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持续发展。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自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以来，这一趋势愈发呈现出不断“加速”的特点：一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国出于对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误读导致近乎全方位的战略失误，极大消耗了自身力量，并因此陷入诸多内、外困境之中；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批新兴市场经济大国和“中等强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现了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持续、强劲、和平崛起。这一对相反态势的演进，使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出现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由西方向非西方转移的历史性趋向，并大大增多了国际政治博弈参与者的数量。其结果是，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面临深刻变动；同时，地缘政治不可避免地日趋复杂、国际和地区形势加剧动荡。纷繁多变的当今世界情势深刻影响了2012年国际政治的走向，使其呈现出错综复杂、动荡不定等特点。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六个最为突出的国际热点之中：第一，世界主要大国经历政治领导人选举；第二，中东局势发生新的不确定变化；第三，亚太地区形势更为复杂；第四，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第五，俄罗斯未来发展面临新变数；第六，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局势不稳。本文试图对上述热点现象进行简要分析，并探讨其背后蕴含的深刻含义及其对未来国际政治的影响。
2012年国际政治的主要热点问题
首先，回顾2012年国际政治的主要热点问题，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无疑是“选举”。的确，2012年被国际社会称为“超级选举年”，全世界有多达58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或即将进行换届选举。“选举”所受关注度如此之高，除了因为涉及选举的国家数量众多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涵盖了大多数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相当数量的地区热点国家，如韩国、埃及、也门等。如此多具有重要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国家纷纷进行政治领导人换届选举，不仅意味着它们会对过往的内外政策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更意味着这些国家未来的内外政策可能会出现多方面调整和变化，从而加剧今后国际和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
其次，中东地区乱局在2012年出现的新变化同样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后期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延续，西方借此对中东地区民主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2012年以来，西方对于“阿拉伯之春”的兴奋逐渐被焦虑取代。一方面，中东地区并未出现西方所期待的民主，相反，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将使西方面临更大“文明的冲突”之危险。继2012年6月获得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穆尔西赢得埃及总统大选之后，利比亚43年来进行的首次政治选举虽然使温和派“全国力量联盟”占据了议会多数席位，但其并未赢得绝对优势，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党派依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叙利亚、伊朗局势依旧处于胶着状态。美国采取了先解决叙利亚问题再解决伊朗问题的战略，但叙利亚问题最终能否真正解决，取决于两大因素：西方的财政状况和叙利亚国内反对派能否形成合力。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个条件均未满足。所有这些状况都意味着中东局势依旧远未明朗。
第三，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具体落实致使2012年以来亚太地区形势持续复杂。自2010年美国高调提出“回归亚太”战略之后，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开始变得日益复杂。这种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海上邻国围绕东海、南海的海洋领土主权及岛屿主权不断挑起与中国的争端；其次，印度和日本等地区大国同中国的对抗性倾向明显增强；再次，缅甸等中国的传统战略伙伴国对中国的离心倾向日渐显露。毫无疑问，上述每个方面新变化的背后都有美国因素在起作用。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升温的中菲黄岩岛争端，到近来由日本“钓鱼岛国有化”所引发的持续紧张的中日关系，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仅关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更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博弈其中而涉及全球层面的利益。因此，中美双方加强沟通、减少战略互疑、扩大共同利益是解决当前亚太地区所有既存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四，欧洲的债务危机继续发酵，并拖累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自2011年希腊首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除德国外的欧元区主要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导致2011年第四季度整个世界经济重新步入“寒冬”。2012年以来，欧元区经济由于多重原因，表现乏善可陈：首先，全球经济不景气(包括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回落)致使欧洲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利；其次，欧元区内部实施的紧缩计划短期内对其经济增长弊大于利；最后，欧洲银行业的“去杠杆化”过程仍在进行，同样对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11月15日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三季度GDP较前一季度下降0.1％，出现了连续两个季度经济下滑的状况，这意味着欧元区经济陷入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欧元区经济的持续低迷一方面为欧洲一体化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另一方面也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德国发挥其全面影响力的一次契机。欧洲人可能会再度面临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欧洲德国化”问题。
第五，俄罗斯大选在西方质疑中落幕，普京未来的执政过程将面临诸多困难。2012年3月5日，普京以绝对优势赢得俄罗斯总统选举。俄罗斯作为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以及普京的个人特质使得这一事件本身即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然而，这次大选过程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由于美国对俄罗斯大选问题指手画脚所引发的俄美矛盾。自2011年底俄罗斯出现杜马选举风波以后，美国利用俄罗斯国内出现的“反普”情绪，对其选举过程中的舞弊行为进行质疑和抨击，进而引发希拉里和普京两方的“口水战”，美俄关系由此受到冲击。在2012年5月于美国举行的戴维营八国集团(G8)领导人峰会和9月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普京和奥巴马均缺席在对方国家举办的会议，凸显出美俄关系所遭遇的难题。在对外面临与西方关系的困境、对内面临政治影响力下降，以及经济结构亟待转型的情况下，普京将会把俄罗斯引向何方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
