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已经全面启动新一轮改革，其全面性、深刻性堪比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第一次改革之成功同中美关系的大发展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中国新一轮改革能否成功，同样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但由于四个根本性变化，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面临新挑战和新问题，需要新思维、新框架、新路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新思考、新期许和新承诺，但其细化、深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至少需要中美共同努力，推动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三个共同体建设，并需要以新一轮改革的勇气去创新思维。惟其如此，才可能使中国新一轮改革与新时期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其意义堪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相比。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不仅创造出经济超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而且也推动中美关系“超出想象的”大发展。那么，中国新一轮改革与新时期中美关系是将延续以往“同步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还是会出现某种新变化甚或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大转折?这是决定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设定了“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描绘了“第一个百年”所应实现的分目标及300多项具体改革任务，这些任务或目标汇聚成一句话，就是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既然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①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一句话，这将是一场全局性、全面性、根本性的改革，不是小改，而是大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内外不少人士将此次改革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二次改革”。②
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的范围和领域之广，改革决心和改革力度之大，从近期陆续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组织机构设置中，从中央以空前力度铁腕反腐从而为深化改革扫清障碍中，以及从新领导集体积极进取、全面布局新时期对外战略中，均可见一斑。
新一轮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其阶段性或核心目标则是“十八大”确立的“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屈指一算，从现在起到“第一个百年”的2020(或2021)年，只剩下六七年时间。要在六七年时间内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300多项任务，建成惠及13亿多中国人的较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谈何容易!且不论国内各种利益藩篱的牵绊，新一轮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以“四个继续保持”为前提。
一是继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曾使中国经济保持30多年年均10％左右的超高速增长，这被称为“中国奇迹”。未来中国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看来“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因此中央提出换挡回落、保持7％-8％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新目标，并以所谓“新常态”概括之。“新常态”的积极意义在于，将推动中国经济优化结构，倒逼中国经济寻找新动力，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全面转型升级。但毫无疑问，“新常态”之下的中国经济也将同时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和不确定风险，尤其是将面临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挑战。如何在底线思维即“忧患心”和战略思维即“平常心”中保持平衡，③继续保持经济稳中有进，是关系中国新一轮改革成败的重大考验。
二是继续保持政治社会基本稳定。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条，是在保持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保持了政治社会总体稳定。中国不仅避免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而且也成功应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同样阶段政局动荡的难题，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中国改造论”不攻自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发新的活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三个自信”应运而生。但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新阶段，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愈发复杂难解，诚如有学者所概括的，公共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与政府组织的有限容量之间的矛盾、经济高速发展与改革目标全面性之间的矛盾、威胁国家安全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与责任主体的相对单一之间的矛盾，等等，④日益突出，全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以“东突”暴力恐怖主义为标志的新安全威胁，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舆论环境，以群体性事件为特征的新民众诉求，等等，全面考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维稳能力。
