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具有中长期战略指导意义的重要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继出炉，美国新一轮全球战略调整的方向逐渐清晰，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轮廓也日渐明了。对中美关系而言，其中既蕴含若干应该重视的机遇，也隐藏诸多值得警惕的挑战。

一、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新动向

美国全球战略历来具有三根支柱，即所谓经济、安全、民主。具体言之，指导美国对外战略实践的基本目标，一是推进有利于美国占据竞争优势的全球经济自由；二是确保美国本土、美国海外驻军及美国主要盟国的安全；三是推进体现美国价值观的自由民主。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在这一总原则下，美历届政府根据具体的时空条件和战略资源配置，采取带有自身特色的战略思路去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布什政府主导下的新一轮全球战略调整，是“9·11 ”事件以来美国战略调整的继续和深化，体现了对反恐、打伊等对外战略得失的阶段性总结及对当前国际环境变化的新思考。布什的“推进民主论”、“新意识形态战争论”，赖斯的“外交变革论”，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转型论”，乃至佐利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构成新一轮战略调整的核心。它们集中体现在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代表的若干重大官方文献、布什等政要近期重要讲话及美一系列军事外交新布局之中。概而言之，具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第一，重塑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意愿更加强烈。这种意愿是基于美对当前国际局势演变的深层忧虑：恐怖主义远未根绝；伊拉克局势前景莫测；朝核伊核问题此起彼伏；中印俄巴等大国同步崛起；欧盟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越来越难以指望，甚至难以协调；拉美“左”倾化、“脱美自主”意识逞强；东亚一体化趋势难以掌控；国内反战运动不止，孤立主义思潮开始回头。

第二，依然突出反恐在全球战略中的中心位置，但对反恐战略的认知更加系统化。一是明确反恐战争的长期性。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均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正处于长期战争中”，美国已准备将这场战争持续“几代人”的时间。二是将反恐战提升到“思想战”高度。称将是民主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堪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较量相提并论。三是显示将反恐进行到底的决心。四是强调反恐需要采取综合手段。包括军事、外交、宣传、民间交流、多边合作等等。

第三，继续高举推进自由民主大旗，但强调所谓“有效民主”。与以往民主改造论调相比，“有效民主论”的强调重点转向“人类自由”。安全报告指出，“有效民主制”不仅仅包括选举，还应该具备以下特质：尊重、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权；建立负责任的政府；拥有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保护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等公民社会的必备要素。“有效民主论”不仅注重一国政府的民主形式，更强调政府治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是布什政府对近一个时期俄罗斯“民主回潮”、巴勒斯坦大选等“新现象”反思后的结果。

第四，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厉行“外交变革”与“军事转型”。“外交变革”主要由赖斯倡导，集中体现在2006年初她在乔治城大学的演讲及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其核心思想是美国必须在整合各方面战略资源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美国的战略利益；同时要求外交官更多地参与到经济重建、民主促进、军事行动中去。“军事转型”的主要倡导者为拉姆斯菲尔德，这也是他自第一任以来坚持不懈地努力方向。其核心理念包括：美国的军事理念应从“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军事设施和军队建设应从“摆设型”转向“实战型”等等。

第五，顺应全球力量重心东移之势，战略重心东移态势逐步明确。战略上，加大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警惕和战略防范，提升美日同盟在美亚太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加紧塑造美日、美日澳等军事同盟的协同作战能力；军事上，将在亚太部署60％的潜艇，其中包括18艘核潜艇，还将航母从3艘增加到6艘；外交上，在强化盟国关系同时，历史性地发展美印关系，并将触角伸至蒙古、越南。另外，美国在全球各地增派74名外交官，在中、印分别增派15和12人，超过增派人数的三分之一。

第六，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塑造与防范两手都在加强。无论从各种战略报告的篇幅，还是从其具体战略布局看，中国是传统安全领域美国最重视的对手。但美战略主导思想不是像冷战时期对付前苏联那样的全面遏制，而是主要通过软的一手，引导和塑造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既有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为此将通过战略对话等方式加大合作、沟通、对话、交流力度；与此同时，做好必要的战略防范，应对中国以非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可能前景。

