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培根(根叔)，生于1948年，湖北武汉人。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于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母校工作。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3月至2014年3月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第105期“心灵之约”讲座，二0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同学们好!刚开学,估计大家比较闲，因为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既然比较闲，那我就跟大家说几句闲话。今天的题目就是“闲话人格养成”。
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几乎古今中外的所有教育家，从苏格拉底、孔子到近代教育家，比如杜威，甚至科学家爱因斯坦，都非常强调道德教育，而这其中人格是最重要的。咱们看古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已经背得很熟了。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他强调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他讲教育无目的论的意思是，不要只把学生培养成专业人才，道德才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目的。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这是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主题，要学生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爱因斯坦是大科学家，非常强调关于伦理教育。他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为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态度，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教育的损害。”而且爱因斯坦强调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应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应该只是专家。做和谐的人，道德人格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讲，“教育一个人的知性，而不培养其德性，就是为社会增添了一份危险。”大家体会这句话，如果一个人学了很多知识，但是德行不好，对社会的破坏是很大的。仔细想想是这样的，那些有知识而缺德的人，做出的事情会对社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我们看一看杨杏佛，此人在民国也算是名士了。他一九三几年就去世了，当时只有30多岁，很年轻。他有一篇文章《人格教育与大学》，我读了之后很感慨。他讲“今日为国中祸乱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阶级，而在知有格而不能为人之知识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今天咱们祸乱的根源，不在于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而在于某些有知识有文化知道有格却不能很好为人的知识阶级。咱们当代的大学生以后不能成为那样的人，说道理都懂，但又不能为之，这样国家就没有希望。杨杏佛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故欲挽狂澜正风俗当自大学有人格教育始”，就是说大学要有人格教育。上面这段话说的是当年民国时候，但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同样能问一问今日之大学校长、教授何如?“野心者奔走权门，藉教育为政治之工具，自好者苟全性命，以学校为逐世之山林，本无作育之心，何能收感化之效?”不知道诸位同学看到这些是不是也想问一问咱们今天的大学校长、教授。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
几种常见的恶
看看社会中常见的几种“恶”，有些是历史上给人们留下痛楚记忆的，有些是你们能感受到的。一种是“平庸之恶”。“平庸之恶”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冷漠、麻木。当前在我们的国民之中，可能包括我们大学生，冷漠、麻木，是不是存在?在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现象，大家也能感觉到世风日下。还有的人消极处世，一方面我们能看到社会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那样一些不好的现象，但我们不是积极、批判地去对待，甚至自己有时候也这样，这种现象在我们大学生中时有出现。年轻的这一代物质上的东西想得太多，比如享乐主义、消费至上或是消费主义。还有自私、没有责任感等等。所以现在有些人讲“年轻人之恶”，我不知道这个提法对不对，我在这里是转述给同学们。在你们看来，我们现在年轻人中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年轻人之恶”?有人(刘洪波)提到所谓“沙粒化倾向”。他讲到青年，“真正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青年是什么?是与新文化、社会思潮、社会行动力、社会理想与抱负连在一起的群体。”换句话讲，青年应该崇尚新的文化、新的社会思潮，有行动力、有抱负、有理想。他认为这种群体是与初升之阳、朝气蓬勃的意象相连，与国运民瘼同在的群体。但他感慨现在年轻人不是与新文化、行动力、理想抱负等等联系在一起，“从此不再有青年问题，只有年轻人问题”。意思是什么?他认为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青年问题，只有年轻人的问题;不再有理想问题，只有谋生问题;不再有青年社会，只有青年消费等等。我个人认为目前没有这么严重，不至于我们的年轻人都到这种地步了。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他所描述的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也就是说，在我们青年中间，在我们大学生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极少数的人缺乏理想抱负等。
