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讨论中美国际秩序观的异同?
　　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至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秩序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转变，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的新变化。面对变化，许多人深感困惑，按照老套套、老路子、老观念难以找到出路，按照新思路、新观念又感觉没有把握。
　　特别是去年上海亚信会议和今年亚投行出现以来，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更加怀疑。大量政策报告和学术著述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归纳起来，美方担心中国在六个方面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一是美国的盟国体系;二是美国的亚洲领导地位;三是国际规则机制的控制权;四是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五是全球公域的治理权，如太空、网络、深海等;六是普世价值观。
　　有人认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已经转移到国际秩序之争。虽然言之过早过重，但是显示出这个问题的潜在重要性。
　　中国是怎么想的?
　　最近几年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新概念逐渐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系统化，并见诸实践。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战略透明”。这些最近形成的有关国际秩序的核心概念包括以下六点：
　　第一个核心概念是“利益共同体”，以及由此衍生的“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包括“新义利观”。
　　在这些理念之下，中国寻求与扩大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利益汇合点，以利益汇合点超越利益分歧点或冲突点。各种利益共同体的相关性即紧密程度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开放、包容、多元，寻求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对中国而言，与亚洲各国共享发展空间、分享发展成果，直接体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等“一带一路两廊”的亚洲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它将极大地促进亚洲市场一体化，促进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转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中国将与有关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形成国际体系的新载体。
　　第二个核心概念是“新安全观”。
　　超越旧安全观，主张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扬弃绝对安全、单边安全、狭义安全。传统安全秩序观必然导致急于用军事力量改变国际体系;把军事竞赛作为综合国力的第一要素;动辄使用军力维持其霸权。乌克兰事件就是传统安全观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集中表现，它证明了传统安全观主导下的大国安全困境。日本右翼势力鼓吹传统安全观，企图重走二战前的军国主义老路，反映了他们陷入战略困境的无奈。只有坚持新安全观，才有可能化解传统的大国安全困境，促进国际安全体系从盟国集团型向多边合作型转变。
　　第三个核心概念是“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破解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必然对抗的逻辑。
　　第四个核心概念是“新责任观”，即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来界定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分担应对责任的内涵。
　　第五个核心概念是“共同崛起”。其目标是实现金砖国家整体崛起、构建西方传统大国与非西方新兴大国的G20合作框架。
　　第六个核心概念是“和而不同”。其内涵是实现世界文化多样性、各国道路差异性和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普世性的统一。
　　凡此种种国际秩序的新概念，都是针对当前国际秩序的难题，面向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未来，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为国际秩序转型打开通道。国际社会包括国内舆论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新概念持怀疑论调甚至否定立场，这并不奇怪。关键在于中国是否是这么做的，这条路是否可能走得通。
　　中美双方怎么办?
　　中美博弈的战略选择大致有四种：一是双方都坚持旧的国际秩序观不放，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国际秩序陷入崩溃;二是中国不断创新国际秩序观，美国抱守旧秩序观，其结果是美国陷入战略被动;三是美国创新国际秩序观，中国难以适应并且拒之门外，由此中断和平发展;四是中美双方都突破旧的秩序观束缚，相互接近，形成新的地区和世界秩序。
　　我认为，只有第四种出路才是可取、可行、可能的。中美关系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国际秩序观，但是在实践中已经大量出现共同的探索。中美关系中的新趋势就是双方不断推动这些新概念，并且在政策实践中产生一系列新突破。比如，基辛格等提出的“亚太共同体”与“中美共同治理”;“9·11”以来中美在反恐、反海盗、防扩散、人道主义救援等安全领域的合作;中美两军信任机制开始构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中国自贸区试验;中美关于气候治理和低碳排放的共同目标;中美在联合国体系改革领域的合作;2008年以来汇率机制与金融货币体制的改革;中美人文交流和法治合作的一系列机制;人民往来广泛推进，包括双方给予十年签证;等等。
　　我们不能期待双方在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分歧、成见、偏见全部丢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步相互靠拢的艰难和价值。
　　如何向前看?
　　为何中国能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且不断创新战略概念?这正是因为中国深刻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就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以此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与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决不能走霸权主义的老路，只能在融入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实现和平崛起。
　　我们并不否认世界上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并不否认传统安全威胁和集团对抗还主导着某些大国战略。对于这些威胁和危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但是，所有这些威胁和危险并不能成为世界的主流，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战略主导思维。换言之，中国不会把别人的霸权战略和冷战思维拿来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历史一再证明，抱守陈旧战略不放的那些国家，无论其国力多么强大，总是不可避免地重犯战略错误，其衰败并非来自外部威胁，而是来源于自己的战略误判。
　　中美两个大国都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并且都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应当避免或少犯历史性、全局性的错误。这就是我对中美关系抱有耐心和信心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是作者在2015年5月6日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