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中国和中美关系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其中机遇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长期战争论”客观上有助于减少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长期战争论”表明，在今后较长时间内，美主要资源配置和精力仍将集中于反恐、防扩散和中东事务，无法腾出手来全力应对中国崛起；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焦点也由“民主”与“共产主义”的较量转变为“自由”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对决，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将有所减缓。

“多元威胁论”显示中国崛起虽然构成对美国的重大潜在挑战，但不是其当前威胁。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列举的四大挑战中，中国同俄罗斯、印度等诸多所谓“站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摆在一起，是其中之一。但显然，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的挑战是长期和渐进的，而恐怖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则是近在眼前、实实在在的。威胁需要立即应对，并主要通过军事手段；挑战则尚有时日进行布局，并主要通过外交等综合手段。

“有效民主论”表明，美国未来几年推进民主的重点，一是所谓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所谓七个“暴政国家”；二是“大中东民主改造”，包括伊拉克、“颜色革命”之后的中亚地区等；三是俄罗斯的“民主回潮”；四是打着民主旗号但不符合美国民主标准的国家，如哈马斯执政的巴勒斯坦等。显然，中国不是美国推进自由民主的近期重点。相反，佐利克称，美国可以跟“尚未完全实现民主”的中国打交道甚至战略合作。

“大国合作论”显示，美国当前期待同大国展开合作，不希望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在处理大国关系上秉持建设性合作姿态。这从大的战略理念层次上有助于缓解中美之间的直接战略冲撞。

“利益攸关方论”则说明，美国被迫开始承认中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中国与美一道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同时希望中国在解决朝核、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上为美分担责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上升，有助于中国更加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

最后，美国开始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等理念显示一定程度的认可。在中国和平崛起引起国际形势巨变的大背景下，美国开始理性看待中国崛起的现实，认为中国不是“前苏联”、“无意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不寻求“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这种认识及其带来的政策改变相较于赤裸裸、剑拔弩张的“中国威胁论”，是一种相对务实的态度。

但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中蕴含的若干新挑战也非常突出：

1.新出笼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最具在军事上挑战美国的潜力”，这表明，冷战后中国一直力图避免成为取代前苏联的美国“最主要潜在战略对手”的局面，正在美国军方逐步确立。这一状况不意味着美国将采取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全面遏制战略对付中国，但其将全面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安全防范是不争事实。美国近年来在中国周边地区有条不紊的战略布局已明确显示了这一点。包括：美日三轮“2＋2”会议所显示的美日“军事一体化”趋势的实质性加强、美印关系的大幅提升、美国同蒙古、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异乎寻常地拓展外交关系等等。凡此构成对中国安全环境的新挑战。

2.中国拓展海外利益受美国的牵制力度将加大。中国崛起效应的溢出，使今天及今后中国的一举一动将越来越多地被美国赋予更多的“战略意义”，由于美国自身在全球战略环境中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对中国对外利益延伸的战略敏感度日益上升。比如，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发展正常政治、军事、经贸关系由来已久，但此前美国并不特别上心，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美国眼里还是“发展的中国”。而今天则似乎容不得中国在上述地区有任何新动作，原因就在于今天的中国已变成了“崛起的中国”。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中国发展同韩国、澳大利亚、欧盟等美国盟友的正常关系就更让美国感到不自在，于是，有了所谓美欧协调、美日协调、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等系列举措。而中国深化同俄罗斯等战略伙伴的全面合作关系、充实“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质性内涵等外交行为，则无异于发展“针对美国的战略同盟”。中国今后一举一动难免使其产生联想，想“韬光养晦”更难。

3.提出“承担责任”的高要求。“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体现的美国对华战略观虽包含积极成分，但其中也蕴含某种战略陷阱，即中美未来合作空间的拓展必须以中国承担美国所希望的国际、国内责任为条件。正如佐利克在他的演讲的后半段以及布什亚洲之行不厌其烦地大谈自由民主所显示的那样，中国要想真正成为国际体系中美国的“利益攸关方”，必须肩负“战略责任”，即在全球层面不仅不挑战美国，而且“更加主动地”与美国一道共同塑造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必须担起“外交责任”，即协助美国处理那些美国难以处理的“头疼的问题”（诸如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苏丹问题、委内瑞拉问题等等）；必须具备“经济责任”，即既要自己发展还要实质性地改变对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在知识产权、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等众多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必须承担“军事责任”，即控制军事现代化速度，大幅增加军事透明度等；还有“政治责任”，即要加速包括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还公开对中国“承担责任”提出三大具体要求：实施帮助中国摆脱经济贫困的国际规则；接受和采用与国际规则相一致的经济与政治标准；通过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合作，为国际稳定与安全做出贡献。满足美国提出的“条件”无疑将加大中国国内政治的风险和参与国际体系的成本。

