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些所谓网络“国粉”片面夸大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作用，似乎只有国民党政府领导了抗战。有的博文认为“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纵观中国近现代史，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人甚至攻击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论断，认为只有国民党是抗日的。这种认识是不客观的，是不能反映抗战历史真相的，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
推动建立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证明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中国唯一一场胜利了的对外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从“低谷”走向“上升”的标志，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枢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认识下实现的。离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全力推动的。由于民族大义当前，这个主张得到了全国民众和各政治团体的支持，也得到了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际上存在两个领导中心，国民党是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中心。少了一个，抗日战争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占领我东北全境。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政府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加紧围剿江西苏区。日军继续挑战长城内外，侵略军进驻北平西南郊的丰台，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1935年8月1日，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共发表《八一宣言》，主张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推动民族的团结和国事的进步。蒋介石置全国人民抗日热情于不顾，命令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继续围剿刚到西北不久的共产党和红军，并且到西安督战，这不仅激起了西北人民的抗议，也激起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士的民族大义，这导致后来张杨发动事变，扣押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不顾血海深仇，和平处理了西安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表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在9月22日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蒋介石随之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确立了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确保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是主动积极的，国民党是被动接受的。从这个角度说，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难道没有道理吗？
敌后战场的存在是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证明
八年抗战，是靠两个战场来支持的，是靠两个战场的配合取得胜利的。这就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做战略配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无论少了哪一个战场，民族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掌握了政府，它有几百万军队，可以调动全国资源和人力。正面抵抗日军的进攻，当然非它莫属。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前，正面战场的形势还是好的，虽然首都丢了，上海、武汉、广州都丢了。面对强敌，这个代价是不得不付的。
武汉失守以后，正面战场的形势就不那么好了，国民党政府还有求和的表示，日本也有诱降的策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害怕日本的强大，主张退让，对抗日低调，大敌当前，却从事“和平运动”（对日投降活动），终于在1938年12月公开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声明，走上了背叛国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上百万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成为在中国土地上帮助日本打仗的“伪军”。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存在，中国抗战是支持不下去的。这一点，只需要看到，侵华日军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都用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就可以了解问题的所在。
敌后战场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进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在敌人的后方建立的战场。共产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不掌握国家军队，不能调动国家资源和人力。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都是很穷的地区，出产也不丰富，人口甚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战开始不过几万人，到抗战胜利也不到百万。开头一年多，国民党政府还给八路军、新四军拨付军费，此后就由共产党自己筹措军费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创造性地把游击战上升为抗战战略，拖住了侵华日军的一半以上。在敌人后方，不可能有阵地战，不可能有大部队展开，用游击战方式打击敌人，极为艰苦。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暴日相周旋，与西南大后方相比，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设想，没有敌后战场，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侵华日军全部压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上，国民党政府能够坚持两年以上吗？正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拖住了侵华日军半数以上，才分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使得正面战场可以从容组织抵抗。说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难道不是历史事实吗？
正面战场虽然败仗居多，牺牲惨重，但在阻滞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中还是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也应该如实评价。因此，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军人，我们要肯定他们的功绩，高度评价他们的牺牲精神。但是如果离开了敌后战场对日军的牵制，离开了敌后根据地对日本占领者的骚扰和打击，正面战场坚持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
反过来也一样，只有敌后战场，没有正面战场，抗战坚持到胜利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才把日本军队的大部分拖住在中国，使它既不能迅速灭亡中国，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战场，投放到亚洲其他地区。这是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
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这就是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都是唯一的，在亚洲和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种情形。法国号称欧洲强国，国家正规军队有一百多个师，编制师的数目甚至比德国多，但德国攻入法国，不到两个月，法国就投降了。法国未能形成两个战场对德作战，是一个原因。后来戴高乐在英国组织流亡政府，法共在国内组织了抵抗，但是毕竟颓势难挽。
在抗战的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我们要追问：抗日战争究竟是谁领导的呢？一些网上活跃的“国粉”马上会答复：是国民党。这个回答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国民党政府可以领导正面战场，可以领导敌人未占领的大后方地区，却领导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领导不了敌后战场。反过来，共产党领导不了正面战场，领导不了大后方地区。抗日战争的全面领导是通过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来分别实施的。
说国民党是领导中心，是因为它掌握政府。这个政府是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着国家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必须要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后期，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国际联系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代表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等，谈判废除《辛丑条约》和治外法权，蒋介石作为中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做出了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等地的决定以及参与建立联合国，这些成绩离开了国民党政权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尊重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共产党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从这些来说，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共产党推动国民党抗日，监督国民党抗日，批评国民党在抗日大局上的动摇，都是从民族战争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幸好，国民党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下没有放弃抗战的旗帜，把抗战坚持了下来，否则抗战前途不堪设想。共产党的这种监督作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也是一种领导作用。没有这种领导作用，抗战往前进行是极为困难的。
客观地说，在抗日战争的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中心，没有削弱、更没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心的全局性作用。承认共产党领导中心，也没有否认国民党政府领导中心的地位。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各自的领导能力来实现的，是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来实现的，是不能相互取代的。这种情形，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历史开始走上上升趋势所决定的。否定任何一方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国共两个领导中心历史地位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
必须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历史趋势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大变小，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小变大。抗战初期，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稍微大些，抗战中后期，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最明显的标志至少有两个：一个是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反共达到高潮，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民主党派的支持，两个领导中心的政治天平开始倾向共产党一边；再一个是1944年豫湘桂作战的失败，大后方批评重庆国民党政府声浪高涨，重庆、贵阳、昆明的大学教授、工商界知名人士对国民党政府明显失望，两个领导中心的政治天平再一次大幅度偏向中共。共产党领导能力和声望明显上升，国民党政府领导能力和声望明显下降。这是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切实说明，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垮得那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迅速成立，近代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纪元的原因。
国民党的传统观点是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游而不击”，这是不值一驳的。现在一些“国粉”与国民党的传统观点相呼应，全面美化国民党抗战，否认共产党抗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只要回归历史事实，抗战时期的领导作用是不难搞清楚的。
战时日本人怎样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
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死敌怎样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呢？这里举几个战时日本人的例子。
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持久战战略方针，日本侵略者极为敌视。曾做过日本首相、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阿部信行的看法很简单：重庆国民党政府已不足为虑，主张对日抗战的共产党是日本的头号大敌。
1944年，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历经艰难曲折，已看到胜利的曙光，中共中央及时地发出了积极为战略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号召。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加紧研讨所谓中国形势和“剿共方针”，在研究报告中论及中国抗战历程时，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泽东名义”提出的持久战“三阶段论”，不得不承认：“彼我抗争的经纬与国际战争、政治局面的推移，大体上就是沿着上述阶段过来的”；并且，“中共必然实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这也不只是在华北的日军高层的看法。日本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同年编撰的《中共概说》中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发展的步骤，大有注意的必要”。因此，该机构在这年专门编印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将《论持久战》等5篇毛泽东著作全文译出，向日本当局“提供反映国共统一战线、抗日中国动向的宝贵资料”。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了原载日本《This is 读卖》杂志三笠宫的文章。三笠宫是昭和天皇的弟弟。1943-44年，三笠宫亲王化名若杉参谋，广泛考察中国战场以后，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干部发表了讲话：《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他在这个讲话中列举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侵略中国的事实，揭露日本军人的残暴行为，说日本对中国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特别指出共产党的军队“对民众的军纪也特别严明，决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猖獗”，“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大奇迹了吧”。他还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
以上三则例证，都是反映1940年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日本侵略者高层是怎样评价共产党、怎样评价国民党的，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