再有一种就是阿伦特所言的“平庸之恶”，这种恶就比较大了。汉娜.阿伦特是二十世纪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是一个犹太人。她1933年被逮捕，后来逃往法国，又到美国。1961年时，她在美国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纳粹战犯艾希曼，就向一个杂志《纽约客》请缨，希望深入报道这个审判。后来她在1962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就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艾希曼，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战犯，是党卫队的中校，侵袭犹太种族的指挥家。据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生产线每天要杀害12000人，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有580万犹太人因此丧生。阿伦特说，“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这种恶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人们对权威采取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对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但我觉得这有点过于为他辩护，毕竟他杀害了那么多人。但艾希曼这种现象有很多，比如在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虽然没到屠杀的地步，但迫害事情却常有发生。我们年轻的学生可能不太了解文革那段历史，但我希望同学们在闲暇的时候能多关心关心文革那段历史。
说到“从众之恶”，文革时候的从众之恶是很普遍的，比如扫四旧，很多文化古迹遭到破坏。再比如反日游行的时候，看到日本车就去砸。还有网络上从众的快意，讲极端的话，觉得很痛快。我有时在BBS上看到大家的议论，有少数毫无理性，更谈不上什么责任感。
还有一种恶是“工具之恶”。具体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心甘情愿地沦为别人的工具，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沦为某种工具。当然多数人是受蒙蔽，在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号下心甘情愿地沦为某种工具;还有一种就是被迫地成为某种工具，是很无奈的。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属于没有独立人格。
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1986年的时候，我国有三位著名人士发出了四十多封关于《“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的信，这三个人都当过右派，吃过不少苦头，所以想开一个关于反右派”的研讨会。我们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曾经是大右派)就收到了这封信，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央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并附了自己的一段话：“XXX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把这封信给了中央之后不久，他被增选为政协副主席。那位科学家是我从小就很敬仰的，但是他的这一行为让我觉得很不解。如果你不愿意参加这个研讨会，不管是因为不同意这个研讨会的观点，还是怕惹火烧身，你都可以丢掉这封邀请信，权当没收到，或者找个借口推拒掉，怎么就告密呢?
后来我查到“监视告密”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历史上很早就存在了。据说我国第一个“告密者”是商纣王时代的崇侯虎，当时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不喜淫乐”，被纣王杀害，九侯也被剁成肉酱。鄂侯争辩了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听说之后感叹了一声。“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史记·殷本纪》)。西伯昌的感叹并非当着纣王面，但是崇侯虎将此告诉了纣王，后来纣王就把西伯昌囚禁在羑里。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王被囚羑里”的故事。原本西伯昌在崇侯虎面前发出如此感叹，应该说这二人关系不错，可耻的是崇侯虎竟然告了密。
这样的事，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我们的历次运动中都有这样的人。我衷心希望同学们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历史，包括我们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对这种历史不了解、没有记忆，对咱们国家没有好处。我所说的这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几位有名的人：某作家的亲弟弟曾为了表现积极，以子虚乌有的事告发了那位作家;某大画家向公安局告密，直接导致诗人聂绀弩入狱并被判无期徒刑;某著名学者被组织要求做中央某部的卧底。
