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都将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将进入体系转型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期，国际权力结构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相对均衡、新老大国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局面，这将导致全球议题、决策体制和发展理念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在未来十年将经历一个实力增长的黄金期和问题多发的脆弱期，如何使用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能否控制住国内矛盾决定着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景。未来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于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战略疑虑和认知差距将大为加剧，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外交需要在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自我发展与他者共赢之间显示更多的平衡和灵活性，进而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继续朝着和平、合作的方向发展。

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在世界总体稳定、格局深刻变动的大势下落下帷幕。回顾过去十年，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在困惑和质疑中继续前进；国际权力和财富自近代以来首次出现了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历史性趋势；多种力量、不同议题和竞争性的理念纷纷参与到国际博弈中来，世界政治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前所未有。过去十年也是中国迅猛发展、加速崛起的重要十年。通过国内改革的持续推进和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不仅积累起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战略影响力，而且实现了国家身份的重大转变，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合作性建设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对于把握世界的变动趋势以及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景具有前瞻性意义，对中国当前的政策制定和战略调整也深具启发。

一、未来世界的基本走向

在国际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全球性问题空前凸显等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正加速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基本走向，学者们多有思考，见仁见智。① 笔者试图以国际结构为基本变量，分析变动中的国际结构对全球议题、决策体制和发展理念的深刻影响，以期为分析未来世界的基本走向提供管窥之见。

西方与非西方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分野为理解当前和未来国际结构提供了独特视角。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一度进入了由美国霸权定义的单极时刻。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全球规则的制订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东西和南北关系中占据全面优势。

然而，冷战结束短短二十年时间，西方的中心地位就出现了明显动摇，其国际权威和全球影响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尤其是西方霸权的核心支柱——美国因对外政策失误和内部经济困难而出现了严重的实力透支。③ 与西方阵营相对应的则是一个相对分裂和弱势的非西方世界，它们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不仅没有制度决定权和利益分配权，还不时受到西方世界的肆意干涉和战略挤压。具体而言，非西方世界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失败国家和反美主义国家，其中前三类国家（群体）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冷战结束之后，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普遍拓展、技术革命广泛扩散的时代背景下，成功开启或加速推进了基于现代化取向的改革进程。然而，由于历史遗产、资源禀赋、政治能力等方面的巨大不同，这些国家（群体）现代化努力的结果差别甚大，进而导致了它们在国际关系中不同的地位处境、利益诉求和战略选择。④

未来十年，西方与非西方的力量对比态势将继续发生变化，国际结构将加速从西方主导到东西方相对平衡的方向转变。从西方阵营来看，美国在力量和权势上仍处于优势地位，科技能力和军事实力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奥巴马的变革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国际形象。美国最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小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划清了界线，在强调军事实力重要性的同时，明确了外交、发展和国际机制在解决争端、防止冲突和维持和平中的优先性。⑤ 这证明美国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和战略反思能力。然而，美国所面临的内外困境短期内仍难以得到根本性缓解。在其内部，虽然迅速出台的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方案避免了美国经济自由落体式的深度衰退，但相对于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在相当时期内将处于增长乏力状态，这无疑会极大制约奥巴马再造制造业辉煌的雄心；美国政治上的“极化”现象加剧了其两党、府会之间的政策分歧，不利于塑造政治行动所必需的统一意志和战略共识。⑥ 在其外部，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还将耗费美国相当的实力资源，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短期内也没有彻底解决的可能，华盛顿通过“笑脸外交”和多伙伴合作而进行责任外包的战略意图收效甚微。这些都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很难再回到新世纪初期的状态，华盛顿不费力气和低成本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日子成为历史。作为西方阵营重要成员的日本和欧盟都将面临着内部的政治博弈和社会治理难题，难以为西方中心地位的维系提供有力支持。⑦ 因此，尽管西方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国际结构的中心，但其内部阵营的三大支柱各自都存在众多问题，其未来发展非常不确定，其主导世界的能力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在非西方世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国内改革的相对成功，国家实力和战略影响显著增强，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态势。未来十年，尽管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各自内部的结构调整和治理难题，但它们仍能够保持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⑧ 其结果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将得到实质性提升，它们与现行国际俱乐部的关系决定着未来世界的稳定与否。

