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家里一直有两个外公,一个是亲外公,一个我们叫做隔壁外公。所谓隔壁,也就是他在我们的大宅院里住最东头,挨着外公外婆的房间。后来我外公身体不好,家里去订了口木质很好的棺材放在空屋里,因为算命的说这样才镇得住病。果然是镇住了,外公接着又活了好多年,中间,隔壁外公倒去世了,睡了外公的棺材去的。我外婆后来一直唠叨,这死老头子倒是有福气,睡了口那么好的棺材。也是在他死后,我才知道,这个隔壁外公是我外婆在路上捡的,下雪天,他无家可归,外婆就让他在我家躲风雪,从此住了下来。

这事情,从来也没人觉得有多难得,房子本来就空着。常常,我还觉得外婆太爱财,把钱贴身放着,从不随便给我们零用钱,她表达感情也都是金本位,外婆在我们孩子眼中,向来和“高尚”“了不起”这些概念绝缘,她说话大声走路大声动不动就和外公吵架。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在寝室里和同屋聊起这个隔壁外公,大家都肃然起敬道,你外婆太伟大了。简直是顿悟一般,我发现了我外婆的非凡之处。

后来我想,在我的祖辈父辈,这种事情大概就是天经地义。我们有个邻居叫六虎,值班碰上贼,打不过贼,让单位受了损失,他爹就满弄堂追着他骂,不像现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小偷也没人敢吆喝一声。

如今我们都越来越爱护自己。我们一边用诗歌安慰自己,“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大陆的一片”,一边我们却奋力地把自己和别人隔绝,我儿子四岁,他幼儿教材里的儿歌唱的就是:不睬陌生人呀不睬陌生人!

说起来,在一个天天有孩子失踪的世界里,我自己也隔三差五要跟孩子灌输:不能吃陌生人的糖!不要跟陌生人走!时间长了,他就对陌生人非常警惕,带他去公园,年轻的恋人逗他玩,他就畏畏缩缩的,一副别人要夺他贞操的样子。然而我却不敢鼓励他,不敢对他说,乔,去吧去吧去和所有的人交朋友!去吧去吧别人向你伸手你也把手伸给别人!

慢慢的,我们都习惯了隔着距离和人交往,电视上看到人间悲苦,我们也动感情,但动完感情也就安然睡去。世界上的不幸渐渐地不仅麻痹了我们的感官,也冻结了我们的爱心,甚至,成为我们紧紧守护自身的理由。

昏昏世界里,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小跑,女,研究生二年级,两年前开始定期资助国家一级贫困县的一个有残疾爱学习的高中生。但是,一年多前,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突然接连被医院宣布“股骨头坏死”“纤维性肿瘤”“肿瘤转移”,二十多万的医疗预算一下子跑到了小跑面前。小跑跑不动了,一头是她风平浪静的校园生活,一头是素不相识孩子的巨大绝望,潜意识里,小跑想躲开,跟我们所有被这个世界的悲痛所麻醉的人一样,小跑也为自己找了理由:我担当不了的!

但有一天醒来,想到高中生可能会在轮椅上度过一辈子,小跑坐不住。她开始跑,她跑慈善机构跑残联跑红十字跑电视台跑报社跑各类社会救助热线,一圈跑下来,她发现,她的高中生还不足够“悲惨”还不足够“绝望”,也就是说,面对镜头和媒体,他的不幸还不足以煽情。小跑发现,她的高中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救命稻草,没有天使上帝,这个就要面临高考的孩子只有小跑姐姐。

小跑不灰心。她给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写信,希望动员他们的社会号召,不果;她还找到朋友去武定县,给高中生拍了DV,寄希望于影像的力量,不果;小跑个人能展开的求助想象,也差不多枯竭了。但是,小跑说,一路走来,她的内心没有被打垮,因为一直以来,那些刚刚能解决温饱的人在热烈地为她助跑,五十块,一百块,五百块,虽然离二十万还很遥远,但小跑却说:“不是被多少人拒绝过,看到有多少人漠不关心,也不是抱怨这个社会慈善体制多么不好,正如高中生从来没抱怨过有什么不公平一样。只有受过他人恩惠的人才能体会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分馈赠都给人以无限希望的,这力量绝对超过任何负面的东西,这话听起来矫情,我也是实践了才知道。”

小跑还在跑,要在今年八月前跑出二十万,而且,因为她,接力似的,我们周围很多人也跑了起来。小跑把高中生的事情贴到www.cul-studies的网上,网上同学自发地形成一个团队,要到各大高校为这个高中生寻找希望。至于我,一个早已经习惯了鸵鸟一样生活的人,也突然因为小跑们的身影想到狄更斯的《双城记》,“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

在一个高成本的社会里,道德和勇气同时可以是低价和天价;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可以鄙视二十万,也可以因为二十万而热泪盈眶。这是一个验证人心的时代,我们可以选择诚惶诚恐地活着,但也可以豪情万丈地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刊于2008年6月27日解放日报“朝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