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转型中财富生产和分配与风险生产和分配问题并存。要正确处理，必须强化全民风险意识，提高风险感知能力；树立和谐发展理念，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发展风险共担；恪守分配正义原则，正确处理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关系；构建风险分配管理系统，实现风险承担主体多元化；搞好社会保障。
关 键 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财富分配、风险分配
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现代化的两种逻辑
财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财富生产与风险生产相伴。财富与风险生产必然会引致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问题。财富分配是生产成果的分配，风险分配是生产成本的分配。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与人的发展同在，但是其表现不尽相同。
(一)财富分配：早期现代化的主导逻辑
一般来说，财富包括天然财富和社会财富。天然财富是自然界直接赋予人类的财富，社会财富是经过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对人类具有使用价值的成果。财富生产与分配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只是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各异。前现代社会，低下的生产力状况决定财富的稀缺性，人类要不断增加财富存量才能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早期现代化阶段，经济发展中资源、产品等供给不能满足人类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社会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为了解决社会物质匮乏问题，财富生产仍是社会的主旋律，财富分配依旧是社会分配的主导逻辑。全球化的推进，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其间社会风险日益增多，风险分配逐渐取代财富分配成为社会分配的主导逻辑。
(二)风险分配：反思现代化的主导逻辑
风险(risk)是指在特定环境、特定时间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人类发展与风险相伴。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把风险区分为“外部风险”(自然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人为风险)两种类型。“外部风险”是“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1]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社会发展速度较慢，自然风险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进入商品经济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现代化成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贝克、吉登斯等人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把现代化区分为“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两个阶段。“简单现代化”阶段与传统工业社会相对应，其风险主要是外部风险(自然风险)，对人类影响相对较小，风险分配还未受到人类足够关注；“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与后工业社会相对应，由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为风险不断增加，由此把人类带入世界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下，财富分配依然存在，但是风险分配正在成为社会分配的主导逻辑。风险社会下的风险分配具有以下特点：(1)民主性。风险分配虽然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具有关联性，但是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使风险分配的等级制逻辑被打破，风险扩散呈现“飞去来器效应”，人类不分种族、民族、国籍、性别都必须共同面对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全球性风险。正如贝克所言，“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2]，风险分配同时呈现出民主化特征。(2)关联性。风险社会下，风险源具有多样性，某种风险的出现往往可能是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风险分配要素具有极大的关联性。(3)叠加性。风险有本源风险和衍生风险之分。人类可以通过治理手段的不断更新最大限度地降低本源风险的危害，但风险治理本身隐藏着巨大风险，会衍生出新的更大的风险，使风险危害程度进一步放大。同时，风险社会下，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往往交织在一起。财富分配不公往往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风险的预防、担当、化解和补偿又需要大量财富的投入，二者相互叠加，使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风险。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
(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财富生产与风险生产
在当前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满足问题依然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在不断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基础上，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才能不断优化。因此，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首要问题依然是财富生产问题。当前，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物质产品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全球化推进中展开的，全球化必然会引发各种社会风险。因此我国当前社会转型中财富生产与社会风险生产相伴。
经济风险。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是指经济形式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它将会导致我国当前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产生重大的社会风险；同时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其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诸如不公平竞争、唯利是图等问题，这又会给社会正常发展带来严重风险。
政治风险。当前中国的政治转型主要指中国由传统集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中国政治转型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在增进各国政府政治交往的同时也使中外政治体制产生剧烈的碰撞和冲突，对民族国家主权产生挑战，蕴含着潜在的政治风险。民主化有益于民众民主意识的培养，增强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是如果民主化速度过快、范围太广往往会引发社会骚乱和动荡，影响政局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政治风险。在中国政治转型中，要防止由于体制的不完善而引起权力腐败，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加剧，政治风险剧增。
文化风险。当代中国文化正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向，文化转型中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信仰危机所引发的风险。信仰是人们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和持有。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使中国人原有的信仰被推倒，而新的信仰却未树立，人们的传统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信仰等交织在一起，产生信仰困惑，形成文化建设的潜在风险。二是信任危机产生的风险。信任是社会交往中交往主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是社会稳定的黏合剂。中外学者一般将信任分为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两类。当前中国文化转型中传统的人格信任(人伦信任)已被打破，而新的现代系统信任还未完全建立，信任领域出现真空地带，由此引发信任危机，产生巨大的社会风险。三是自我认同危机带来的风险。社会转型中文化的多元性及其不确定性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自我同一性不断解构、自我归属感逐渐匮乏、自我意义感正在丧失，人们深陷于自我认同困境中，使人处在生存焦虑之中。
生态风险。中国社会转型既面临传统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生态问题。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使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失衡，引发严重的生态问题，导致社会运营成本增大，阻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影响了社会的安全稳定，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