三是继续保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社会活力，都必须落实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来”。⑤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温饱，进入了小康，这正是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与人均GDP排名90多位以后之间的落差，区域、城乡、贫富之间日益累积起来的差距，民众对“中国梦”的美好预期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等等，使得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包括物质的、环境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追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是继续保持国际与周边环境总体稳定。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以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开局、以塑造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为条件、以对外开放以及学习一切有益于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取向。面对国际与周边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始终坚持韬光养晦、斗而不破等基本原则，始终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善于抓住并运筹各种战略机遇，终于使中国和平发展爬坡过坎儿达到新的高点，中国也由此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和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实力地位的提高与战略利益的扩展，中国面临的国际与周边形势从未像今天这么复杂，内外两个大局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缠绕。中美博弈日益加剧，中日僵局一时难解，中越、中菲争端此伏彼起，国际安全问题热点频发，加之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和国际能源形势的不稳定性，均考验新时期中国的战略智慧、战略意志、战略能力与战略定力。
上述“四个前提”交互影响、系统联动，而对于领导新一轮改革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还将长期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四个前提”加上“四大考验”，足见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说其中多数方面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的主动作为和积极进取，那么能否继续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则主动权不完全操之在我，显得尤为关键。而在其中，惟有中美关系不仅能够全方位影响中国的外部环境，也能实质性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因而尤需高度重视和精心维护。
回顾历史可知，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谓相辅相成、互为因果。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吹响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号角；三天后，12月16日(华盛顿时间15日)，中美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天后，也即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后十天，1979年1月1日，中美对外正式宣布建交；四周后，也即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历史性访美。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在时间上的高度契合绝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和历史必然性。诚如有学者所言，“邓小平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思考的，它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⑥可以说，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就没有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而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难以顺利地展开。这种良性互动形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结果，即中美关系不仅全面影响中国国际与周边战略环境，而且深刻影响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以及发展进程。
自此以后的35年，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中国和平发展成就斐然。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比1978年扩大了25倍，占全球GDP的份额扩大了4倍(从不足3％跃升至12％)，⑦并连续超越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制造业产值、外汇储备、钢、煤、水泥、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科技进步有目共睹，军事现代化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更加引以为傲的是，中国摆脱百年来积贫积弱的面貌，从1980年全球最贫穷的30个国家之一到2013年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⑧按照国际贫困标准，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共减少6.6亿贫困人口，开创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⑨一句话，中国实现了初步的崛起。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保持“波浪式前进”的总趋势，取得了“超乎想象的”大发展。经济上，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发展到2013年的5210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接近中国与欧盟28个国家贸易额的总和，超过中国与东盟10国贸易总量，更是中俄贸易额的6倍。⑩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并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两国双向投资也超过1000亿美元。由此，两国经贸关系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格局。政治上，两国对话沟通管道日趋完备，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在内的90多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其数量之多、所涉及领域之宽，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实属罕见。社会文化上，两国已建立起41对友好省州和201对友好城市关系，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每天超过1万人往返于两国之间，100所孔子学院遍布美国。战略安全上，从朝核、伊核问题到苏丹、叙利亚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反恐合作到抗击埃博拉，从两军交往到网络对话，中美之间保持着全天候密切沟通。
