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30日至6月5日，应英国21世纪信托基金会(21st CenturyTrust)邀请，我前往法国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裁军问题新争论：核武器及其他武器》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题是讨论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安全形势，主要是裁军问题。在来自十几个国家的20多位代表中，既有真正的军事问题高级专家，如英国陆军元帅、前英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洛德(Lord Carver)，前英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麦可·昆兰(Michael Quinlan)爵士，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简·洛达尔(Jan Lodal)，兰德公司前副总裁、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李·戴维斯(Lynn Davis)博士，也有一些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教授和博士生。研讨会内容丰富，会期整整一周，主办者为了使会议进程不被足球世界杯前夕的热闹气氛所打扰，特选择了斯特拉斯堡市附近的一个名叫"Klin-genthal"的城堡作为会议的地点。它是一个住处被森林环抱、四周人烟稀少、整体风景如画的欧洲老式贵族建筑。据东道主介绍，十年前戈尔巴乔夫与教皇正是在此城堡中会晤，商讨建立苏联与梵蒂冈之间的新关系。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中，所有与会者聚精会神，研讨活动十分尽兴。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扼要评述研讨内容。
这次会议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进行核试验之后不久召开，因而核安全与核裁军问题很自然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依笔者观察，与会者的主要争论点有两方面：如何防止那些拥有一定核能力的半核国家加入由印度首先挑起的核军备竞赛，尤其是如何使印巴两国签署核不扩散协议和核禁试协议；与此相关，现有的核国家（所谓"P5"，即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怎样通过合作和自身努力，为无核国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保持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核裁军态势，尤其是如何使美俄两个核超级大国率先裁军，为其他国家作出示范。
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相继通过了核不扩散条约和核禁试协议，世界上多数国家都签署了这两项协定。应当说，它们代表着冷战结束以后国际裁军进程的重大进步，反映出世界各国争取和平与安宁的强烈愿望。虽然以往世人都知道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拥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核军备能力，但国际舆论以往多认为，最有可能破坏核裁军进程的，是伊朗、伊拉克和北朝鲜等国。这次先是印度、随后巴基斯坦搞了一系列核爆炸，并公开宣布拥有某种核军备，给世界很多国家以极大的震惊和冲击。会上多数人都批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行为，认为它们违反了国际潮流，与核不扩散进程背道而驰。但两位印度与会者——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的研究人员阿巴·先卡(Abha Shankar)博士和印度报界自由撰稿人尼拉德·谢兹(Ninad Sheth)——却一味替印度政府的行为辩护（其荒谬论据并无新意，这里不再赘述）。不过，从争论内容和结果看，情况比我想像的要复杂：首先，印巴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外部威胁，搞核武器是不得已的事；它们也都不大可能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核军备，而国际制裁（主要是少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效果有限，起不到预期的遏止效果。其次，来自美欧日的代表对南亚核军备事态抱较强硬的批评态度，而参加会议的乌克兰、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则对印巴持一种复杂的、多少含有同情意味的态度，尤其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大学物理教授萨尔曼(M·Salman)认为，美国及西方人一方面对弱小国家拥有核武器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拥有同样武器的行为加以包庇和纵容，这种双重标准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此外，会场下面还可听到一种说法，那就是：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给长期受压迫的广大穆斯林国家一种新的抗争手段。我感到，第一，从CNN、BBC等西方主要传媒得到的印象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实际想法是有别的；第二，中国现在的位置很复杂微妙，我们既不能眼看作为我国邻邦的南亚加剧军备竞赛（尤其是危险的核军备竞赛），又不能顺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想法和调门走，必须有自身的通盘考虑和对策。
从研讨会讨论的结论看，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追究责任，而是下一步国际社会该怎么办，即处理印巴核爆炸以后造成的各种严重问题，比如：如果印巴两国拒绝签署有关协议，国际社会还有什么严厉手段？如果缺少有效的促变手段（对印度这样巨大规模的国家似乎什么样的制裁都不易奏效），是否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承认它们为核国家？一旦承认印巴为核俱乐部成员，将会给其他的“半核国家”（据悉此类国家在全世界有20个左右，包括伊朗、沙特、南非、巴西、朝鲜、利比亚、伊拉克、以色列等）造成什么影响？现在虽然五大国拒绝承认印巴为核国家，一时间却难以找出有效办法让这两国签署核不扩散公约和核禁试协议。很显然，一味施压和制裁，不仅于事无补，甚至可能造成反作用，使这两个国家“破罐子破摔”，最后在某个脆弱环节上出事，危及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形势。