工具之恶还表现在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利己人格。“批林批孔”时，很多大知识分子充满矛盾和焦虑，比如梁漱溟和冯XX，作为大学者，他们对孔子是充满敬意的。但是在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冯XX在报纸上公开发文，由一贯的“尊孔”转变成“批孔”，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相反，梁漱溟始终不表态。我认为梁漱溟是很令人尊敬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像冯XX那样的学者，因为他当时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无论怎么讲，客观上像冯XX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在行工具之恶。
当制度使某些人人格扭曲的时候，制度是主要原因，但是话说回来，还是跟自身的人格有关系。为什么梁漱溟就能做到?如果广大的知识分子都有独立人格，事情其实未必有那么可怕。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某种特定的时候，上面要如何如何，但是我发现很多的文化名人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思考，并不顺着杆子往上爬，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现在，比起文化大革命，政治清明了很多，希望以后不要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损人利己之恶”。钱理群这句话大家应该都熟悉：“现在一些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占座。我到食堂里，看见有东西在桌子上面，但是那个位置半天都空着。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也是损人利己的事情。食堂的座位、教室的座位，你把东西搁在那里实际上就是降低了使用率，浪费学校的公共资源。还有就是类似于告密、谄媚、谗言之类的，我不知道同学们之中有没有这个现象。尤其是对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问题，如果你对一个同学不满意，直接跟他讲，用正确的方式，当面批评。而如果不提醒他，却在领导那里告发，我不提倡这种行为。
另外一种是“痞子之恶”。一位年轻人，摸了宠物狗一下，就被狗的主人逼得下跪;酒吧里一个人看了另外一个人一眼，被打成重伤。
还有“人格分裂之恶”。清华大学刘海洋把硫酸泼到狗熊身上;长沙某高校的学生与班上两名女生发生恋情，造成感情纠葛，后来把其中一个女生杀害，并且碎尸、抛尸。
接下来说说“滥用权力之恶”。如某县建设局局长，竟因家中的一块瓷砖被农民损坏而串通交警部门对其开出一张巨额罚单。大家耳熟能详的薄熙来和王立军也是滥用权力的典型。我们一位校友是中国电子集团下的某公司董事长，他们公司是目前中国生产安防产品的最大公司，当年重庆政府就用他们的安防设备。他告诉我，在为重庆公安局安装设备时，某一天正好碰到王立军，由于安装噪音，几位工人遭到王立军的训斥与责骂，当时安装人员争辩解释了几句，最后被强行带走。最后，在电子集团高层介入后，几名工作人员才得以释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立军等人竟因这点小事而滥用职权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由薄熙来事件可以很容易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恶就是“专制之恶”，那可是大恶。前不久金正恩处死张成泽，引起了轩然大波。金正日葬礼上扶灵的七个人大多已被整肃，真可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当今社会的恶我们或许已经亲身经历，历史上的恶我们也有所耳闻，那么我们需要思考：有一些恶在法律上是难以惩治的，但我们该怎么去避免这各种各样的恶?如何避免平庸带来的恶?又怎么去避免我们自己可能存在的人格上的“平庸”?大学生都应该去思考，如果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有健康的人格，那么实际上也不容易形成专制的土壤。反之，我们的国民中，如果很多人都有着不健康的人格，那么在这样的土壤上也很容易形成专制。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份责任，人格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现代人格的主要成分
现代人格的主要成分，大家从一些书上可能有所了解，比如心理学把人格划分得很细，而我今天讲我们大学生主要需要的三个方面：法权人格、政治人格与君子人格。
法权人格，核心就是人的基本权力，人生而平等。我们要理解与尊重人的生存权，从西方启蒙时代开始那些思想家就在追求自由、平等，马克思也强调自由、基本的人权、人的尊严等等。
今后你们一部分人可能从政，即使不从政，但是对从政的人要要求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政治人格。有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老领导反思，觉得共产党也要讲政治伦理。以前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落到那样的下场，这是毫无政治伦理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丧失政治伦理的事例太多了。
说到政治人格我想拿一个人作为例子——去年去世的曼德拉，我发自内心地敬重这位伟大的人。在南非的土著中，他算是出身高贵的。他坐了28年的牢，一般的人，哪怕是很有才华的人，坐28年牢后出来，都很难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曼德拉坐牢28年，期间受到很多非人的待遇，他坚强的意志一直支撑着他，真的令人佩服。他请求监狱为他在院子里开辟一块小菜园，并且坚持锻炼，做俯卧撑等等。这还是次要的，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出狱之后，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的大门的时候，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他很清醒，就是一定要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后。如果出狱了想的就只是要报复之类的，他认为这会使自己的心仍然在牢狱之中。他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