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之所以同步启动且并行发展，最根本一点，是过去35年两国对彼此战略的总趋势是相向而行的。从美国方面看，其对华战略几十年未变的一个基本思路或逻辑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体系的力量约束或规范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而塑造、改变中国或中国自我改变的环境。中国对美战略几十年坚持的一个大方向，也是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在参与、融入改革既有国际体系而不是打破这一体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扩展自身利益，实现和平崛起。实践证明，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相向而行的状态下，中美关系虽冲突摩擦不断，但总体保持既竞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格局。用基辛格的话说，“尽管两国的出发点迥异，八位美国总统和四代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微妙的双边关系时却显示了惊人的连续性。双方始终尽力维护这一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使之不受历史纠葛和各自国内考虑的干扰。”(11)
但细加考察可知，过去35年美国对中国的“接纳”，实际上是有条件、有目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首先，它是在中美实力极不对称的前提下，美国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对国力相对落后的中国的开放，既旨在借中国之力遏制苏联扩张，又寻求敲开中国的市场、改变中国的政治，进而将中国吸纳进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自由民主”的西方体系，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12)其次，美国对华战略从来都是两手并用。以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标志(13)，过去35年的美国对华战略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可称为“接触+遏制”(engagement and containment)，接触旨在改变中国，遏制旨在搞垮共产党政权。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改变论”在这一时期甚嚣尘上、此伏彼起，不是偶然的。然而事与愿违，历史的发展正好走向美国预期的反面。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强势崛起；中国共产党不仅未被改造，反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活力。面对现实，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论，主张美国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务实面对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学会跟一个崛起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平共处。因此，自此之后的美国对华战略可称为“融合+牵制”(integration and hedging)。即，努力将崛起的中国塑造成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变体制外的约束为体制内的整合，并辅之以必不可少的防范和牵制，以求规范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方向，使崛起的中国依然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中国崛起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搭便车论”纷纷扬扬，盖因如此。
从中国方面看，邓小平以高超的战略胆识同时启动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在开启一盘中国现代化的大棋局。一方面，面对苏联、越南北南两线的双重安全威胁和战略压力，尽快推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符合中国战略利益；另一方面，拯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全面启动改革开放，更绕不开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市场。邓小平这种“微妙而又大胆的策略”，在他历史性访美的行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根据基辛格的描述，“邓小平访美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吓苏联。邓小平在美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既是外交峰会，又是商业访问，外加巡回政治演说，还有为对越作战进行心理战”。(14)自此之后，中国一直将对美外交置于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经历了学习美国、防范美国、追赶美国等不同阶段，奉行“以两手对两手”的策略，既合作又斗争，既学习又防范，既追赶又自制，较好地保持了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大局，由此才确保中美关系在起伏不定中始终保持螺旋式上升的总体方向。
一句话，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几乎同步发展，总体都是成功的。今天，中国站在下一个35年的新起点，在争取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段，中美关系还能延续以往的轨迹吗?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
站在前后两个35年的历史交汇点，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发现，中美关系已经或正在出现有别于过去35年、具有一系列新特点的重大甚或根本性变化。
首先，两国实力对比出现重大变化，大体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10余年，美国深陷两场战争、一场危机，经济低迷、社会动荡、政治极化相互影响，软硬实力遭到重创，过半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综合国力出现重大飞跃。以经济总量而论，2001年中国GDP仅为美国的12.8％，2011年则已达到48.5％，2013年超过55.2％，(15)这种追赶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意味着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即使超越不了美国，也将极大接近美国的规模。这一规划同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超美很可能在2020-2025年之间大体吻合。经济实力虽只是综合国力的一个指标，但诚如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所言，“一个国家如果首先获得了经济实力，然后就会获得相应的地缘政治实力”。(16)更重要的是，自19世纪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后，美国再没有遭遇过一个拥有比自身规模更大的经济体的潜在战略竞争。(17)事实上，到2012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中国在航空航天等科技能力和军事现代化方面也都有长足发展。美国战略界在认识和评估中国时，看到的其实远不只是经济崛起，而恰恰是中国有别于前苏联的“复合型”实力。(18)更重要的是，中美实力对比的拉近与西方世界同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国际大势产生共振，更放大了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态势。