会上的一种思路是，先听听印巴有什么要求，再看看核大国能够做出什么举动，使前者有所安心并签署核不扩散和禁试协议。从印度方面观察，如果让它同意有关协议，最重要的要求有两条：五大国首先削减核武器；并且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同情者指出，连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至今仍不愿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美国人坚持，与核国家处于交战状态时，或者美国及其盟国受到攻击时，美国有理由首先运用核打击力量），这就使那些“半核国家”很难停止正在进行的“拥兵自重”行动。有鉴于此，在这次会上英国陆军元帅巴歇尔·洛德主张，五大国应向所有国家提供某种核保障，比如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他还强烈主张美俄两个核超级大国率先行动，大量减少现有核武库的存量。会上提供的一份备忘录《关于消除核武器的堪培拉报告》(the Canberra Commiss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也推荐了类似的具体措施，如：核大国做出努力，使发射核导弹的时间从现有的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甚至几天；把核弹头从发射器上移除；减少现有核武库的存量；核国家之间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将这一承诺逐步扩大到非核国家。然而另一些人士（如美英国防部的两位现任和前任高官洛达尔和昆兰等）则认为，不能向“半核国家”让步，也不应把不同性质的问题牵扯到一起。他们反对放弃核大国的核威慑力量，理由是：在核武器很容易被“不负责任”的国家和恐怖主义集团掌握的今天，核大国应保持广泛而有力的威慑手段；现有核国家已拥有成熟的核军备管理系统，不似某些发展中的“半核国家”那样容易出事。另据介绍，美俄之间第三阶段前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由于俄杜马（议会）的异议，已经遭到搁置，因而现在根本谈不上向“半核国家”的让步问题。会上争论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虽然有一些核裁军方面的设想，但难于形成共识。
南亚次大陆近一段时期的紧张形势，中东地区和平进程的停滞不前，波黑、科索沃等地的动荡不安，非洲大陆此起波伏的战乱，使人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和平与裁军”能否继续视为当今世界政治交响乐的主旋律之一？今后的国际安全进程会朝着什么方向演进？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对此做了广泛探讨，并提出了若干有说服力的论点及论据。根据地讲，根据他们的评估，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受到各国各地区越来越多的重视，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对抗性质的确较从前减弱，和平与裁军进程日益成为主导性进程之一，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严重对峙局面的消解，表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大规模战争冲突（包括核大战）的可能性已大大下降，这对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无疑是个福音。尽管目前的国际关系中仍然有许多矛盾和局部冲突（包括一些热点和战乱），但是这些矛盾与冲突并没有上升为全局性的和大规模的对抗，没有从根本上逆转世界主要国家和主要地区裁减军备的势头，也没有给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带来实质性的消极影响。除个别情况外，现有的多数冲突和战乱仍然属于“可控性的”和“边缘性的”。
一些专家列举证据说明，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裁军与和平进程中的许多积极事态和迹象，是冷战时代难以想像的：
——核裁军与防止核扩散。美俄两大国原则上同意，通过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将逐渐使现有核军备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比如将各自的核弹头数量由现有的5000枚减少一半以上；核“俱乐部”五大国向世界承诺，不再进行核爆炸；有149个国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CTBT)；有170多个国家签署了防止核扩散公约；西方七国集团与俄罗斯在1996年的莫斯科会晤中同意，对世界上核原料及核技术的走私和转让行为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督与管理，更密切地交换有关信息资料；一些国家之间为民用目的而进行的核合作，也受到更加明显的限制及压力。
——禁止使用地雷。近些年国际间禁止使用地雷运动声势浩大，其发起者获得1996年诺贝尔和平奖，更给地雷的制造国和使用国造成日益强大的压力。除一些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国家外（如南北朝鲜，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与伊拉克，越南，美俄中三大国），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不生产、不使用、不保存、不转让致人死命的各种地雷”的公约。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起更大关注。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遭败之后，国际上对于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非核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保存和使用，趋向于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限制性措施；伊拉克被当成为此而受到惩罚的典型范例，联合国特委会至今仍在伊拉克行使特殊的检查监督职能，它为世界上所有已经或有可能生产或使用或保存此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敲响了警钟。
——导弹技术出口限制。近几年，国际上在执行“导弹技术控制机制”(MTCR)时形成了日益明显和严厉的压力，它要求所有拥有中远程导弹的国家，承诺不向不拥有此类武器的国家出口此类导弹的制造技术。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所有西方能够制造此类武器的国家均已服从此项限制，非西方国家的俄罗斯和中国也受到日益严格的监督与压力。
——小型常规武器进出口登记制度。联合国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海湾战争以后，它就倡导建立了“常规武器进出口登记制度”(UNCAR)，对七项小型常规武器的进出口进行注册和监督。在过去的五年中，联合国会员中已有138个国家加入了这一制度。1996年建立的“华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更要求所有成员每半年报告一次它们的武器及其生产技术的出口情况。1997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秘书长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有关国际间违法武器交易的国际会议。今年4月间，30多个国家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专门会议，讨论马里等西非国家提出的暂缓生产和进出口轻武器的动议。会议结束时发表声明，主张将这种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从非洲到美国，世界各地正出现一种趋势，要对小型武器的生产和使用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
