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之口的至理名言，简洁且深刻。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存在内在的天然勾连，是“互相作用和互相依存的不同向度”，并在“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的共同属性中殊途同归——法律同样关注人们的终极价值和生活目的，通过创设引导人们实现平等、正义和自由的正当程序和法则，在普遍的约束力、持久的生命力中引发人们的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提高人们对法律的认同，进而维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从法学院到法院，伯尔曼的呐喊愈来愈响亮，正如“西方人在政治生活中抛弃上帝以后, 又在法治理想中寻求到了心灵的归宿”，从宣誓开始，角色赋予法官使命，法官在法槌起落间探寻心灵皈依之所。三尺法台之上，法律是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赋予双方说话的自由，也给法官倾听的资格，但从不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见仁见智，只有孰是孰非的评判和责任划分的后果承担。法律早已在对与错之间做了取舍，可为与不可为也早已泾渭分明，执掌法槌的法官唯一的面向是：以仰望的姿态，怀着信徒的虔诚，在倾听中寻觅公平、正义的内核。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能够进入人们的内心, 成为人的生命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与担当法律布施之人——法官自身的品格有关。培根认为，在考虑法律正义的同时应当有慈悲之心，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说的就是法官要有慈悲情怀，而“慈悲”一词，本身源于佛家。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称为悲，宗教对法律的侵染由此可见一斑。

回归到法官的品格，与“慈悲”有关的“善”为首要选择。“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可谓是良善、仁慈之念在法官职业中的功能诠释。在众多当事人没有专业法律知识，缺乏法律实践经历的当下，法官的良善、宽容多一点，当事人的人文情怀感知或就可浓一些。法官不随意敲法槌、不乱制止当事人，让其充分表达，当事人心里便可多一份对法律的信任。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电话沟通中、面对面的调解中，耐心聆听当事人主张、语气舒缓平和的法官更能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与尊重。法官应俯下身去，静下心来，将温情的目光投向“人和”，以法服人，以理达人、以情动人，时刻以良善、仁慈之念，让人民群众在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同时，感受到法律的人文情怀，更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品格之二当为“廉”。作为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法官被认为是公正的象征。而公正以廉洁为保障，丧失廉洁的法官是缺乏定力的法官，其患上不廉“疾病”是必然的。定力不足的法官或许短期内可以独善其身，但“善始”却难“善终”。定力长存的法官才是廉洁的法官、公正的法官，才堪负公平正义维护之重任。治愈不廉“疾病”，法官首先应培养廉洁定力，念好“紧箍咒”，把好自律关，慎初、慎独、慎微、戒损友，远诱惑，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不拿；法官还应恪守廉洁定力，时不时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一旦定力动摇，及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以自我约束坚守廉洁定力，以廉洁定力达公正的不偏不倚。

品格之三是为“智”。法律不是静止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流动的存在，在入乡随俗中融入社情民意。虽“法官绝对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他可以也应当把法律的褶皱抚平”，把法律的褶皱抚平，离不开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权，故法官之智不在于对法条的精通，在于穿过法条对法理精义的探求。法官之智也不体现在案结数量的多寡，在于事了人和的妥当个案公正。法官之智，对法律信仰的培育也至关重要，燃灯者邹碧华说法官不应该是冰冷的法律适用机器，而是一个充满人文品格的司法者，而学会运用心理学方法，可以让司法过程充满亲和力，这样有助于提高群众对司法的信心，并推动法律信仰的形成。

法律与宗教的对晤，在《法律与宗教》之外依然在继续。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充满哲理的感悟：只要你不懈地追求，每一个职业都很了不起。但任何职业都不能像法律那样，给予你如此开阔的眼界去感受人类灵魂内在的力量，去深刻体验生命的激流，它能够让你以从业者、目击者、参与者的身份去分享生命的情感、奋斗、失望与凯旋。而法官不仅承载着民众对公正最后的期待，更担负着法治中国梦的实现，使命的神圣与艰难，道路的光明与漫长，要求法官不仅掌握精通的法律知识，娴熟的业务技能，还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崇高的人文情怀，让民众感受到法官的良心，体会到司法的温情。

站在法官场域，法律与宗教的持续对晤或有别样的意义：从选择法律这一刻起，便选择了做法律的信徒与勇士，在聆听中探寻公平、正义的内核，用慈悲与良善、廉洁与公正、智慧与素养分享诉诸法律之人的情感、奋斗、失望和凯旋。唯有此，才不负走上法官之路的初心；在新一轮司法改革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下，法官无疑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也是改革成果的分享者，这就要求法官得如罗门·凯恩所言的那般，有“我穿的不是法袍，是尊严”的职业尊荣感。唯有此，才不负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与担当。

【作者简介】

王坤，单位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