会理性选择因其对选择过程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关注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图2.农民外出就业理性选择的逻辑顺序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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