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战机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以及围绕整个科索沃局势的不断演化，既对现有的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基石造成严重震撼，也对21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危险影响。我认为，至少以下几方面的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

一、“北约全球化”的图谋逐步得手。北约是冷战的产物。从道理上讲，在两极时代终结之后，北约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一组织的决策集团不仅企图使它在新时期的存在合法化，更希冀将这一个以标准的西方“集体安全”设想建立的安全架构扩展到北约成员国以外的地区——先是中东欧（以某种和平方式），之后是东南欧和巴尔干（凭借现在这种暴力手段），下一步可能是北非、中东或者中亚乃至全世界（说不定“多管齐下”）。一位外国观察家问得好：“这道界限越过以后，美国及其盟国现在是否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在欧洲、实际上是全世界出现麻烦的地区强制推行其行为标准呢？”

二、全球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将大大加剧。任何密切关注科索沃事态发展变化的人，都不会不对北约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较量中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和其它高技术手段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军事上的“一边倒”局面，给世界各国的军人和战略家一个躲避不开的强烈刺激：武器的优劣与否，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结局，落后必然挨打。笔者预计，明年以至今后几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开支，尤其是其中的高精尖武器装备的采购支出，都将比冷战结束的近10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事实上，世界上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已经显露出这方面的明显迹象，高喊“民主和平”的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当代国际军备竞赛的“领头羊”。本来，从90年代初以来，国际裁减常规军备的步骤及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均有一个良好的势头，但北约对南联盟的武力摧残却对这种裁军气氛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毒化”与破坏，给即将到来的21世纪埋下祸根。

三、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问题更加尖锐复杂。民族、宗教矛盾历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北约这次以“扶助弱小”名义对塞尔维亚民族的军事行动，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意见分歧，使原本尖锐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微妙和迫急，也使各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非统组织和东盟）缓和民族纷争与民族对立情绪的尝试变得更加艰难和棘手。北约军队对科索沃阿族人的“拯救”，表面上看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隐藏其后的无疑有地缘战略的重大利益；战场上的结局或许令某些人称心如意，但大规模轰炸的发动者也许没有料到，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很可能是开启了一个无法收拾、无法掌控的“潘多拉之盒”，释放出来的是范围更大、程度更严厉的民族仇视和排外心理以及小规模武装骚乱和“焦土政策”，是此起彼伏、说不定连西方国家也无法幸免的难民潮和社会动乱，是美国教授亨廷顿预言的所谓“文明的冲突”。

四、西式价值观持续冲击甚至改变国际关系准则，“世界新秩序”的奠立更加朝着欧美方向倾斜。单从理论上讲，“国家主权必须首先包含对人的权利的尊重”的说法，并非没有丝毫道理，它确含有对时代特点的某种思考和重新探讨；问题是西方某些人所讲的“人权高于主权”，尤其是在这次对南联盟的空袭时所一再标榜的“人道主义”，不只体现着一种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表达着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逻辑，更隐含着一些拿不到桌面上的图谋与私利。比如，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发言人绝对不会像一些西方报纸那样坦率地承认，这次北约在巴尔干采取的大规模行动，是扩展其战略疆域的重大步骤，是对俄国人“软腹部”的一次痛击。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规则和组织章程的修改、国际法的调整与充实以及对许多重大事实性质的认定（如“侵略”与否或违反“人权”的程度），很有可能往往不仅与当事方的看法与解释格格不入，而且并不总是同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无论世人承认与否、喜欢与否，这是一个铁的现实。

笔者作出这些判断，并不是说当今时代世界各国要和平争发展的趋势已被科索沃危机根本逆转，事实上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减速，世界经济发展及各国经济建设的重大努力仍在继续；这些判断也不意味着，从此国际关系中只有“霸道”而无“公道”可言，现实里两者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变动中表现着自身的存在。我想强调的仅仅是，科索沃事态的演化，给了世界各国以一些重大的警示。如果人们仔细总结这些警示，不只是情绪化地对它们作出反应，争取和平、促进发展的努力将更有成效，对“把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带入21世纪”的问题将会有一个更加理性的答案。

原文来源：《人民日报》(京)1999年第0412期 第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