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与文化一直是人类发展史中密不可分的因素，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同样需要相应的政治文化支撑，文章以政治文化的构建与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相互联系为切入点，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构建受到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我国传统政治因子的多重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维度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西方政治家以自由竞争和政党政治为基点，构筑了一系列选举民主的政治光谱，并以市场经济为助力，力求将之放诸四海，成为普适性价值。然而，事过境迁之后，以个体权利为核心，强调民意聚合的竞争性自由选举制度已无法真实地反映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尤其是无法包容政治文化的多维度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暴露出种种弊端，促使西方学者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协商民主”理论借此获得了复兴。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和不断完善，不仅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不同质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也会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软性制约。协商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无疑会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明成果，但以人民政协为主要载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也注定会烙上显著的中国符号。因此，我们既要吸取西方学者的理论精髓，又要结合当代中国特有的现实图景，深入探讨产生政治制度的文化土壤，进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逻辑体系下的理论架构。

政治文化与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相关性

每一颗民主理论的种子都需要找到适合的文化土壤，与显性的制度约束相比，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表现为一种隐形的、潜移默化的软约束，这种约束机制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倾向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当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形成之后，便会以弥散性的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无论是在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上还是在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上，政治文化都会展现出独特的深远影响，甚至当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时，政治文化的传承也不会瞬间断裂，反而会凭借巨大的惯性，重新渗透到政治系统之中，与新的政治因子相混合，继续发挥无形的作用。在不同的政治生态系统中，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政治文化的演变形式也不尽相同，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发展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逐步增强，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价值观发生分化，政治文化对社会诉求的整合作用减弱。所有这些变化都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彰显了构建与协商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基础的重要性。

政治文化影响着协商主体的政治行为。从本质上讲，协商民主是通过偏好的转换而不是偏好的聚合，来达到共同的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背景的影响是显尔易见的。所谓“偏好”，在政治学话语逻辑体系中，表现为一种政治认同和政治倾向，它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个体在面临问题时的政治选择，这种对相关政治行为的影响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能仅仅是本能的反映，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政治文化的一种直观的外在表现。所以，我们说个体偏好的形成是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缩影，相同的文化背景还可能在某个特定的群体内形成文化边界，最终影响着协商主体在协商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行为。因此，政治协商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则有利于消解自由主义的民主困境。

政治文化影响着协商进程中的博弈与均衡。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公共理性和相互妥协是必不可少的，多元社会中进行民主协商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困难在于，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不同社会个体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价值落差的增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会突破物质利益的界限，深入到文化领域，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彼此妥协的难度。“不同的文化结构也许会把不同问题归结于不同的理性形式。这些争论都是关于正当性和判决本身的，因此就产生了运用多元公共理性的需要。”妥协是达成公共理性的必由之路，谋求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让步，而是通过对话和沟通，参与协商的各方能够了解彼此的立场和需求，在意识到他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之后，反思自我的价值立场，修正偏好倾向，最终使博弈过程由于得到文化水平和道德理性的支持，所以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讨价还价，达致均衡，同时也促进了公共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影响着达致协商共识的政治体系。“协商民主的挑战性任务，就是要揭示出平等主义民主的核心思想—法律的合法性由遵守它们的公民所赋予—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中依然是可信的。”政治协商的终极目标是要达成协商共识，这一过程是依托一定的政治体系来完成的，政治文化通过对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的整合，在政治体系中树立了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使得参与者的行为得到规范。同时，政治文化的包容性还有助于将不同的声音纳入系统之中，特别是通过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文化上的尊重，推动政治体系内部的理解和融合。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现实图景

当今中国在政治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向重合的态势：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西方话语借助全球化背景强力渗透、传统文化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苏醒逐步回归，三者之间的交错融合，构成了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现实图景。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建党建国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及其统一战线理论要求共产党人为了工人阶级最终的目的和利益，必须同各民主政党、团体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为协商民主尤其是党派之间的协商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相交织的现实情况，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当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时，共产党人就要善于联合其他民主政党，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协商，并达成政治协议。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在建立了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彼此关系时，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特别是不能使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发生改变，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组建了国际工人协会等国际组织，在这些组织内部主张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了协商合作的思想，同时也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治组织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协商合作指明了方向。