当前，中国仍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仍是其主要目标。现代化之路离不开工业化，工业化过程中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是其主导逻辑。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把世界带入风险社会，也使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因此，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时还存在着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问题。
财富分配方式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所有制形式决定。我国当前的财富分配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但是，由于当前中国财富生产中存在政策制定的倾向性、竞争机制的不完善性、生产手段的差异性等问题，使财富初次分配中产生巨大的收入差距，使低收入群体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加，生产积极性降低。这既不利于经济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风险的生产与分配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社会风险分配指风险成本、风险责任、风险损失在主体间的承担。”[3]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分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风险分配要素不确定。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人为风险与自然风险相伴，地震、水灾等自然风险对人类造成严重危险；禽流感、雾霾等人为风险也使人们束手无策。各种风险要素相互交错叠加，使风险分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2)风险分配过程的不正义。财富分配是对劳动成果的分配，而风险分配则是对社会成本的分配，其分配的要素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无明确制造主体的风险，另一类是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风险。无论是哪种风险，都必须有相应的风险承担者。贝克在谈到风险分配时强调，风险分配应该遵循“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但是，在当代中国，由于风险制造主体的模糊性，风险分配过程中出现责任担当者不确定，“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时有发生，风险分配严重不公。(3)风险化解和保障机制不完善。当代中国，风险特别是人造风险已成为常态，如何有效化解风险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严峻问题。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风险化解和保障机制，导致风险后果承担严重不均，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既不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稳定，也不利于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
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呈现，我们必须直面现实，科学分析，合理协调，有效应对。
(一)强化全民风险意识，提高风险感知能力
风险就是发生危险的可能性，风险最突出的表现是其不确定性。风险感知是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是公众对风险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处处充满风险：经济领域中由财富分配不公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领域中诸如民族问题、恐怖活动等风险凸显；文化领域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加剧；生态领域中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生态失衡严重。由于受个体心理认知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人们对目前存在的风险危害认识不到位，风险感知力相对缺乏。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公众受教育程度，提高个体心理认知水平，增强公众的风险感知力，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
(二)树立和谐发展理念，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发展风险共担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既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也积累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影响当代中国的正常发展。为了有效解决之，必须树立和谐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确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等关系，不断化解各类矛盾和冲突，在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合理调节财富分配，缩小个体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的互惠和共享。同时还要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共同应对和承担发展成本，以降低风险对个体和群体的伤害度，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三)恪守分配正义原则，正确处理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关系
正义是社会发展中合情性、合理性、合法性有机结合的范畴，正义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配置平衡问题。罗尔斯提出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则认为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有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时，它们才是正义的。”[4]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应该坚持的分配正义原则。社会分配对象包括财富和风险两部分，社会分配正义也就内含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两方面。财富分配是对看得见的生产成果的分配，其应“以生产资料的归属为基础，经过初次分配、再分配等分配过程，逐步实现‘机会正义’和‘结果正义’的价值追求”。[5]而风险分配是对看不见的生产成本的分配，其分配要素既包括无明确制造主体的风险，也包含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风险。前者的分配应遵循责任共担原则，让人们共同承担风险责任；后者的分配应遵循“风险责任”原则，“谁生产、谁负责”，即每一个风险责任主体应承担风险防范责任、风险补偿责任等，坚决杜绝“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科学合理地分配风险。
(四)构建风险分配管理系统，实现风险承担主体多元化
当前，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各种社会风险相继显现，给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造成严重障碍。为此，必须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种风险。首先，建立风险监测系统。风险来源极其广泛，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有效的风险监测能够减轻风险对人们造成的灾难。其次，建立风险评估系统。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风险监测中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论证，最大限度地向风险化解系统提供依据。第三，建立风险化解系统。应当建立起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三位一体”的风险分配机制，积极应对风险，主动化解风险，使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相互协调，推动社会有序发展。
(五)搞好社会保障，化解风险危害
虽然人们在竭力规避和化解风险，但是各种风险依然给人类造成巨大损失。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覆盖面小、实施范围窄、统筹层次低等问题。社会保障是社会正常运行的“稳定器”，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当前，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民众因失业、疾病、养老等风险造成的损失，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原文参考文献：
[1]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2.
[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8.
[3]徐钝.社会风险分配失衡的社会资本矫正——以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为中心.学术论坛，2013(7).
[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2.
作者简介：
冯志宏，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问题研究”(14BZX018)；2014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社会正义视域下当代中国风险分配问题研究”(2014C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