俄罗斯在经历了后冷战时期衰败和混乱的十年后，通过强人领导和资源优势重新确立起世界大国的地位，并通过对外政策中的强硬姿态维护其战略利益。近一年多来，俄罗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国际政治中的鲜明立场有所后退，希望通过在伊朗核问题、国际核裁军等现实议题上对美让步来换取美俄关系的修复。然而，美俄相邻的地理边界状况、“弥赛亚”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不同的历史认知决定了两国关系改善的限度。⑨ 未来十年，俄罗斯在内部面临着政策稳定可持续性和市场再改革的难题，在对外战略上则将继续游离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不断地在“希望-失望”的情绪圈中徘徊。因此，俄罗斯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政策动向将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动的重要变量。

就伊斯兰世界的未来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项在于能否对现有的社会体制结构进行调整，进而在伊斯兰传统和世俗价值、本土文化和西方影响之间达成总体平衡。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能否开启内生力量驱动的现代化转型，决定着其未来的前途命运。

失败国家的未来前途既取决于自身能否建立起普遍化的政治权威，也受制于国际社会的援助共识和力度。未来十年，反美主义国家的对抗姿态将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而有所缓解，但这种反美主义也会因美国霸权的相对维持而长期存在，这些反美主义国家也将构成国际政治图景中的一支独特力量。

西方与非西方的发展态势和互动关系意味着后冷战时期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结构将出现重大变动，西方的相对衰落与非西方的群体崛起将同时出现，并伴之以各自内部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即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非西方世界中的份量将更加凸显。未来的世界将进入一个西方与非西方相对均衡、新老大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阶段，新兴大国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政治的未来基调和发展取向。具体而言，变动中的国际结构将对未来世界的全球议题、决策体制和发展理念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具有现代性的全球议题将重新回归到国际政治中心。冷战结束至今，世界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即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位于现代国家的行列，相当多的欧洲国家在社会形态和政治理念上进入到了后现代，而非洲、中亚、拉美的一部分国家则在现代化博弈中出局，回到前现代状态，成为典型的“失败国家”。各国因处于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具有不同的议题重心和利益诉求。前现代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基本生存，现代国家关注的是物质利益，后现代国家则追求着各种抽象性权利。冷战结束初期的西方中心主义时代，以抽象权利为核心的全球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显现，出现了现代国家与后现代国家争夺话语权的局面，而失败国家的生存要求在相当时期内受到漠视。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的重新制造业化、欧洲出现治理危机，以及失败国家进行现代化重建的努力，强调物质利益的现代性话语将重新占据全球议程的中心。也就是说，尽管后现代权利由于其道德高调和政治正确不仅不会消失，反而将成为未来国际互动的主要形式，但国家间博弈的实质仍将是物质资源、战略利益之争。

第二，全球决策体制将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寻求新平衡。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规则确立和议程设定。然而，西方整体能力的下降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导致了西方决策体制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上的双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进一步加速了既有决策体制的式微。相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化解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释放制度空间来满足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进而建立起基于新老大国平等地位和广泛协商的治理模式成为未来全球决策体制变革的基本方向。20国集团的异军突起不仅提高了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而且为新老大国进行政策协调提供了有利平台，全球经济决策体制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达成了新的平衡。⑩ 然而，在涉及范围更广泛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全球决策体制的改革仍然进展迟缓、行动乏力，难以适应急速变动的形势需要。未来全球决策体制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向是各国为了占据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制高点，都在积极组建类别繁多的临时性和非排他性的集团。由于不同集团的利益整合和规范塑造能力不同，那些共识稳固、功能强大的集团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存活，并成为未来全球性体制确立的起点。