其结果，中美关系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超”-“强”关系变异为特殊意义的“老大”-“老二”关系，美国对华战略也由应对“中国崛起”转向思考如何应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博弈面明显增强，且更多地涉及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发展模式等深层领域，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两国战略态势出现重大变化，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两国竞合博弈的“战略场”。从中国方面看，奥巴马政府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向。如果说上世纪末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新世纪头10年美国战略重心在中东，那么，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已明确转向亚太。美国这一战略转轨从克林顿执政后期已现端倪，小布什执政之初本欲实施，无奈“9·11事件”突发延滞了这一进程。因此，奥巴马启动亚太“再平衡”与其说是在谋划“后反恐时代”的美国对外战略新格局，不如说是在承接“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地缘战略大棋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术性“再平衡”，而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连接军事安全与政治经济、得到两党共同支持的全局性的战略重心东移。奥巴马总体外交在美国国内虽频遭诟病，但美国两党及重要战略界人士几乎都认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任凭乌克兰变局和中东乱局的干扰，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大基调似乎不为所动，只是策略手法略为调整而已。美国这一重大战略转向虽非全部冲着中国而来，但其力量布局、战略投入及各种造势，对中国已经构成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全方位挑战。(19)而从美国方面看，中国对外战略也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近年来，美国有关中国正在放弃“韬光养晦”、对外更加“强势”、更加突出军事实力等论调不绝于耳。概而言之，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有条不紊从陆地走向海洋、迈向太空，从亚洲走向非洲、走进拉美，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与军事建设并重，凡此对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甚至全球领导地位形成挑战。在这种认知基础上，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被认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借钓鱼岛争端强化东亚军事部署，进而逐渐将美国排挤出“第一岛链”；中国加强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则被描绘为另起炉灶，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安全体系。(20)总之，在美国看来，如果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呈收缩之势，那么中国的外交则在全面扩张。而事实上，美国所谓“收缩”更多体现在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中国所谓“扩张”也仅意味着在亚太地区捍卫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意志更加坚定。这一局面导致的结果，就是中美百年来首次在亚太地区“短兵相接”，展开正面的、全面的博弈，彼此既未做好完全的战略和心理准备，又缺乏现成的规则和路线图，能否在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共处，成为考验两国关系最突出也最紧迫的战略性课题。
再次，两国战略基础出现重大变化，支撑中美关系的既有战略基础逐渐松动，而新的战略基础尚未确立。稳定的战略基础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条件。20世纪70、80年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是共同对付苏联；冷战后10年，是全球化大潮下的经济合作；本世纪头10年，中美关系发展顺畅，则得益于经贸合作与反恐合作“双引擎”。现在，这两大基础同时出现松动。一方面，美国虽仍然强调恐怖主义是头号威胁，但从其全球战略布局看，从反恐转向应对新兴大国一面愈益凸显。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美经贸关系传统意义上的互补性在减弱，竞争性在增强。奥巴马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中国则倡导自主创新、对外投资。对于中美各自经济发展战略的新变化如果应对不当，就有可能使经贸关系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变成冲突点或摩擦源。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大规模的对美反向投资潮，如2012年万达收购AMC娱乐控股公司，2013年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公司，2014年中国安邦保险集团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乃至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创造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上市活动，等等，美国既乐见其成，又心态复杂。两国近年有意尝试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领域展开合作，以及在广泛的地区和全球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但这些一时难以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基础。旧有基础松动，新的基础待建，给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最后，两国决策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大。从外部环境看，中美关系越来越被所谓“第三方因素”所干扰甚至“绑架”。近些年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博弈，多涉及日本、菲律宾、越南、朝鲜、苏丹、伊朗、缅甸、乌克兰、俄罗斯，等等，中美与上述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引发彼此深度猜疑，而与它们之间的矛盾或过节也往往最终演化为中美之间的战略摩擦，这是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而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新特征所决定的，在以往两国关系史上并不多见。换言之，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有时不完全取决于中美自身。从内部环境看，高层决策往往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网络媒体、民意舆论。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背景下，一向支持中美关系的工商界对华态度也趋于消极。中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对决策的掣肘也成为显而易见的另类“新常态”。