政治人格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曼德拉说，“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进行了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进行了斗争，我怀有一个界定民主与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这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人格中以人为本是非常重要的。几千年前，管仲就讲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另外，政治人格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理性，然而现实却恰恰有许多非理性的事。大跃进的时候，我读小学，虽然很小，但那个时候我已经能看到很多非理性的事情。农村把家里的锅什么的都砸掉去炼钢铁，然后讲我们炼出了多少钢多少铁，太荒唐了。文化大革命，那更是非理性。非理性就很可怕。今天朝鲜的金正恩，现在联合国说他反人类，前几天联合国文件还在讲这件事，大体意思是金正恩对朝鲜的反人类罪是负有直接责任的，这是肯定的。而我们讲曼德拉、甘地等，这都是理性的代表。理性就会有民主，会有宽容。当然政治人格的理性还会影响到社会，理性当然会符合社会和自然规律，也会有利于竞争发展，这也是社会和谐的象征之一。
还有一方面的政治人格是忍让。邓小平是忍让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曼德拉的忍耐是另外一种，我觉得他是很理性的。当然，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种忍耐，我不太提倡。举个例子，武则天时候，宰相娄师德的弟弟要去做官，娄师德就问他：你要去为官，是不是准备好了?他弟弟说：我准备好了。他说：你怎么准备好了呢?娄师德的弟弟就讲：别人要是往我脸上吐唾沫，我只是把唾沫一擦，不去跟他一般见识。娄师德说：这还不行，你不要擦，就让那个唾沫自己干掉。这个，有点太过了。还有韩信忍胯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故事。
政治人格需要大气。曼德拉很大气，这种大气是政治家非常宝贵的一种品质。不说政治家，就是一般的领导，也要大气。我讲历史上一个显示大气的故事。吴越王战败的时候，宋朝皇帝赵匡胤的臣子就告诉他，吴越王是有谋反证据的。后来吴越王去觐见宋太祖，太祖很客气，还交给他一封信，说这封信现在不要打开，回家了再看。吴越王离开的途中，打开一看，信上写的全是他谋反的证据，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那讲的是事实，但是赵匡胤却礼遇他，没有杀他，他很感动。所以，后来赵匡胤的宽宏大量就使得吴越王非常忠心。所以有时候，大气是很有用的。另外一个是李世民的例子。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靠政变上台，他以前不是太子，太子本来是李建成。政变之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魏征，说魏征以前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窦失败之后，魏征就在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并且他还劝李建成要杀掉秦王李世民。这样看魏征显然是李世民的仇人。然而后来李世民用了魏征，而且魏征经常敢于直言。李世民讲，“魏征往者实我所仇。”就是说过去魏征的的确确是他的仇人，“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怎么理解呢，就是他跟李建成的时候，为李建成尽心，这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李世民是这样理解的，魏征每犯言劝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而魏征也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所以说大臣敢不敢说实话，关键看领导。彭德怀说了实话，结果如何?所以大家都不敢说实话了。
第三个方面是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儒家等很多地方都谈到了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最核心的就是“忠恕”思想，忠心为忠，如心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等等，我觉得这是传统文化中很光辉的地方。君子讲究仁，仁的本质是什么?“爱人”与“孝悌”、“克己复礼”。顺便说一下，学者们认为礼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古人强调做人要知耻，有羞恶之心。龚自珍说“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前几年，胡锦涛讲八荣八耻，如此普通的东西为什么仍然要总书记去讲呢?大家要理解这良苦用心，因为当今社会上，不知耻的人不在少数。尤其读书人更应该知耻，读书人都不知耻，国之大耻。
君子人格讲诚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在诚信这方面我们与西方某些国家相比显得远远不足。并不是说西方什么都好，只是说我们在某些方面文明程度的确不如人家，诚信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曾说影响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诚信，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很难想象，如果诚信缺失，中国能够崛起，能够成为工业化、创新型国家。