第三，国际发展理念的多样化和自主性将是大势所趋。在西方中心主义时代，西方不仅建立起物质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更垄断着对发展模式和现代性的话语解释权。西方话语的核心在于对现代化模式唯一性（即西方模式）的先验认定(11)，以及对民主包治百病的浪漫式理解，进而导致根据道德标准而非事实判断形成对民主与专制的简单划分。它们将基于特殊情景下积累起来的经验当做普世性的价值选择(12)，并在救世主意识的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不顾一切地大力推广，导致众多后发国家政治失范、乱象丛生。在扎卡里亚看来，第三波民主浪潮所及的多数国家所进行的民主尝试最终都蜕变成了“非自由的民主”，(13) 世界对西方模式的可移植性产生了强烈质疑。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失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等一系列西方本身问题的放大，更使得其作为现代化领航者和民主价值捍卫者的权威形象面临破灭。相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危机应对中的相对成功使得其自信心开始增加，更加强调根据自身特性，从本土实际和现实国情出发构建基于内在需要的治理模式。

二、未来中国的发展态势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实力积累，中国的国家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北京奥运会显示了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现代化成就，60年国庆大阅兵意味着中国军事和国防能力的稳步提升，上海世博会展示的是中国巨大的科技和创新能力，而从抗击汶川大地震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国超强的抵御灾难和抗打击能力。如果说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能力只能由GDP的增长速度和总量来定义，那么现在的力量结构则更加全面和实在。2009年，面临外部危机蔓延和实体经济下滑的严峻挑战，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刺激和内外协调率先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成功实现了“保八”的政策目标。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确定无疑地超过日本，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结果是中国被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成为世界竞相关注的焦点。

未来十年，中国的总体实力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在经济层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中，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仍是中国压倒性的战略任务。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相当时期内仍然充足，中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必须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14) 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努力，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基础设施，这为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中国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消费潜力，政府拥有雄厚财政基础和多元政策杠杆。一旦体制性障碍得以消除，国内需求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力支撑。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战略性产业将得到大力扶持，中国的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将会有实质性提升。这不仅有利于大幅提高中国经济的内涵和质量，而且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条低端，只能提供简单加工和贴牌生产的格局，进而建立起中国在世界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在军事层面，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决定着未来十年仍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快速增长期。首先，尽管近年来两岸关系有所缓和，两岸博弈由主权之争回归到治权之争，但台湾问题在相当时期内仍然存在，并随着岛内政治生态的演变和外部势力的持续干预而存在激化、异变的可能；“藏独”、“东突”等分裂主义势力正处于猖獗活跃期，构成对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威胁。其次，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国家利益的边界不断向外拓展。然而，中国的战略保障能力和军事自卫手段严重不足，如何保护和实现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成为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重要内容。最后，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在传统大国对华军事防范力度持续增加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显著上升。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任务将进一步加重，中国将在积极防御的总体战略指导下加强武器装备、科技水平和军队素质，国防能力建设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未来能力的增长同时也体现在软实力层面。中国所开启的人类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实现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性改观，而且为整个世界带来了机遇和福祉，而这一切是在超短时期且没有向国外输出战争和转移矛盾的前提下实现的。从日常用品到工业制造，从联合国维和到国际系列峰会，“中国元素”在国际社会日益凸显，“中国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热议的话题。(15) 中国发展所遵循的基本经验、政策思路对后发国家如何确定国内优先议程并处理外部经验和本土关怀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回应诸如战争与和平、文明冲突、环境保护等当今世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方面也具有独特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崛起同时也是政治软实力的崛起。(16) 当然，中国仍面临着软硬实力发展失衡、力量和影响相互分离和国际话语权缺失等难题，这进而制约着中国整体能力的持续增长。(17) 正是基于此，软实力建构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未来十年，中国将继续“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在建立良好国内治理、重塑核心价值观和提高外交动员能力方面加大作为，进而为国家整体能力的增长提供支撑。