上述四大变化加在一起，表明中美关系与过去35年已大不相同，曾经成功指引或规范中美关系发展的既有框架(大体包括三个联合公报及1998、2009、2011年中美之间签署的三个联合声明)已难以完全适应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何迎接这一新变局?两国战略界和官方都在思考和探索。其中，美国战略思想界提出了种种构想，较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大体有三类：一类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等为代表，主张对华强硬，其中前者以其“进攻性现实主义”一贯的简单思维，认定中国难以和平崛起，(21)主张美国应联合盟友提早对华进行战略围堵；(22)后者主张美国奉行一种从未尝试过的“没有遏制的平衡”，包括“剥夺中国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机会、使中国的邻国融入到反对北京的一个统一联盟体系之中、制定反对中国的集体防务战略，以及发动意识形态攻势，旨在剥夺中国国家及其政权的合法地位”。(23)一类以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为代表，主张中美加强危机管控，彼此进行“战略再保证”，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24)一类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主张顺应时势，以大胸襟和大手笔展开中美合作，共创未来。前者主张中美双方“共同进化”，进而共建“太平洋共同体”；(25)后者继提出“中美共治”(G2)论后，近期又倡导中美两国正式签署“太平洋宪章”，以此为基础带动他国共建世界新秩序。(26)以上三类声音在美国各有市场，迄今仍在争论中。相较而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多是上述主张的折衷，体现为遏制、规制、接触、防范、竞争、合作等多方面因素的有机统一，更像是应急性、反应性的政策拼盘，而尚未形成一套有别以往的新的对华战略框架。个中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国疲于应对经济复苏、政治内斗和国际危机，无暇思考长远对华战略，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囿于霸权逻辑，无法摆脱遏制、接触等惯性思维窠臼，因此也就难以提出符合新时代条件和中美关系新特点的新的对华战略思想。
相较而言，中国战略界、学术界对未来中美关系虽也提出过引人注目的新思考，如前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的“中美利益和利害共同体论”、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中美两超论”、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的“西进论”等等，但总体看，均尚未形成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较成体系的新论述。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中美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倡议，(27)令人眼前一亮。这一思想随后在一系列场合被反复提及，最终形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轮廓。关于其从提出到逐渐丰富的过程，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研究，(28)在此不拟赘述。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的认识，大体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习近平副主席提出到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召开，美方总体反应冷淡或不积极，尽管期间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主题即采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但仍未能充分调动起美方的热情。唯一例外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该概念提出后一个月即作出了积极回应，(29)但并未直接提及该概念。第二阶段，从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到2013年底，美方开始全面重视并态度积极。一方面是因为“十八大”报告正式采用了这一提法，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意识到这可能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谋划。这一年，先有即将卸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3月在美国亚洲协会演讲中全面阐述美方态度，并首次公开使用“中美新型关系”提法(30)，再有6月习奥“庄园会晤”就此达成初步共识，最后是11月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乔治城大学首次阐释其亚洲政策时，明确表示要寻求践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operationalize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31)第三阶段，从2013年12月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到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美方态度趋于消极。既因为美方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强力反弹，也因为中美围绕美表示将助日协防钓鱼岛问题上的紧张对立。但这一阶段，美国智库、学界反而掀起了单独或者与中方联合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高潮。(32)第四阶段，从2014年11月北京“习奥会”拉开帷幕，美方态度转趋积极、理性、务实。经过过去两年多的观察、研究、磨合，中美双方终于在新的起点上重新思考如何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共同为此作出努力”。(33)至此，中美高层就新时期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再次“对表”，为下阶段务实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指明了方向。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2013年6月“庄园会晤”到2014年11月中南海“瀛台会晤”，在中美关系复杂变异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最终就“在务实合作与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持续取得实质性进展”方面达成重要共识。(34)这一成果着实来之不易。与此同时，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多尼隆、哈德利等多位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内的美国战略界人士，也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更加认同，给予很高评价并寄予期望。(35)接下来，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满足于早期收获，还要继续往前走”。(36)这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如何继续往前走呢?
