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是怎样演变形成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社会各阶层今后将怎样继续演化，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不合理，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和调整，这些问题都是处于关键时期的我国需要认真研究并关注的。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同一类社会现象所做的两种视角的分析和描述。社会分层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内容、形式、形成的层次和分布形态，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各层次间的互动、动力机制、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量变过程。社会分层研究与社会流动研究互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可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有些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了另一种职业，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相同(如大学的讲师调到研究单位任助理研究员)，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流动，则称之为水平流动。
总体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流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及以前的时代，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生在哪个阶级、阶层，一辈子就是那个阶级、阶层的成员，一般不会变易。阶级、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界限十分清楚，几乎不可逾越，社会流动几乎等于无，所以称之为封闭型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生产形式和产业结构经常发生变化，新的产业部门不断涌现，而有些产业部门则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动，才能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马克思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资本论》第1卷，第34页)科技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拓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变，客观上创造了新的社会岗位，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流动的需要，只有通过社会流动，新的社会岗位才会有人去充实，才能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亦即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流动，将在客观上推动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形成经济结构变动与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总体而言，在封闭性社会里，先赋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里，后致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第一次制度变革发生在I949年以后，新中国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诸如土地改革，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工业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运动，一方面，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工业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取代了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应地，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官僚买办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土改，地主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亿万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成为农村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的社员，城镇手工业者则成为国营集体或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
在这数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观察，I978年以前，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中国社会整体上趋于封闭，先赋性规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规则。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改革先从经济体制开始，次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到2O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被建立起来。改革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加快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催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使社会分化为由若干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总体说来，在这个时期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国家制度政策的安排，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还起过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但越到后来，整个社会变得越是开放，后致性规则逐步成为社会流动机制的主要规则。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即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见2004年3月1日《人民日报》)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势头很好，再翻两番的目标也是能够实现的，因为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政府也积累了调控经济的能力和经验。中国能不能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实现新的跨越，关键是能否做好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这篇大文章。就目前中国的情况看，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协调，由此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温家宝列举的六大社会问题，在中国都已相当严重地存在，而且还有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贪污腐败屡禁不止、奢靡之风盛行、民工潮、 “三农”问题严重、黄赌毒黑泛滥成灾等诸多社会问题。看来，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的工作是抓得迟了。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无不表明，经济增长需要社会的相应发展，社会发展跟上了经济发展，就能起到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作用;相反，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增长，形成有发展没有增长的格局，社会就不免出现动荡，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阻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盛赞的辉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改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在社会发展领域却存在着许多令相当一部分群众不满意的问题，社会并非十分稳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到了现在，则出现了"领着低保金骂政府"、"开着新买的轿车骂社会"的现象。这些现象，实际上正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表现，值得我们深思。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提出要实施五个统筹发展。这些新的发展战略的提出，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也是很及时的。
要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例如，要调整社会结构，要发展社会事业，要改善社会管理，要改革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要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实现社会的基本公正，等等，任务非常繁重，但是，中国要想顺利渡过目前这个关键时期，就一定要完成好这些任务。换句话说，中国一定要努力补好社会发展这门课。
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骨架。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改变了，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也要有与之相协调的调整和改变，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提供相适应的骨架以作支撑。而且，只要制度安排合理，政策引导适当，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一定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分化为若干社会阶层，凡是现代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都已具备，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己经确立;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在中国形成。但是，这个现代化阶层结构还只是个雏形。就其结构构成而言，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所以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还不相适应，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在这种阶层结构下，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必将面临困难，即使有所发展，或者有很大的发展，那也是不稳定、不巩固的，甚至会有倒退的危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己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这一方面得益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化的直接推动;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机制多元化，社会流动渠道开通，也是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前，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先赋性因素是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以致社会流动率很低，整个社会几乎成为一潭死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弃了那种身份等级体系，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开通，例如，农民可以到城镇务工经商，社会成员可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高等学校恢复了统考招生制度……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后致性规则逐渐成为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主导规则，由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直接界定人们的社会阶层地位的格局基本被打破，新的社会流动模式开始形成，因而，社会流动率明显提高了，社会活力显著增强了。但是，为什么该扩大的社会阶层还没有真正大起来，该缩小的社会阶层还没有真正小下去，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也就是说，公正合理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尚未形成。
因此，在当前开展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对有13亿人口参与的中国社会流动及其机制的研究，将极大地丰富甚至创新社会学的学术体系。在实践上，通过研究中国社会流动的形式、机制、路径、方向和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流动模式转变中的积极因素，揭示其中的消极因素，为进一步改革和调整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提供合适的战略方向和可行的策略路径，从而促使中国社会流动模式最终实现现代化转型，促使社会流动的机制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开放，在此基础上加快形成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