当然，未来十年也是中国内部矛盾最为突出、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的时期。首先，国家财富的迅速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整个社会系统的全面进步。相反，长期以来的经济优先主义导致了贫富差距、社会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如何防止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共振”及集中爆发考验着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其次，随着中国从魅力型领导到技术专家治国的过渡，领导者的个人威望和意识形态整合能力都面临新的挑战，能否以新的共识加强党内团结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如果再考虑到西方对华“分化促变”的压力、权贵利益集团的不断固化，以及民众持续的政治参与要求，中国在政治整合和社会稳定上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再次，三十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力量的显著成长，这在激发社会活力和彰显个性独立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化。政府越来越需要在慎重理性决策与回应民族主义情绪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重大的战略性失误。因此，可以说，中国内部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挑战之严峻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综合来看，中国在未来十年还将经历一个实力增长的黄金期，并可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时成为一个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但如果不能够通过制度调整和社会改革控制矛盾或降低问题带来的冲击效应，中国实力增长的乐观前景也存在反复甚至中断的可能。实力和问题的并存意味着在相当时期内中国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国家，既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又在具体事务中与发达国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既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部挑战和国际风险；既需要回应民众对公正和平等的基本诉求，建立更加和谐的国内社会，又需要消除外部社会对中国的战略疑虑，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也具有复杂的两面性。在战略层面，外交仍将“韬光养晦”，保持内向型的防御姿态，为国内问题的优先解决创造条件；在战术层面则需保持积极的“有所作为”，以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在总体视野上，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国际大局观，但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则进退有别。中国尤其将更加坚决地维护关涉中国核心利益和战略空间的问题。

三、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世界体系转型与中国的崛起同步进行、相互影响。世界体系的和平转型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中国正是在开放性的全球体系和总体稳定的外部环境下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同时，中国也以自身力量推动世界体系的不断变迁，成为现存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合作性力量。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态势依然迅猛，但“大而不强”、“将起未起”的战略处境难有根本改观；世界权势将加速转移，但制度化的全球体系却远未确立。国家、制度和非国家行为体作用重叠、错综复杂，政治身份千差万别，不确定性和困惑感有增无减。(18) 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于一个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的过程之中，彼此之间的战略疑虑和认知差距大为加剧，中国崛起的整体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

从中国的视角看，中国迅速崛起并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使得国人的心态异常复杂。一方面，中国的这一轮崛起是自近代一百多年来经历无数次曲折探索和失败后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功，表明拥有悠久农业传统的中国在崭新的工业文明形态下同样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国人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信心满满；但另一方面，高歌猛进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利益失衡、社会矛盾和信仰混乱使得国人对未来前途充满担忧，而这种担忧又往往在与西方发达社会的对比中进一步放大。国人心态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上。由于长期处于国际体系的底端，中国渴望通过自我努力得到外部世界的承认，但又深怕陷入他者别有用心的捧杀和过度承担责任的陷阱，因而难免出现面对外部指责过度敏感，出现赞扬之声却又处处设防的情况；在面临事关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的问题时，中国善于进行泛道德化的理想主义宣示，但在具体的行动中却又极度实用主义，力求避其锋芒，徐图自保。这种自信心与自卑感、大国情结与弱者心态的复杂交织使得中国的国际行为摇摆不定、前后矛盾，增添了外部世界认识中国的难度。

外部世界面对中国崛起时的心态也同样复杂。基于超巨型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崛起正在重塑着外部世界认知中国的集体心理：承认中国崛起的事实但难以认同和真正接受作为独特异质的中国行为模式；期待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又对中国的影响拓展和力量使用充满疑虑；相信中国是理解未来世界的关键却始终不愿放弃自我中心的固有观念。反映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政策行为上，这种复杂认知又具有多样化的表征。在权力加速转移的背景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其中心地位和优越感的丧失倍加担忧，对中国的迅猛崛起存有疑虑、恐慌、排斥的复杂心态和“过激反应”。(19) 渲染“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的国际舆论不时出现，(20) 在战略应对上更加强调对华的防范制衡，在制衡战略中又特别强调软、硬手段同时并用。由于在非西方国家群体中的突出地位，新兴国家对中国的嫉妒感不断上升，进而成为双方关系新的麻烦来源。周边国家对华心态面临着从俯视到平视，再到仰视的痛苦调整过程，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影响“欲迎还拒”。发展中国家的心态也很复杂，它们积极欢迎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商品，但又恐惧中国的强大竞争优势，“新殖民主义”论调由此时有出现。