首先，它需要两国领导人始终高瞻远瞩，持之以恒，加强引领。回顾过去35年中美关系所走过的路，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握大势和大局，控制枝节和末流。迄今为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其说是一张现成的路线图，不如说是一个目标、一种愿景，是用以规范两国关系新阶段发展方向的一种精神原则，是中国新领导集体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思考、新期许和新承诺。对于中美两国目前存在的将其庸俗化、狭隘化的趋向，唯有通过高层的引领才能正本清源，保持航向。这就要求两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37)“一时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仍能持续的行为模式的能力”。(38)这考验两国高层能否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和风云变幻的环境下，保持战略定力，拥有宽大胸襟，加大战略投入，发挥引领作用。对于深受国内政治环境变动的奥巴马政府而言，尤其如此。
其次，它需要两国战略界、理论界、学术界群策群力，加强合作，为“新型大国关系”这座大厦提供理论支撑，增添丰富内涵。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是一脉相承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走得通和平发展道路。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显然缺乏足够的解析力，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上尚在形塑过程中，这其实为从理论上探讨“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绝好的契机。中美兼具经济相互依赖、核与金融恐怖平衡、多元一体民族的相近性、无主权领土争端、都有大国抱负和“例外论”情结等特质，有数百年大国崛起的悲剧作教训，也有35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作借鉴，更有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新时代条件作背景，如何从学理层面将其归纳提炼，转化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有赖于中美两国学界沉下心来精诚合作。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共同的事业需要共同的责任和担当。
第三，它需要两国具体的实践去检验和修正，从而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良性循环。经过多轮互动和两度“习奥会”，中美在“新型大国关系”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不再拘泥于这一概念本身，甚至不太在意是否一定用这个提法，而更注重把握其避免冲突、发展合作的精神实质，都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合作去体现“新型大国关系”之“新意”所在。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两国国防部签署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等，就是解放思想、以实际行动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有益尝试。展望未来，通过共建亚太自贸区(FTAAP)从而破解TPP与RCEP平行推进的难题，进而构建中美利益共同体；(39)通过搭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从而打破亚太两套不同安全机制之间的障碍，进而构建中美安全共同体；(40)通过加强应对埃博拉、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从而冲淡两国地缘战略博弈，进而构建中美责任共同体，都是大有可为的方面和方向。
第四，它需要两国更加主动地塑造内外环境，从而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扫清不必要的障碍。从内部看，中美两国在未来几年都面临深化改革的重任，如何培育健康、健全的民族心态，善于相互学习与借鉴对方，而不是简单夸大威胁、有意渲染矛盾，从而使中美关系为各自的国内发展服务，造福两国人民，是必须尽快提上日程的大事。近期双方在旅游和商务签证问题上的合作，就是非常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举措；从外部看，若干“第三方”因素将继续从不同角度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如何摆脱冷战思维的干扰，用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建构“中美+X”的新型三边合作框架，是未来值得大力尝试的外交方向。
最后，它需要两国加深理解彼此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在“瀛台会晤”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经过深入交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我更加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41)这种认识，对于未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实在难能可贵。这正是真正做到“相互尊重”的前提。如何创新文明对话及人文交流的方式方法，加深两国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一项必须坚持不懈的工作。
总之，历史的演进将中国新一轮改革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再次联系起来。较之过去35年，新时期的改革任务更艰巨，难度也更大；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更复杂，也更脆弱。但未来似乎在召唤：中国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志在必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中美关系继续前进的唯一选择，舍此别无他途。(42)也正因此，我们相信，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构建，将再次创造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又一个35年的辉煌!
注释：
①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第1页。
②参见：“本轮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经济参考报》，2014年9月23日；David Shambaugh,“China at the Crossroads: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October 1,2014,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4/10/01/20％china20％crossroads.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0日)；另，《经济学人》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2014年中国峰会主题即是“中国，二次改革”。
③相关观点主要源于《人民日报》2014年8月5日、6日、7日连载的三论中国经济“新常态”文章：“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和“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另，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还可参阅《人民日报》经济周刊“新常态，平常心”之系列报道，分别是2014年8月4日“新常态，新在哪”、8月11日“新常态，辩证看”、8月18日“新常态，新应对”。
④参见郑言、李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⑤郑必坚：“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⑥牛军：“‘联盟与战争’：冷战时期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88页。
⑦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13.
⑧Nicholas R.Lardy,Markets over Mao: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September 2014,p.1.
⑨“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实践”，《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7日。
⑩1976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为3.36亿美元，是美国对台贸易的1/10。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29页。
(11)[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序，第Ⅵ页。
(12)这一判断见诸美国政府历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例如，即使在发生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美国依然强调，“我们寻求避免将中国与外部世界全部隔绝。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仅具有全球与地区意义，而且对中国重新走上经济改革与政治自由化道路十分关键”(1990年)。以后美国历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均重申这一观点，如，“同中国保持协商和接触以免加剧其掩盖镇压的孤立状态将是我们政策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我们同中国的联系必须是持久的”(1991年)；“我们正在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广泛的接触，这种接触既包含我们的经济利益又包含我们的战略利益”(1995年)；“中国纳入国际法规和准则体系除了将对它与世界其余国家的关系产生影响之外，还将对它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1997年)；“让中国更充分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显然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1999年)。
(13)Robert B.Zoellick,“W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Gala Dinner,September 21,2005.
