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是唯一正确选择
世纪之交的中国，将它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看，面临着这样一个比较本质的课题：即我们需要如何面对并参与到一个更多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竞争之中。
近代以来，“入世”还是“出世”的问题曾长期困扰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长期处于融入国际社会（全盘接受西方的国际游戏规则）还是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否定或拒斥西方的国际游戏规则）两者之间的摇摆与徘徊之中。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至今仍需要进一步解决好：现今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能不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不可为”和“如何为之”的问题。
近代以来之中国，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非中国之中国，也非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中国之发展、进步与富强，只能，也只有在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大循环的潮流中才可以实现；自我孤立与封闭无异于自甘落后自取灭亡。肯定了这一大前提，实际上等于承认，在融入国际社会和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两者之间，我们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惟有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入世姿态，进入到国际社会中，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才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相应地接受和承认许多国际社会中的游戏规则。那么，我们如何正确客观地对待世界政治中的游戏规则呢？
转变自己接受软性规则
简单地说，国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来规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和态度，限定国家政策选择的一系列国际习惯、规则和行动程序的总和。这些“游戏规则”，界定了国家行动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如果我们把世界政治和经济比作一个竞技场的话，那么这个竞技场上的主要竞技者是国家，而决定这些国家竞技行为、方式和竞技结果的，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各样的国际游戏规则。
在国际关系中，同样的游戏规则对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游戏规则对同样的国家，可能产生相同或不同的收益结果。作为后发或后进的国家，我们不应该以一种情绪化的态度对待国际游戏规则，不能因为游戏规则是西方主导制定的，就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实际上，问题不在于规则是不是西方国家制定的，问题在于遵守或者拒绝特定规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和结果。
我们大致可以把所有的国际游戏规则分为软性的规则和硬性的规则两部分。所谓软性的规则，是指可以为各国之间交往提供巨大便利的那些规则。一国接受这类规则，对本国的利益不会造成重大的伤害，接受这些规则的各国，可以从遵守这些规则中得到共同的好处。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确定的度量衡准则、国际航空组织制定的航空规则、外交官的豁免权、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原则等。这些规则的共同特点是，如同交通规则一样，问题不在于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行更加安全或可靠，问题是只要所有的车辆都靠右行或都靠左行，那么交通就会处于比较有序的状态。因此，软性的规则一般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这类规则对于扩大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和沟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换句话说，对于软性的游戏规则，我们可以直接接受和加入，尽管加入初期可能给国家的利益造成短期的损失，但是从长远来看，则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的。这就是我们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转制”问题。实践证明，许多游戏规则是我们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也正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或“与国际接轨”的意义所在。例如，我们放弃传统的簿记制度，采取国际通行的会计制度，对我们的统计和对外贸易结算就有很大的便利。虽然这种“转制”可能需要我们付出短期的成本。
冷静对待硬性规则
但是，“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或“与国际接轨”，并不是说我们不加考虑地通盘接受所有的游戏规则。对于那些有重要分配性和程序性的硬性规则，我们必须采取谨慎冷静的态度。
所谓硬性的规则，是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政治含义的那些规则。首先，它们决定了谁可以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什么，不可以得到什么，以及能够得到多少。正是凭借这种关系，强国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弱国只能得到较少的利益。所以，那些实力强大的国家往往通过对这类规则的制定和修正过程的控制，使自己在国际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而那些弱小的国家，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强国拟定的规则，参与一场貌似公正的竞技游戏。
另外，硬性的规则还具有重要的程序性意义。所谓程序性意义，是指国家关切的议题，根据既定的国际规则程序，决定其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行动步骤，由国际社会来协同解决。但是要知道，决定议题及其解决程序先后的，往往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由于国家的实力在国际游戏规则的建制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喜好和偏爱，对自己最关切和利益攸关的议题，通过自己设置的规则程序，优先给予解决；而对弱国所关切的问题，则往往因为不合理的程序安排，不能得到及时的审议和解决。弱国在国际社会中会经常发现自己的议题因为发达国家的拖延和怠慢而被置于一边，因而始终不能提到真正的解决议程上。这就是所谓的规则的“程序霸权”问题。
硬性规则的分配性和程序性含义，决定它们是构成国家“软权力”（相对于军事、资源、经济生产能力等构成的“硬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对这类规则运用的熟练程度，对规则解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程度，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空间。美国今天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是依靠其控制着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而确立的。
强调硬性规则的分配性和程序性含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永远置身于这些规则之外，而是说，我们应该在对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国际定位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根据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原则，有选择、分步骤地接受各种各样的硬性规则。20年前，我们不会也不敢谈论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但是，2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我们接受了《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的人大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且我们现在正在积极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硬性的规则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在WTO的谈判上就是一个例子。显然，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不是要不要加入WTO， 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和代价加入WTO。
需要面对的勇气和改造的信心
上面谈的是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进程中的转制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对待国际游戏规则的战略上，不应该只是被动的接受、融入和适应，我们更应该有个长远的抱负和谋划：既要有信心去改造那些不公正的游戏规则，也要有心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去承担建设和制定新的国际游戏规则的任务。就是说，我们既要有勇气面对“转制”问题，也要有信心对待可能的“建制”和“改制”问题。我想，这才是大国外交的气质和抱负所在，也是关系到今后中国外交定位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能否以及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的前瞻性问题。
原文来源：《环球时报》(京)1999年第1203期 第⑤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