由此可见，中国崛起的“地壳运动”效应正在开始显现，不仅改变着世界的客观权力结构，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和外部世界各自的心理结构。中外双方都需要经历观念形态和具体政策上的调适过程，建构起更具理性和现实的战略框架。在观念层面，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需要从长期形成的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优越感中解放出来，反思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的现代性范式在认识中国问题上的局限性，进而放弃改造中国、使之成为典型西方阵营一员的雄心和幻想，真正正视中国因多重身份和多种进程共存而显出的异常复杂性。(21) 中国则需要扫除百年的历史悲情和虚骄的民族主义，培育出健康、理性的国民心态，既确信中国取得成就的伟大意义，又对中国所面临的艰巨挑战时刻保持清醒，将一个客观、多元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在具体政策层面，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需要改变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逻辑，放弃防范、遏制的对抗性思维，真正接纳中国作为多元全球体系中的重要一员，理性看待双方的合作空间和利益冲突，既不能因相互合作而对对方产生不切实际的心理期待，又要避免将功能性领域的争端上升到政治原则、是非善恶的高度。对中国而言，力量增长意味着责任承担，中国很难再坚持独善其身或“搭便车”式的政策选择。承担起与其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不仅是回应外部社会指责、非议的应景之举，更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高政治动员能力的长远之道。中国需要在国内优先的总体战略下在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自我发展与他者共赢之间显示更多的平衡和灵活性，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继续朝着和平、合作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工具性考量，更涉及中国能否为全球问题解决提供新选择的价值性思考。

注释：

① 国内学者对未来世界格局走向的分析参见蔡拓：“国际秩序的转型与塑造”，《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10－15页；陈玉刚：“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28－34页；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1－8，34页；袁鹏：“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39－44页。

② See 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pp.23-33;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 No.4,Jul./Aug.,2002,pp.20-33; 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Summer,1999,pp.5-41.

③ 比如袁鹏教授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远非一般意义的经济问题，而是同美国整个霸权地位息息相关、涉及美国霸权根基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经济实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大幅领先，但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却已陷入某种“结构性衰弱”。参见袁鹏：“金融危机与美国经济霸权：历史与政治的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第1－6页。

④ 有关非西方世界五类国家（群体）的详细分析参见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第4－6页。

⑤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2010,p.22,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上网时间：2010年5月27日）

⑥ 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25－31页。

⑦ 有关日本和欧盟的内部问题参见金灿荣、刘世强：“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2期，第3－4页。

⑧ 谷源祥：“新兴经济体崛起及世界格局变动”，《亚非纵横》，2010年，第1期，第4－6页。

⑨ 金灿荣：“如何认识国际大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9期，第4页。

⑩ 有关20国集团的角色和地位参见钟龙彪：“浅析20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嬗变”，《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第10－14页。

(11)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那就是走西方式的道路，包括接受西方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落后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参见［英］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8页。

(12) 亨廷顿就认为西方文明并不等同于现代社会，西方文明远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建立。西方文明的可贵，不是因为它的普世性，而是因为它的独特性。See Samuel P.Huntington,“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Foreign,Affairs,Vol.75,No.6,Nov./Dec.,1996,pp.28－46.

(13) 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Vol.76,No.6，Nov./Dec.,1997,pp.23-24.

(14) 国务院参事马力在“2010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上作题为《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的报告时表示，中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1.68％，居世界最高列。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将出现拐点，开始上升，但2010年至2035年仍处在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储蓄率高的“人口红利”期。参见“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将现‘拐点’仍有25年‘人口红利’期”，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 id=12091.（上网时间：2010年5月19日）

(15) 有关国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参见唐晓：“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37－52页。

(16) 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40－44页。

(17) 房桦：“十年来中国软实力发展研究综述”，《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期，第57－58页。

(18)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译：《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8页。

(19) 俞正樑：“试论中国外交新政的国际战略环境”，《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第4页。

(20) 参见伊恩·布雷默：“中国不再韬光养晦”，《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2023，（上网时间：2010年4月2日）；约瑟夫·奈：“中国对美的错误决策”，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8/sino_us100312.shtml，（上网时间：2010年3月12日）；Ed Miliband,“China tried to hijack Copenhagen climate deal”,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dec/20/ed-miliband-china-copenhagen-summit，（上网时间：2009年12月20日）．

(21) 有关中国多重身份和多种进程的分析参见袁鹏：“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43页。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0年第庆典特刊期 第26-3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