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是一只大船,那么船上所有人员的命运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相关，一种致命的叫SARS国人称为“非典”的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已经把我们大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预防“非典”、战胜“非典”不仅仅是舵手、船长、船员以及一、二等舱的乘客的事，它也同样也是那些三等舱以及没有舱位而流落在舱底与甲板上的乘客的事。
这已经不是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而我们的船在苦难的港已经徘徊得太久了。早在“非典”病毒出现之前,有一种比“非典”更致命、传染性更强的、叫做“无意识冷漠”的精神病毒已经在中国传播了五千年。上个世纪初，一个从西方而来的乌托邦“幽灵”在中国发展成“仇恨政治学”(朱大可语)，更是为这种“无意识冷漠”病毒的传播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环境。近一个世纪以来，经过一次次内战，一场场运动，一个个阴谋、“阳谋”（毛泽东语），这种“无意识冷漠”病毒几乎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每一寸社会肌肤，传染了每一个中国人，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基因，数千万同胞成为这种精神病毒的牺牲品，数万万同胞因感染上这种精神病毒而变得心灵麻木冷漠而不自知。近来肆虐无羁的“非典”病毒是否是对我们长期以来的“无意识冷漠”以及冷漠的社会机制的一种天谴?
我们长久地容忍对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的不公正待遇，使农民长期沦为向城市输入民工、上访者、盲流与乞丐的二等公民。虽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施的农村改革使一部分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而总体来讲，广大农民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最贫困的阶层。城市公民部分可以得到医疗补助，而因贫困而缺医少药的农民最需要医疗补助却恰恰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医疗补助。据说治疗"非典"动辄花费数万元,一般的城市公民都难以承受,这不能不让人担忧如果农民尤其是那些流动性很强的民工、上访者、盲流与乞丐得了“非典”怎么办？
近来，不少有识之士通过网络呼吁政府明确承诺承担所有“非典”患者的医疗费。刚刚从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新任总理温家宝要求各地对农民“非典”患者一律免费治疗，各地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项政策。农民（包括农民工）中的非典患者，从留验、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一律实行免费，包括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这无疑是自闹“非典”以来我们看到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虽然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怀疑各地是否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这项政策”，虽然温家宝并没有承诺政府将承担所有“非典”患者的医疗费，但我们认为还是应当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因为这毕竟是向前迈出了一步。然而，随后我们看到的另一个消息又不禁使人感到悲哀、沮丧，据报道，有被诊断为疑似“非典”的民工从隔离区逃走。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逃跑？是他们不相信政府会给他们免费治疗，还是他们担心会遭遇比“非典”更可怕的事情？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怀疑与恐惧？
突如其来的“非典”病毒默默地向我们传达了许多平日我们不愿正视的信息，它迫使我们自我反省，它告送我们在莫测的灾难面前民工与市长、乞丐与大款、病人与医生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弱者，关怀弱者，关怀他人，就是关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处在同一条危难船上，除了同舟共济，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如何才能走出由谎言、不信任与“无意识冷漠”构成的怪圈？
我们再也不能将人道主义、社会正义、底层关怀这些动听的观念、概念仅仅停留在文本、媒体与口头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