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这样两句话可称名言：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能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可见，孟子与墨子坚决划清了界限。
可是孟子对墨子下的结论并不正确，因为，墨子也是讲“仁、义、孝、忠”的，并且作为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墨子也是反对诸侯兼并的，“非攻”就是他的名篇。据研究，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墨学中绝二千余载，直至清代中叶而后，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发现，于是整理面世，可见，相当长的时间里，墨子的真相已经不为人知，其所受思想与学术压制的时间基本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平行，墨子的民主精神遭到了统治者的坚决拒斥。正确的思想不一定行时，墨子的遭遇应称世界著名一例。
《墨子·兼爱》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
从这一段可见，墨子很是主张“爱”的，在“自爱”与“相爱”的关系上，强调“相爱”的重要。他也是主张子孝父、臣忠君的，也是反对大夫相侵夺、诸侯相攻伐的，也是痛恨“盗贼”的，这些，至少在概念的一般意义上与儒学并无二致。所以，孟子说墨子“无父无君”，就不实事求是，其以“是禽兽也”骂墨子，更属粗口，当然，孟子出粗口也是有“学术渊源”的，其在《礼记·曲礼》：“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家语·本姓解》），“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章句上》）。那么，墨子呢？韩非认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显学》篇）。
我们打开《墨子》，会看到比如这样一些话：
“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舜耕于历山，……尧得之服泽之阳，使接天下之政……”（《尚贤》篇），
“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节葬》篇），
“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尚贤》篇），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篇）。
可见，尊尧舜禹汤文武，墨子与孔孟并无不同。
《墨子》中“仁、义、忠、信、孝、礼”这些，也比比皆是，未见其有何异议：
“舜……禹……汤……武王……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所染》篇），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篇），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法仪》篇），
“年岁善，则民仁且良”（《七患》篇），
“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七患》篇），
“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辞过》篇），
“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三辩》篇），
“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惧”（《尚贤》篇），
“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兼爱》篇），
“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我，其不仁兹甚，罪益厚”（《非攻》篇），
“此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节葬》篇），
“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节葬》篇），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天志》篇），
“义者，善政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志》篇），
“仁，体爱也。……义，利也。礼，敬也。……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孝，利亲也。信，言合于意也”（《经》篇），
“仁而无利爱，利爱生于虑”（《大取》篇），
“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德行，君上，老长、亲戚，此皆所厚也。为长厚，不为幼薄”（《大取》篇），
“夫倍（背）义而乡（向）禄者，我常闻之矣”（《耕柱》篇），
“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侯也，说（悦）忠行义，取天下……苟不用仁义，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鲁问》篇），
“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公输》篇）……
既然《墨子》也将“仁、义、忠、信、孝、礼”这些奉为必遵必趋的原则和标准，何以当时墨子公然批评孔儒，而后来孟子又骂墨子为“禽兽”呢？
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墨子宣传的“仁、义、孝、忠、礼、信……”这些，虽与孔儒在字面上并无不同，在概念的所指上也有一致之处，但在内容里，仍有所不同，以至含有严重的不同。二是墨子宣传了他的“兼爱、尚贤”之类的观点。
以最核心的概念“仁”来作比较。我们已知孔子于“仁”有这些言论：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泛爱众，而亲仁。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足者……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的学生有子的名言说得也挺直白：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又，孟子有这样两句名言：
尧舜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为政不得罪于巨室。
从这些材料可见，孔孟的“仁”，是一种“仁术”，是不免矫揉造作而为了使民不敢不敬的，即使讲孝，也是给民做榜样，目的仍是使民得到驯服而不至于犯上作乱，而为了使民敬畏，则在庙堂等各种重要场合更是繁礼缛节，“仁”的政治纲领是克己复礼、兴灭继绝，高度形成某种某种统治的利益，虽讲“泛爱众”，却是有等级、有区别的，就连樊迟想学点农圃，孔子也不喜欢。孟子更把孔儒的“仁”学实质挑明了讲，是“不遍爱人”，是“为政不得罪于巨室”。可见，孔儒的“仁”有着十分鲜明的社会立场和具体内容，是贵族的，是彻底地为治人者着想的，与发不出声来的民众有着相当的对立。
那么，墨子的“仁”有何不同？
墨子的以下言论，说明着他的“仁、义”有着与孔儒不同的倾向：
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君子以身戴行。（《修身》篇）
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尚贤》篇）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篇）
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善利之，不必用。礼，……等异伦也。（《经说》篇）