第二，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渊源。根据所持学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西方学者对于协商民主理论，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派别：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罗尔斯针对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多元理性的观点出发，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构建起协商民主理论。为此，他将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看作协商民主顺利进行的理想化条件，强调正义原则在协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公民作为协商参与者，在理性沟通的过程中，所追求的是一种“重叠共识”，这同时也是自由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解决社会冲突，包容文化差异的主要途径。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主义商议民主理论。哈贝马斯的批判主义商议民主理论产生于对竞争性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与批判，认为这一民主形式用程序上的平等掩盖了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剥夺，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所以，他提出实质民主的概念，强调在一个多元分化背景下的共享世界里，所有意见或主张都应该平等地受到理性的批判，公民以话语方式参与社会意见形成和国家意志形成过程，通过公共理性的商谈，提高对政治共同体的内心认同和支持。

合作主义的协商民主思想。与上述两种思想不同的是，合作主义的协商民主思想是为了化解劳资双方的矛盾而提出来的，所以，在这一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参与主体是三方，劳资双方的代表自然是参与协商的主要角色，国家则处于中立的地位，代表着“公共的善”，主持其他两方的对话和沟通，并在冲突中发挥“仲裁者”的角色。合作主义在协商民主中的运用，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三方平等、理性的合作机制也为整合由于文化的多元发展而日益分散的社会力量、实现不同诉求目标之间的均衡提出了新的思路，从实践运作上拓展了理论的空间。

第三，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论渊源。“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学者们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现代理论发展的养分，认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求同存异是协商民主的结果，和而不同的理念就是协商的理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体系，在强调国家政权建设层面“大一统”理念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不同思想、观点的并存发展，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不同思想流派的合理内核，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国家治理中，传统文化强调天、地、人，君、臣、民之间的和谐共处，在价值取向上倡导“和衷共济”，从不主张对立面之间的攻击、对抗。虽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传统政治文化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直接的、法治基础上的理论资源，但“和合”思想本身暗合了协商民主理论中处理“同”和“异”关系的基本原则，纵使二者在具体的过程解读上存在差异，但源于中华民族自身历史积淀的传统政治文化，仍然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提供厚重的文化根基。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维度

任何显性的制度安排都会受制于本民族内部特定的文化软约束，这一软约束不仅影响着我们对概念、范畴的理解，而且会毫无疑问地规制着实践路径的选择。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政治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应该明确当下的价值定位，通过对现有语境的提炼，构建与实践相适应的文化土壤。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特点。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依托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体现出自身特点。

首先，政治文化的核心由革命与斗争转向发展与民主。大规模疾风骤雨式战争时代的结束和国际社会时代主题的转换，都必然使政治文化转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表征，从强调对抗、否定、斗争的二级对立视域转向强调沟通、交流、妥协、宽容的发展视域。

同时，政治文化逻辑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将由对抗转向和谐。自我与他者之间认知角度的差异是造成文化主体之间对抗关系的根源，在革命与斗争为特征的文化体系中，消除这一差异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彼此之间激烈的抗争，形成压迫性的关系结构，而在以发展和民主为特征的文化体系中，是通过认知角度的转换，重塑自我，从而达致集体理性共识。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模式也将由排他性的二元对立转向共识基础上的多元并存。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理论维度。近年来，学者们已经逐步认识到政治文化的基础构建对推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由于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所以在具体路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对具体实现模式也存在实践上的不断探索，但对构建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即实现政治文化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考虑到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演变受到古今、中外的多重因素影响，其构建问题实质上是文化的主体性、理论的原创性问题，关键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当代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

传统政治文化中虽然蕴含“民本”的思想，但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作为舶来品的民主理念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这就必然要求在不同的理论认知之间搭建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从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首要的一点是要尊重人的主体性，重新确认已分化的个人利益诉求为基础的社会主体地位。因此，以人为本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筑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实践维度。协商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广泛的讨论交流，互相了解各自的主张和观点，理性地修正彼此的偏好，并实现偏好转换，尽可能地达成共识、促进决策。

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发展极好地体现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和政府层面推进民主政治创新的努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强调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理性为表征，尊重社会日益分化的权利结构，从而增强实现目标的政治能力。在国家和社会进一步分离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在具体的方式选择上将更加多样化。除了原有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外，“民主恳谈会”等基层民主协商模式发展迅速，另外还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具体化的制度安排。

另外，构建与现代民主政治合法性根基相适应的公民文化，也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社会个体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形成一个基本的认知，在政治实践中传承和修正政治文化。从理论上讲，协商民主的运作过程更能体现公民文化的特征，在通过话语沟通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参与各方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的民主协商，更加强调参与过程的妥协和包容。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使得任何政治发展都不会是完全自发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将是推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主导力量。如果从历史脉络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就提出了共同协商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更是一次对民主协商的成功尝试。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实施。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态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充分说明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民主形式的充分认可，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