4.明确指出近期对中国施压的重点领域。即增强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国防建设的透明度，敦促中国放弃“重商主义”的对外经贸行为及谨慎发展同所谓“暴政”国家的关系等。

三、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面对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带给中美关系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该如何作为，确保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大局？

应该清晰地看到，美国战略界和决策层的主流并不希望全面遏制中国，二十一项对理性务实的姿态“有条件接纳”中国的崛起。这在佐利克先生去年9月21 日的演讲和今年3月初出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有体现。这表明， 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与和平发展，美国主流并不愿意采取对付苏联的老办法，而是积极面对并思考正面接纳，尽管这种接纳是带有附加条件并留有后手（hedging）的， 但主体姿态是积极的、务实的。与此同时，以布什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在若干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尚能以大局为重，尤其在两国经贸问题上，能顶住国内政治压力，这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即使曾经对中国怀有很深疑虑的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舒默参议员等重要人士，在访华之后对中国的认识也在慢慢发生变化。这些都说明，中美关系在逐步走向成熟。更重要的是，从首脑会晤到战略对话，从反恐合作到经贸交流，从共同防治艾滋病和禽流感到探讨能源、太空领域的合作，从军事交流的逐步恢复到社会文化交往的蓬勃发展，两国之间的机制性合作渠道全面开通并日益畅通。有这些机制作保障，有巨大的经贸、安全利益纽带作后盾，两国关系目前面临的各种难题能够也应该得到解决或至少得到控制。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未来中美两国应着力在四个方面拓展或深化合作。一是战略合作。佐利克先生和戴秉国先生开启的中美战略对话已搭建起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后兴大国，美国和中国在战略问题上注定应该时时沟通、不断交流。正如胡锦涛主席最近反复强调的那样，中美关系已逐步超越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意义；中美不仅应该成为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成为建设性合作者。

二是经贸和能源合作。在这方面，应进一步挖掘两国间的互补优势，取长补短。要想真正克服两国经贸摩擦，首先必须坚持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尊重彼此国情和发展阶段，双方共同努力而不是单方面努力。能源合作攸关两国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先进的能源技术与中国巨大的能源技术需求正好互补，美国国家能源发展政策的好经验也可为中国制定更科学合理的能源战略提供借鉴。只要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障碍，中美能源合作大有可为。

三是地区合作。在这方面，彼此应加强协调，规避冲突，实现双赢。中国是亚太大国，美国在亚太有着巨大的利益，如何实现在亚太地区的共生、共处、共荣，是中美进行地区合作的当务之急。美国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规划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要把美国挤出“亚太”，中国也有人担心美国正在构筑一个对华“战略包围圈”，旨在封堵中国崛起。这种相互猜疑如果任其蔓延，结果只能是陷入所谓“安全困境”不能自拔，导致零和结局。化解这种疑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彼此协调，事先打招呼、事后搞通报、平时多联系。中美的地区问题协调还包括在拉美地区、非洲地区、中东地区等。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香农近期访华探讨中美如何协调在拉美的利益，使两国迈向地区合作、减少战略误判的重要一步。

四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这将是中美关系新的增长点，也将有助于夯实两国目前相对脆弱的战略基础。反恐、防扩、应对艾滋病、防止禽流感、共同应对自然灾害等等，是比传统的国与国竞争和冲突更紧迫的安全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新的安全特征。实践充分证明，中美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最为成功，也最少障碍。因此，中美没有理由不在这些领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大的战略投入加强合作。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化解传统安全领域的猜忌和防范，而且将给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创建更宽厚的平台。

原文来源：《亚非纵横》(京)2006年第3期 第1-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