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它们说明，国际裁军与和平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已经形成一种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像研讨会上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现实的世界仍然是极不平等的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强势位置，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前者制订的各种规则和制度。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和平与裁军仅仅是一种“霸权式和平”与强制性裁军，是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强国大国从既得利益出发做出的安排；从防止核扩散、禁止使用地雷，到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中远程导弹技术，直至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名下进行的限制小型武器的活动，多半与欧美国家的利益及首先倡议直接联系在一起。它们是难以逆转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冷战结束后强势地位的重要表征之一。虽然这些制度和规则的出台及生效，也对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世界有一定的好处，但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产生矛盾、对抗和冲突的根源，并没有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少自身社会保障、经济保障和安全保障的难题，并没有平息那些受抑制最厉害或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愤懑情绪（比如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敌意，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之间的不信任）。根本上，现有的国际裁军的各种制度与规则，由于它们的局限性，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许多措施更带有利弊兼存的特点。
当然，指出现有安全格局的缺失与问题，并非要否定世界多数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近几年围绕裁军与和平问题取得的重大进展，也不是要无视国际社会出现的真正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些积极因素和趋势。最近十年来，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以及欧美一些和平组织倡导的禁雷运动，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此次研讨会上，与会者还见到了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一、曾任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军项目负责人的Virginia Gamba博士，她目前领导的“以合作求和平”课题组正致力于非洲大陆的裁减常规军备的研究和组织活动）；国际上一些反战组织、反核组织、反生化武器组织和绿色和平组织，声势浩大、影响日增，其作用远远超出冷战时期。不仅如此，反战和裁军运动90年代以来所获得的道义上的力量，从长远影响上看，比实践中武器数量或质量的裁减更重要。尽管很多国家仍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取舍对待国际和平及裁军的要求，但它们越来越不可能或难以无视这些要求及其所包含的国际道义。以这次南亚次大陆的核试验为例：在印巴进行核爆炸破坏了核禁试气氛之后，几乎遭到国际社会众口一辞的谴责和不满，不仅对巴基斯坦有一定同情心的阿拉伯国家同时批评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连伊朗、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也公开表示不想模仿印巴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道义合法性”问题，它的力量和影响在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以前是难以想像的。而道义合法性的力量和影响恰恰表明，国际社会的发展，包括国际和平的巩固，并非某些“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历史性循环往复，而是一个复杂的演化和进步过程。
最后，笔者还想就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与中国的关系再说一点看法。现在，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世界的注目，中国人的言行日益成为国际共同体日常生活难以分离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核俱乐部正式成员，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更因为中国近几年的国内改革和建设成就及政治社会稳定超出了国外许多人的预料；中国快速而稳步的成长，使得它的综合国力及其潜力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注意。笔者作为国际政治研究者，有机会经常出国考察或参加会议，对此深有体会。在这次法国召开的会议上，笔者作为中国方面唯一参会人士，与美俄等国的代表一样，在发言时总受到特殊的照顾和注意；相形之下，比如说，日本人或英国人的态度及立场就显得不那么有影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国外对我国内政与外交的了解不仅非常不够，而且存在不少疑虑、误解和批评。许多人在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就表示钦佩的同时，也担心中国强盛之后会有“霸权举动”；就军控问题而言，我国的武器出口政策，相关的技术转让对象，军费开支及其透明度，国际高科技的进展，保持核武、远程导弹和地雷使用权的做法，等等，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眼里或嘴里，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种种口实。此次会议也不例外，研讨过程中能听到某些对中国的疑虑及批评。由于时间充裕，会上会下交流时间充分，笔者与来自各国的代表差不多都有较长时间的交谈。我反复向他们询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或俄罗斯拥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军备，却很少听说“美国威胁论”或“俄国威胁论”？根据得到的回答，归纳一下，大致有这样几点原因分析：一点是，外部世界对中国内政不了解，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制度没有信心，很多人容易把对中国的印象定格在某个固定的消极画面上，看不到中国社会今天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积极变化；另一点是，中国的稳步崛起和影响日增，自然会给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用某些人的话讲，“带来不稳定、不确定的成分”，这在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眼里，的确构成了某种潜在的甚至现实的挑战；第三点是，我们的国际战略仍在探索、调整和确立的过程中，中国的长远国际目标和责任尚不够明确，中国军队与外界接触的还不够，一些做法可能缺少内在连贯性，或者缺少必要的解释。由此我相信，如果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持续下去，努力克服内部存在的一些弊端，如果中国与世界共同体关系的磨合向积极方向发展，进入到更加协调和沟通的阶段，如果我们自己对长远目标及其战略策略的研究深入下去，有了更好更充分的解释，“中国威胁论”将逐渐不攻自破。如果实现了这些条件，在把一个和平、繁荣与稳定的世界带入21世纪的过程中，占人类1/5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做出更大贡献。
原文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1998年第08期 第50-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