圣人……，仁而无利爱，利爱生于虑。（《大取》篇）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故执有命者不仁。（《非命》篇）
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鲁问》篇）
以上所引，说明墨子主张仁义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是像爱马那样含有为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仁义是不谋利的，是发自诚心而无私心考虑的。所谓礼，是打破贵贱，讲人与人的平等。因此也决不赞成那种认为贫穷富贵治乱寿夭皆命中注定的说法。这一原则用于天下国家，就应当是有针对性地用“尚贤，尚同”治理昏乱，用“节用，节葬”治理国贫，用“非乐，非命”治理沉迷酒色，用“尊天，事鬼”治理没有信仰。用“兼爱，非攻”阻止争城掠地。而墨子对“礼”的作用的诠释，竟然是“等异伦”，这与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真是大相径庭。
可见，墨子的“仁、义、礼”方面的内容，与孔儒有着不同以至严重对立之处，他是另一种君子，是从平民角度平等角度考虑问题的君子，摒弃着贵族统治的立场，犯了孔孟之大忌。
要说墨子与孔儒一致之处，还可举出不少，比如：
一，在社会发展方向上并无不同认识。众所公知，从孔子到孟子，都对东周以来分崩离析、诸侯争战、兼并不已的天下大势不满，他们希望“复礼”，就是回复到像周朝的前期那样，大小诸侯国相安无事，大家众星拱月尊崇天子，因而天下太平有序。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行“大道”的“大同”之世，然而自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以来，“大道”远逝，社会能维持在以“礼”为标志的“小康”之世，就算很好，但眼见得连这个也维持不下去，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继之而起要称霸的又大有人在，天下不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孔子到孟子又千方百计为有国者着想，要他们效法周文王行王道，从而在纷争的天下立足和发展，成就王业（这隐含着孔孟式的“革命性”，即在统治层内部可以有兴替）。
在这一点上，墨子是否提出了不同的东西？没有。我们在《墨子·辞过》篇读到这么一句，“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这是墨子顺应着兼并战争的天下向有国者进言的证据，与孟子是相似的。
墨子的重要观点是“非攻”，这与孟子所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的立场，也可算一致，不主张诸侯行攻伐，而主张大小国相安无事。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其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非乐》篇），他对这些现象深为不满，认为要加以改变。这些言论，与孟子也很相似。
墨子鄙视那种“背义而向禄”（《耕柱》篇）的人，这种道德立场，与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很同调。
墨子说，“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他的“义者，善政”，至少在字面上与孔孟的“王道”也很有共同。
二，在社会等级观上并无根本不同的理解。孔儒直至孟子，在社会等级观上是十分明确的，有大人、小人的区分，有君子、野人的分别，有治人者、治于人者的不同，有君、臣的尊卑，有诸侯、大夫、士的各个等级，维护“礼”的这些严格的规定，并且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非礼勿动”。墨子虽然有“兼爱，尚贤”之类的主张，向着平民以及平民中的贤人的方向倾斜，这是为诸侯国家的兴旺发达着想的改良主张，虽然这很让孟子恼火，但毕竟墨子并不是要对那一社会进行根本的颠覆。我们从墨子的《天志》篇可知，他对于庶人、士、将军大夫、三公、天子这个等级序列是承认的，并且作为立论的前提。他只是提醒人们，天子上面还有“天”，而“天”是爱天下百姓的。而认为有这样至高无上的“天”的存在，孔孟也是有这种说法的。
我们在《墨子》中读到“百工”（《法仪》篇）、“民、役徒”（《七患》篇）、“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宰、工、医、行人、乐师、仆、庖、庸筑”（《尚贤》篇）、“穑人”（《兼爱》篇）、“轮人、匠人、圉、胥靡、舂酋”（《天志》篇）、“贱人、农夫、妇人”（《非乐》篇）、“百姓人民、穷民”（《非命》篇）、“获（女奴）、臧（男奴）”（《小取》篇）、鲍、函、车、匠（《非儒》）、“重室子”（《备城门》篇），这些名词所指的是社会不同等级的人们，墨子只是在论述时客观地称说到他们，并无任何褒贬，也并无任何要铲除等级的意思，就是说，这方面既无颠覆的主张，也无改良的主张。在承认总根于《周礼》或反映在《周礼》中的社会等级与分工，他与孔儒并无分歧。
在关于社会须有分工的观点上，他也与孟子一致，比如，在其《鲁问》篇中他就说过，我一人去种田，不能饱天下人，我一人去织布，不能暖天下人，我一人去打仗，不能抵挡敌军进攻，总之，我虽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也不去披坚执锐，但我会教人耕教人织教人战，起的作用将会非常大。这就是讲社会分工，与孟子在《滕文公章句》里关于社会须有分工的说法一致，只不过孟子把这概括为“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墨子却无对此区分贵贱的说法，大约因为墨子自己就是“贱人”，并且甘愿为天下平民说话。我们从《墨子·非儒》篇里一句“今之鲍函车匠（革匠、甲匠、车匠、木匠），皆君子也”可知，他较重视把这些人归为“君子”，大约是最低级别的君子（技术人员）吧，而很有些科技知识的墨子本人很可能就出自这个行列（鲍、函、车、匠，《周礼·冬官·考工记》里俱载）。
三，甚至在“心学”的方面，墨子亦与孔儒有一致之处。孔儒“心学”肇自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是《论语》中直接见着“心”字的，其余虽不直接有个“心”字，但几乎处处有关“心学”，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有三戒”，“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比如“克己复礼、非礼勿视”，无不内涵“心学”。在《孔丛子》中，孔子曾直接说到了“心”的作用：“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至孟子，则有《尽心》篇提出了“良知”，《告子》篇提出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有趣的是，《墨子》也有“心学”。《墨子·亲士》篇说，“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这些话，岂不正是“心学”？可与孔儒的“诚意，修身”相比美。而在孔儒“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说法上，墨子也有，其《尚同》篇认为，要“同一天下之义”，就得从“家”做起，“善人之赏，而暴人之罚，则家必治矣。……家既已治，……又使家君总其家之义，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令于国之众。……国既已治矣，……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为发宪令一天下之众，……天下必治矣。”可见，墨子所认为的天下求治的顺序，与孔儒也一致。
然而，墨子终因其平民倾向显出立场的独立性，遭到孟子的粗口，后来又遭到封建统治者摒弃。二千多年前《庄子》早就叹息得深刻：墨子的主张“虽能独任，奈天下何？”
孟子借《礼记》经典之言骂墨子为“禽兽”，虽显其卫道之士的“浩然之气”，却就也堕入了《庄子》所讥的“一曲之士”，可不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