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这一认识的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斯大林对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和援助，因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因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因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美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美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东北和新疆对于苏联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

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另外，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基本不需要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当然通晓“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人数成倍增加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然而，莫斯科却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作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A?Zhdanov)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

中共的目标却十分清楚：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出发，苏联此时的支持和帮助显然具有关键意义，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毛泽东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

没料想，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1949年1月8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国民党要求美、英、法、苏四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斯大林对中共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莫斯科还是明确表示了希望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中共不应拒绝和谈，而苏共也有意接受这一建议，并需要先了解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为中共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让中共表明态度：只接受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毛泽东当时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夺取天下，万没想到苏联会如此盘算。接到电报后，再也无法按捺心中怒火的毛泽东于12日给斯大林回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并指责苏共这样做将导致西方势力参与调停，也为国民党好战分子污蔑中共制造了口实。他甚至学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苏联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绝国民政府的信函。13日，毛泽东身边的苏共联络员向莫斯科报告：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14日，毛泽东接到了日期标明为11日的斯大林来电，其中解释说，苏共的立场主要是不想让中共丢掉和平这面旗帜，中共只需提出令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和谈条件，便可一举两得。如此，毛泽东才平静下来，斯大林也照会南京，表示拒绝调停。

俄国学者大多认为，这些往来电报说明，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往传说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斯大林1月11日的电报，俄国学者认为这是1月10日电报的“续电”，是对苏共立场的进一步解释。但仔细研读这些文件可以发现，这两封电报的意图完全不同，前者明显表示莫斯科希望单独出面调停和谈，后者则意在突出中共不应放弃和平的旗帜，而对调停之事闭口不谈。至于对11日电报真实日期的解释，有几种可能性：或者是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强硬的反对态度后，不得不改变说法，但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有意将电报日期提前到11日;或者斯大林在发出10日电报后，担心遭到毛泽东的拒绝，随即发出了另一封意思相反的电报，但不知何故迟到了两天;或者毛泽东及时收到了11日电，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有意推迟答复。无论如何，把这一时期有关的档案文献联系起来看，斯大林最初确实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和谈。

事实表明，早在1948年1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就对南京表示苏联愿意安排国共和谈，直到年底，升任大使的罗申还在为此活动。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情况也有明确记录。苏联的处境考虑，斯大林在1948年希望国共和谈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中国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俄国档案显示，直到1948年12月，苏联仍然对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非常关注。不过，此时莫斯科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担心，即失去对中共的控制。苏联驻华使馆12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已不是意外之事”。同时，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如果说苏联最初希望国共和谈是缘于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担忧，那么到1948年年底，这种疑虑已经转向美国的政治干预，特别是与中共建立起某种关系。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

应该说，斯大林来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保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但是，与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并非性格使然，而是因为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可以控制中国局势的发展，而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此外，得知美英等国决定不参与调停，继续对中国采取观望态度，也减轻了苏联的担忧。所以，面对中共的强势地位和强硬立场，斯大林很快就改变了说法。

无论如何，到1949年初中国问题开始进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了。笔者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年数百个讨论的问题及做出的决议进行粗略统计发现，其中直接涉及中国或中共的议题，1945～1948年每年只有4～5个，最多时也没超过7个，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个，1950年更多达132个(不算朝鲜战争)。这充分表明中国此时在苏联国际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不仅如此，斯大林也开始亲自主持对华事务。1949年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A·Vyshinskii)在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联系”。显然，要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把中共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担心其他人难以应对。而这时斯大林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而重新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A·Mikoyan)以政治局委员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的12次谈话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其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人们看到的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是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提交的，其中难免有片面和责难的倾向，因而研究者在利用这一文件时大多也过于关注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其实，全面阅读米高扬关于这些谈话给斯大林的报告，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除了要求援助(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方面)，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特别是毛泽东，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中共领导人还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与苏共站在一起的决心。毛泽东多次声明：中国共产党还很幼稚，并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米高扬是第一位访华的苏共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促进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与此同时，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越是临近全面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在经济管理方面是个难题，也就越感到需要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何时到来。为此，毛泽东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

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做出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毛泽东。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Stuart)，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毛泽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

从共产党人的理念出发，中苏都认为结成同盟的首要条件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斯大林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毛泽东则竭力表明中共愿意加盟社会主义阵营，但从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注重的是双方联盟是否符合各自的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中苏领导人在西柏坡确认了双方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至于未来国家利益方面，斯大林和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共同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唯其如此，在这两次中苏高层会晤中，双方都努力寻求在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回避、搁置或暂时退让的方针。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