现代人格养成之关键
最后一个话题，我说一下现代人格养成的关键，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养成现代人格。我分别从下面几个方面去谈。
懂得人的意义。这涉及到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还得尊重别人的价值，真正人的尊严在哪里?独立、自由本身就是人的尊严。当然如果基本的生存都成为问题时，不会顾及什么独立自由。但大家想一想，我们仅仅吃得饱穿得暖就有尊严吗?不是的。懂得人的意义还得爱自己、爱别人。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重度残疾人，尼克-沃尔齐克，他的事迹令人感动。他说他爱自己，他已经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总是想自己为何与别人不一样。他说：“不要想自己没有的东西，多想想自己拥有的东西”“我不过是比别人少了一点身体的零件而已”。他活得非常有尊严、有价值。前年他到武汉做过讲座，现在他也算世界上一个有名的人。
对我们大学生来讲，要懂得人的意义，最好业余读一些书，比如说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就是从更深、更高的层次去理解人的意义、活着的意义。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主要有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存在论，一部分是真理论，还有一部分是现实论。《生存哲学》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体验。比如分析什么是人的自由存在。这个自由存在很重要，哲学是以一种科学思维所无法达到的思维方式来把握自由存在，使人自由或者说使“我”回到自身。我在学校里讲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目的是希望学生自由发展，让同学们更好的成为你自己。雅斯贝斯讲实现人的自由或者使“我”回到自身，那么生存的真理就是突破一切世俗的存在，发现我自身以及你的自由存在是什么。当然哲学这个东西有时不是一说大家就能很明白，但我觉得你们有时间看看，哪怕似懂非懂，多少是有点好处的。人是有限的，但是要超越有限去达到无限;人是暂时的，但是又期待超越暂时去达到永恒。当然，人们在超越世俗世界的同时，又必须在世俗世界中才能实现自我。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世俗世界，但是，你又要试图在相当程度上去超越世俗世界。我觉得只有这样，你才能去体验人活着的真正意义。
再一个话题呢，我讲一下人格与事业。这就不那么抽象，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事业当中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时你也要以健康的人格去成就你的事业。我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涩泽荣一，这个人可以讲是“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他在日本名气很大。1867年时他到法国参加巴黎世博会，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有强烈的反差，比如法国的政府官员与商人之间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他们关系是很平等的。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点相似，日本幕府、官僚、武士与商人的社会地位天壤之别，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中国直到今天，很多做得很大的企业家见到官员也是点头哈腰的。涩泽荣一那时痛切地认识到要想使日本兴盛起来，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
那么，他是怎样在事业中完善自己的人格呢?他有一本书叫《论语与算盘》，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学论语，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缩小论语与算盘之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我读到这些很有感触。论语里头讲很多东西，那是谈为人处事的，如仁、君子等等。一个日本人把论语和他的事业结合起来，显然验证我开始讲的那句话。一个健全的人格可以帮助自己的事业变得辉煌，人也在事业中感悟并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就是事业与人格的关系。同学们毕业之后走向社会，你们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从商从政，都有这个问题。虽然涩泽荣一是讲论语和算盘，算盘代表商，但你做别的，作学问、从政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要让健全人格成就事业，同时在做事业的过程中不断使自己的人格完善。
再说一个人，李嘉诚，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人。他创业初期的时候，资金非常少。他早期做的是塑料花生意，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外商要大量订货，需要有富商作担保，李嘉诚跑了几天，也没找到担保人，于是他以实相告。那个外商看他这么诚实，决定不必担保就和他签约。但李嘉诚讲：“虽然先生你这么信任我，但我还是不能和你签约，因为我的资金真的有限。”外商听完后不仅和李嘉诚签了约还预付了贷款，帮他解决了流动资金的问题。所以这一笔生意为他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李嘉诚的成就不是靠忽悠别人，而是靠真诚，这是人格的力量。
