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复旦抄袭门又为舆论场带来一场盛宴。复旦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东京大学的宣传片。舆论指责复旦有辱斯文，有辱名校，甚至为国家抹黑。事情的发酵过程颇具普遍存在的“中国特色”。先是复旦官方竭力否认，宣称宣传片完全是独立完成;然后，不得不承认有抄袭行为;再后，道歉……体现“特色”之余，复旦官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没有顽抗到底，转身虽不华丽，但还算及时。不过，舆论场并未因复旦的道歉而停歇。有网民戏虐道，再这样抄下去，复旦大学都要成为“复印大学”了。复旦这个脸，算是丢定了。复旦的脸，其实是小case，大case是抹黑中国。泱泱大国的堂堂一流名校，连个校庆宣传片都要东施效颦，令中国创新情何以堪?
但是，我却要为复旦的抄袭“叫好”!
复旦抄袭门，是事实，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个事实。我倒认为，复旦的抄袭(准确说，是模仿)尚有可称道之处。
第一，复旦间接承认了自己创造力不足。唯有承认不如别人者，才会抄袭或模仿。其实，近两百年来，中国一直就在抄袭外国(准确说，是模仿)。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就是抄袭么?只不过，魏源主张公开抄袭，而复旦是偷偷摸摸地抄袭。公开抄袭被表彰，偷偷抄袭还挨批，真可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甚至，魏源还主张抄袭老师然后干掉老师，这在中国传统中可谓欺师灭祖。
进而言之，鸦片战争之后，吾国长久不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愿、不敢大张旗鼓地抄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龟缩起来，继续天朝的春秋大梦，不愿师夷长技，非得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耻辱，才羞羞答答地搞洋务。洋务运动，不就是抄袭西方么?之后，百日维新、预备立宪、建立共和(中华民国)、计划经济体制，及近期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等，难道不都是模仿甚至抄袭么?而最初那些搞洋务(准确说是“夷务”)的官员，在官场中都被瞧不起。当权者笃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语)。于是，一方面，心底自知不足，应该学别人的;另一方面，却又羞羞答答，犹抱琵琶，非要拿自家的特色旧瓶装新酒，以至于旧瓶败坏了新酒。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建立共和等等，表明国人连抄袭都不会，显得不伦不类。既不肯承认落后，又不善于学习。君不见，当年的土法炼钢、亩产万斤、农民学哲学……俱是一脉相承——拒不承认自己创造力不足。所以，复旦抄袭或模仿先进，总比拒不承认创造力不足，充满自信地抱残守缺，坚持自己的落后“特色”要好得多。
胡适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准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胡适所言的模仿也包括抄袭。复旦之举，不亦为胡适之嫡传乎?
第二，复旦具有辨别优劣的眼光。复旦知不足而抄袭，可谓自知。还值得表扬的是，复旦没有乱抄袭。复旦的初版宣传片被指抄袭东京大学宣传片，而新版宣传片又被指抄袭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除此而外，就连校庆LOGO也涉嫌抄袭苹果公司的Touch ID。一次校庆，三大抄袭，此校庆可谓海纳百川的百衲校庆。但不得不承认，复旦是有眼光的，它抄袭的都是最先进、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记得当年中学教科书就讲，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如今，此三国仍然领先。复旦慧眼如炬，没有抄袭北大清华CCTV，而师夷长技，可谓21世纪之魏源、胡适也。幸甚幸甚!