(14)[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357页。
(15)根据美国商务部给出的统计数据，2013年美国名义GDP总额为16.7997万亿美元，中国为56.8845万亿元人民币。按照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1242∶1换算，中国2013年GDP约合9.2885万亿美元。据此计算，2013年中国GDP规模相当于美国的55.29％。
(16)[美]亨利·基辛格、尼尔·弗格森、法里德·扎卡利亚、[中]李稻葵著，蒋宗强译：《舌战中国：21世纪属于中国吗?》，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17)[美]阿伦·弗里德伯格著，洪漫、张琳、王宇丹译：《中美亚洲大博弈》，新华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3-4页。
(18)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在1960年苏联占美国的财富达到大约50％以后，直至苏联解体，苏联财富达到极限时大致只是美国的一半”，参见：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60页。
(19)关于美国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影响的具体内容，可参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编：《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时事出版社，2012年。
(20)Ashley J.Tellis,“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China”,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2013.
(21)米氏咄咄逼人地质问：“我们凭什么期望中国会与美国的战略选择不同?难道中国的领袖们比美国领袖更有原则?还是他们的道德更高尚?抑或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没那么严重?或根本对国家生存漫不经心?当然不!中国定会效仿美国，试图成为区域霸权国”。参见：John J.Mearsheimer,“Say Goodbye to Taiwan”,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say-goodbye-taiwan-9931.(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7日)
(22)John J.Mearsheimer,“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7日)
(23)Ashley J.Tellis,“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China”,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2013.
(24)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O' 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25)[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515-518页。
(26)参见：《布热津斯基：太平洋宪章——大棋局的嬗变》，http://www.guancha.cn/bu-re-jin-si-ji/20141113285884s.shtml.(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5日)
(27)参见：2012年2月24日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午餐演讲。“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Biden and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Luncheon Benjamin Franklin Room”,State Department,February 14,2012.
(28)可参见：倪世雄：“结交一言重 相期千里至——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3)》，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11页。
(29)希拉里·克林顿2012年3月7日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的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谈到，要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被普遍视为是对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回应。参见：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m.
(30)Thomas Donil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2013”,Remarks delivered at Asia Society New York on March 11,2013,http://asiasociety.org/new-york/complete-transcript-thomas-donilonasia-society-new-york,(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7日)
(31)Susan E.Rice,“America's Future in Asia”,Remark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Washington,D.C.,November 20,2013.
(32)这一时期，美国主要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和平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美国进步中心等都开展了相关研究。
(33)“习近平同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
(34)“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主要共识和成果”，新华社，北京2014年11月12日电。
(35)如基辛格表示，“我相信中国和美国有机会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我们共同面对诸多问题的客观要求。”参见：“中美关系或迎来新的‘分水岭’——专访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参考消息》，2014年11月10日。另见：Thomas E.Donilon,“Keynote Address:Obama in China:Preserving the Rebalance”,November 5,2014,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14/11/05-obama-in-china-preserving-rebalance.(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2日)
(36)“习近平同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
(37)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4年7月10日。
(38)[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517页。
(39)相关方面的最新成果，参见C.Fred Bergsten,Gary Clyde Hufbauer,Sean Miner,“Bridging the Pacific:Toward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October 2014.
(40)相关方面的最新成果，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太平洋足够宽广——关于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第1-9页。
(41)“习近平同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
(42)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基辛格写道：“新型大国关系是规避历史上大国竞争悲剧的唯一道路”。参见：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Penguin Press,2014,p.367.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4年第201411期 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