另外，我觉得人格养成很重要的一方面在独处中练就。大凡优秀的人都善于独处。一方面同学们要善于与人相处，人是社会中的人，不可能不和人来往。我们要善于与人相处、与人协同、与人合作，但是每个人毕竟都有独处的时候，是否善于独处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的素质。或者说你独处的时候可以干什么?当然独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比如说读一点书，这是很好的习惯。但是独处的时候，练就自己的人格更重要。孔子云：吾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的时候，总是在独处的时候。曼德拉说：尽管我是一个喜爱社交的人，但我更喜欢孤独，我希望自己左右自己，自己做计划思考。还有四书五经中的“慎独”一说，大学里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意思是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有的人会做一些不好的事，而在人前则会隐藏他们不好的一面，这某种意义上是人性使然，但绝非君子所为。真正的君子在独处的时候更要审视自己的人格。中庸里头有段话讲得很好，“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就是告诫人们，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时候，我们做事情都要谨慎、讲道德，所以独处的时候是考验自己道德的时候。另外呢，独处的时候，仔细思索更容易有自知之明。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只有独处时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不难，难的是认识自己。曼德拉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后来当了两年时间总统，就辞去了非国大的主席，举荐姆贝基担任总统。这在当时是令整个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的一件事。真有自知之明啊!
我认为人格应在现代科技发展中升华。为什么讲人格会扯到科技发展中呢?我想还是有关系的。比方说，能源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生态伦理也是现代人格中间的一部分。你虽然对雾霾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在生态伦理方面一点事都不能做。其实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做一点点事情，我举例子，比方说：水，尽量节约一点;电，尽量节约一点;纸张，尽量节约一点。这都有关系。我们想想，生态伦理应该成为每个公民人格中的一部分。哪怕在宾馆中，我离开房间时一定会注意关灯，这是很小的事情。我不关灯不会多收我一分钱，关灯不会奖励我一分钱，但我绝不会因为得不到奖励就不关灯，我觉得这总有一点好处。我们都是普通人，做不了大事，小事还是可以做很多的。
还有科技中的以人为本，这方面东西太多了。我提到过比尔·盖茨搞的微软“创新杯”，就是资助世界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他强调大学生要关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很多主题都是以人为本，他就把以人为本和科技创新活动联系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比尔·盖茨这样做也是现代人格的很好体现。
再一个呢，我希望大家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要对科技发展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人文拷问。我最近在中国科学报上面看到一篇文章，一位叫俞强的先生写的，在2013年12月16日的《中国科学报》上，两个月前读到的。他讲怎样把“智基因”和“勇基因”放在一个人身上让他成为智勇双全的人。生物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基因连锁，就是“智基因”和“勇基因”同在一个染色体上，并且很靠近，在精卵细胞分裂的时候，智勇两基因会同时存在于一条染色体上，并传给下一代。当人类对智勇基因很清楚，知道怎么把智勇基因放到一起，世界上智勇双全的人就多了，到那时，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是哲学家加政治家。“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世界和谐的理想国就一定会实现。这，就是文化生物学的社会学意义。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有什么感觉，我认为这似乎不是人类所需要的。当然我不懂生物学，但我相信，即使他讲的基因连锁在技术上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我显然不相信到那个时候“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世界和谐的理想国就一定会实现。有这个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对科技发展，尤其是生命科学发展，还包括人工智能等等之类的，就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进行人文拷问的。前面提到我们要懂得人的意义、活着的意义，那我问一个问题，某些科学家所描绘的世界是值得我们生存的吗?比如说女人不生孩子的世界，智勇基因什么的，同时还有理想国等等，我觉得那本身就是违反自然的。我们某些科学发展，它的意义到底何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讲人的意义、生存意义，生存在这样的世界上是不是有意义的?
当然人格的养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别人的关系，我们要养成自己的现代人格，也要在与别人的关系中练就我们自己的人格。这个我今天就不讲了，下一次有机会再给你们讲“我与你”。
本文摘自《喻园心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