第三，复旦不乱搞创新。复旦之所以抄袭，其实深明一个事实：许多高调的创新，不过为邀功求赏扯虎皮，而最终都沦为平庸，甚至低劣。与其重蹈于原创的平庸，不如去模仿高明。如胡适所言，在确凿的差距面前，老老实实学习、模仿而不是虚张声势地创新，才是正道，才能缩小差距，赶超先进，走向真正的创新。
而中国的乱创新由来已久，且绝非个别现象。远有土法炼钢、大放卫星之流，近有将创新泛滥化。例如，当前，明明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的教授们尚且缺乏真正的创新，但有关部门却要求硕士论文甚至本科论文也要创新。更甚者，某些地方要求中小学老师也要搞科研，要创新。这不但是对大学、科研机构的羞辱，更是对真正的学术、创新的羞辱。要知道，在全球化时代，创新的标准不但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才能确定是否创新。所以，如此要求者，要么无知，即根本不知学术、创新为何物;要么明知却刻意制造假学术、假创新以邀功请赏。
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全民创新”时代。但是，要求全民创新的国度反而是严重缺乏创新的，只有缺乏创造力才会创造出全民创新。为创新而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要求全民创新者，根本不知创新为何物，唯领导意志是瞻，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这与当年的“大跃进”并无本质的差异。
第四，复旦可谓先进文化的接引者。在古代，中国确有许多本土原创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曾经先进过，犹如阿Q说的，老子先前也阔过。但是，先前阔不等于永远阔，以前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近代中西碰撞以来，面对强大先进的外来文明，中国不乏抱残守缺、拒不承认落后者，至今犹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远未真正做到胡适所言的模仿(包括抄袭)。也正因为我们总是欲迎还拒，不肯老老实实模仿、抄袭，用所谓传统、国情和特色来稀释现代性和普世性，导致半吊子现代化，以致我们仍然停留在不想承认却又无法否认的模仿和抄袭之中，并经常把模仿和抄袭吹嘘为创新，以此邀功请赏。所以，复旦之举，移花接木，暗渡陈仓，属接引先进文化之壮举。遗憾的是，像复旦这般抄袭者太少。复旦山寨国外，倘若举国山寨复旦——山寨复旦的山寨，或许，我们能更快地走出山寨的困境。当然，若要这样，就得如胡适所言，坦然、公开、老老实实地山寨，而不是偷偷摸摸，羞于承认。
在上述意义上，复旦者，善抄者也。只不过，抄袭者运气不好，他生活在知识产权明晰、信息传播全球瞬时化的时代，而魏源生活在知识产权不明晰的时代。而抄袭者真正的过错，则是没有公开、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模仿和借鉴。
复旦抄袭门事件，后来演化为对中国创新的讨论。这不是上纲上线，不是夸张，而确确实实呈现了中国创新的困境。鲜有国家像中国这么强调创新，甚至官方最高报告也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要说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即便跟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小国相比，中国的创新能力也令人汗颜。甚至，我们连高端山寨能力都还很缺乏。我们还无法山寨出同等质量的苹果、奔驰、飞机发动机。而我们在制度、文化上的山寨能力，则更为缺乏，故事不断新编，西方为橘，东方为枳。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民族都有进步的灵魂。要培养创新能力，使一个民族具有进步的灵魂，就得遵循创新的规律。我们当然承认，某些人或组织确实很强大，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比规律更强大。创新有创新的规律，它必须依赖一些基本条件，其要者如法治、自由、科学。
创新是高成本的持久战，只有真正的、规范的法治，才能为试图创新者提供可靠的行为预期，使其明晰自己的资本、精力、时间等投入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如果他觉得划算，才能长久地追加投入，才能增大创新的可能性。法治不倡，有几个企业家愿冒着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做长线投资?又有几个学者愿做长线研究?总有一些人或组织以为自己很强大，可以违背规律，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要创新，另一方面却用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手段破坏法治。这岂非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创新就是要突破限制，所以，它还需要自由的思想文化环境，这可谓常识。但是，也总有一些人或组织，设置种种禁区，这不准讲，那不准谈。长久以往，必然形成畏首畏脚的国民心态，这种心态之于创新，又如何可能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创新堵点”。其实，诸如此类的呼吁可谓老生常谈。但为何是老生常谈?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问题作自由、充分的讨论和研究。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讨论和研究吗?甚至可以怀疑，我们有自由、充分地讨论和研究阻碍创新因素的社会环境吗?
没有法治和自由，也可能偶有创新，但很难持续，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不过，仅仅有法治和自由，还不足以驱动创新，还必须借助科学。这里说的科学是指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改进教育水平，进而提高学术水平，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存在严重不足。近代以来，我们看似学了许多科学，但其实学的是一些技术。我们对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还隔膜得很。许多人一方面高谈科学，另一方面却叶公好龙，常常抵制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并违背科学规律。
一方面要求创新，另一方面却阻碍创新，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创新”。
复旦抄袭门，无论如何辩，也不能为它洗白。其实，复旦之抄袭，在山寨中国，太常见不过了。不同之处在于，复旦的一流大学身份在承载着官方和国民对中国创新的部分厚望的同时，也消耗着大量公共资源。而复旦抄袭门过于直率、尖锐和深刻地暴露出中国创新的现实困境，也无法让国民不失望。公众上升到中国创新能力层次讨论此事件，并非上纲上线。不过，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机制是否能得到有效的讨论和研究，却不得而知。
复旦抄袭门既不是山寨中国的高潮，更不是山寨中国的终结，它只是一次惩罚——规律对山寨中国的惩罚。甚至，这次惩罚也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诸如此类的惩罚太多了，而复旦抄袭门也绝非最后一次。这些惩罚虽可发为千万语，但也可凝为一句话：要想创新，就得遵循创新的规律，因为——
没有什么比规律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