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天注定》拍得很辛苦，全国各地跑，最后跑到戛纳，拿了个不大不小的最佳剧本奖。但是，电影没公映，网上就流出了种子，贾樟柯很过意不去，说要自己赔偿资方的损失。这样厚道的编导，中国不多见。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贾樟柯的这点厚道，让我觉得评论《天注定》有些艰难。

《天注定》还没完成的时候，网上就有很多好评，歌词大意是：只有贾樟柯敢用摄影机聚焦黑暗的中国。然后，影片出来，还是这些好评，用英国《卫报》句式来总结，就是：这部电影是对当代中国愤怒、痛苦而讥讽的俯瞰。

评论都没有错。甚至，如果贾樟柯把这部电影写成小说，会比余华的《第七天》更好，因为余华的死人故事，没有提供比社会新闻更多的观察，而贾樟柯的杀人故事，倒更立体些，至少还跟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勾连。比如，在第一个故事中，姜武扮演山西一村民，因为村里煤矿被富豪侵占，分利的愿望得不到实现，个人尊严也饱受践踏，终于，一边村民在看林冲被高衙内逼上梁山的戏，一边，他在猎枪上披上虎纹毛毡，现代豪侠一样，出门把会计、村长和富豪干掉了，杀得性起，会计老婆、赶马人、门房也一起干掉。

贾樟柯说他喜欢武侠电影，从小录像厅泡大的，所以，最早听他说“我要做一部武侠片”，作为同样在录像厅泡大的我们，真是非常期待。但《天注定》跟武侠片有关系吗？在纽约亚洲中心，他说：“在这部电影中，他们都是‘残’侠，残留的残……这四个人在最后一剎那，他们试图去重申尊严。当普通人进入危机，最后时刻变成侠。”隔了不久，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这是一个否定暴力的电影。”

《天注定》保留了这两种内在冲突的思路。第二个故事中，王宝强扮演的三儿，跟人物原型周克华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罪犯。他鄙视循规蹈矩的生活，“听到枪声才觉得不无聊”，别人放烟花的时候，他鸣枪给儿子看。他跟踪从银行出来的夫妻，光天化日下一枪一个崩了他们，然后干净利落脱身，驶摩托车离开。

在现实主义的意义上，目无善恶的悍匪王宝强和“侠”扯不上一丁点关系，同样，动了杀心的姜武也配不上林冲的模拟，第三个故事“服务员小玉自卫杀人”，也是在现实主义场景突兀地转入现代主义表现时，赵涛成了“侠女”；至于第四个“打工仔小辉自杀”的故事，更是了无侠踪。

这样，为了既武侠又反暴，贾樟柯的镜头时而现实主义时而现代主义，姜武一会粗鄙农民一会忧郁诗人，赵涛一会小三、一会苏三；王宝强也是，一会周克华、一会周润发。本来，人物的内在分裂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分裂得太整齐了，就像电影所征用的两组符号，一组是林冲、苏三和白素贞，一组是马、鸭、蛇、鱼，前者来自传统，后者比较现代；更糟糕的是，《天注定》几乎失去了《小武》和《三峡好人》中的“灵韵”，那种可以包容社会分裂或分裂人物的氛围。用电影中的人物来举例，就是具体的“韩三明”退场，修女像、耶稣像和毛泽东像登场。

我热爱“韩三明”，他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出没，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不会马上沉沦，他是一种保障，彷佛世界尽头的烛光。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悄无声息的存在，比上帝带给我们更大的安全感，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正常体温和默默心跳，有时候，甚至足以弥合岁月的巨大裂痕。但是《天注定》中的韩三明稍纵即逝，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令人焦躁的时代符号，温州动车事故、女局长的一百个LV包、夜总会里的制服诱惑等等。这些符号好像全息，其实单面，远不如一穷二白的韩三明更能全方位说明这个社会，但韩三明被符号盖住了。

贾樟柯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天注定》的原初构想，应该也是想扶起那些“被撞倒的人”，就像《小武》曾经扶起过一代“小武”。但是，当电影扶起姜武、扶起王宝强的时候，被所谓“残侠”撞倒的无辜人，那些死于非命的老百姓，是不是就万劫不复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部影片不公映，也好。说完这句，我向贾樟柯鞠躬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