第六，非洲部分国家出现军事政变，并导致“基地”组织更趋活跃，引发地区局势动荡。2012年3月21日，西非国家马里出现了20余年来的首次军事政变。此次政变发生的背景是马里国内北部地区武装与政府长期冲突引发国内混乱，进而爆发多次民众示威游行，抗议政府镇压叛乱不力。部分对现政权不满的军人趁机发动政变，成立“重建民主与国家全国委员会”，从民选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政变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向军人政权施压，要求恢复宪政。对西方国家来说，马里是阻止“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向撒哈拉以南地区扩张的重要壁垒，因而维持马里的国内稳定是美法等西方国家的重要利益。然而，在政变后国内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基地”组织“伊斯兰教支持者组织”趁机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并控制了马里北部。因此，该地区未来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
2012年国际政治热点现象反映的深层次问题
2012年国际政治呈现出的错综复杂、动荡不定等特点，一方面反映出国际政治发展所具有的内在延续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深层次新问题、新趋势。就内在延续性而言，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的，2012年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依旧是后冷战时代，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格局深刻变动与调整的持续、纵深演进；而就当前国际政治出现的深层次新问题、新趋势而言，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全球政治觉醒”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开始进一步显现；第二，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开始以解决当前国内紧迫问题为压倒一切的政策导向；第三，一批“中等强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大；第四，全球治理的需求日益上升、供给则明显下降。
首先，2012年国际政治乱象背后的一大动因即美国著名战略家、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的“全球政治的觉醒”。布热津斯基在2008年下半年与斯考克罗夫特的对话中强调，当今世界已经步入所谓“后帝国时代”，整个世界都在政治上动员起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美国和西方不可能追求一种成功的帝国政策，因为那些被激怒的、有时是被宗教狂热驱使的人群会团结起来进行坚决反抗。他指出，这正是以色列和美国在黎巴嫩及伊拉克经历痛苦后发现的真理。正如上文所述，2012年以来西亚、北非等地区的许多国家在“阿拉伯之春”的余波后经历了国内政局的持续动荡，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再一次反映出在“大众政治”时代(即大众传播技术革命与文化知识的普及，尤其是聚集程度越来越高的城市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使个人的政治觉醒转变成大众现象)，西方不切实际推广民主将会带来十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当前，“全球政治的觉醒”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还扩散至俄罗斯、欧洲甚至美国。因此，如何处理民众日益强烈的政治、经济、社会诉求，妥善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是世界各国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不得不面对的一大严峻挑战。
其次，当前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开始以解决国内问题为政策的“优先选项”。布热津斯基在其新作《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指出，“美国梦”正在消逝，美国的国际实力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它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因此，他呼吁美国应“走出自我蒙蔽”，正视国内目前严峻的现实挑战，特别是“滚雪球般的国家债务”“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物质主义至上的铺张文化”“为贪婪投机大开方便之门的金融制度”以及“两极分化的政治制度”。除美国之外，俄罗斯、欧盟各国和日本等也都开始意识到各自国内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各主要国家的“内向化”趋势不仅构成了当前国际政治的新图景，也成为世界上部分地区局势加剧动荡的一大客观推动因素。
再次，一批“中等强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作用持续增大，使得国际博弈更为复杂。“中等强国”一般是指实力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综合国力较强，具备相当的物质基础或至少是某一领域里的大国，具有适度的国际权威和相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并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和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国际上还没有对“中等强国”的精确定义，不过从现实来看，这类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以及伊朗、土耳其、越南、沙特阿拉伯、韩国、埃及、墨西哥等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用和地位的升腾在西方相对衰落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格外耀眼，因而它们在经济上成为传统大国积极拉拢的对象，在政治上也成为大国博弈争夺的对象。可以说，在未来的国际较量中，中、美、俄、日、欧五大传统力量中心谁获得较多“中等强国”的支持，谁就会占据有利地位。总之，“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打破了国际关系旧有的五大力量中心格局，它们与现行国际俱乐部的关系好坏决定着未来世界稳定与否。
最后，全球治理需求日益上升、供给明显下降对当前国际政治造成了较为消极的影响。全球治理需求的日益上升体现在，处于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时代中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凸显，并且它们的解决与否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特别是诸如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粮食安全等突出议题更是如此。然而，全球治理的供给方，即世界各主要大国由于国内问题丛生而既无意愿亦无能力顾及这些问题。例如，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即便面对“桑迪”飓风侵扰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也均未曾讨论全球治理的问题。此外，大国关系复杂化也为各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带来障碍，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供给的下降。简而言之，这种障碍的主要表现即新兴大国日益增长的自信与现存国际秩序主导大国日益增加的不自信之间产生的矛盾与战略互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推进将面临重重困难。
结论
笔者认为，围绕2012年国际政治的主要特点及影响，可以得出关于今后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发展的几点结论。首先，当前的世界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充满着各类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其次，各大国面临的各类国内困局强烈地昭示着世界正处于一个“真空”状态，没有任何大国现在能为其社会提供良好的和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这就表明世界各强国的根本问题都在于使各自的社会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它们之中的哪一个能先做到这一点将在长远意义上决定世界的权力格局。这也就是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世界政治经济中最根本的竞争。最后，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国际影响力的全面扩大，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因而摆在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面前的将是较以往更为复杂的战略“棋局”。在这种情况下，走好未来十年之中的每一步“棋”均关乎中国崛起的前景。
原文来源：《当代世界》(京)2012年第12期 第1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