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个讨论会里第一次说话就申明过，我不是一个儒教徒，后来我坐在这里听何铎斯博士（Dr. Hodons）的演说，听到他提起我，也许有心，也许无意，把我认做儒教里属于自然派的运动的一份子。我当时真不知道，我是应当维持我原来的申明呢，还是应当承认这个信仰的新性质呢？但是何铎斯博士在演说的末尾说：“儒教已经死了，儒教万岁！”我听了这两个宣告，才渐渐明白——儒教已经死了——我现在大概是一个儒教徒了。
儒教并不是一种西方人所说的宗教。我在大学（芝加哥）演讲，在这里说话，都曾尝试说明有过些时期是一个宗教——是一个有神论的宗教。但是，就整个来看，儒教从来没有打算做一有神论的宗教，从来不是一个用传教士的宗教，儒教从来不做得仿佛相信它本身是完全靠得住的，佛教从来没有勇气跑出去对那些非教徒宣讲佛音。这样说来，主席方才介绍我说话，他用的字眼有点和介绍别人的不同，是很有道理。他没有宣布我的题目是“儒教作为一个现代宗教的使命”。
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儒教，正如何铎斯博士所说，已经死了。他是自杀死的，可不是由于错误的冲动，而是由于一种努力，想要抛弃自己一切逾分的特权，想要抛弃后人加到那个开创者们的经典上去的一切伪说和改窜。
我在大学演讲，有一次讲过，儒教的最后一个拥护者，最后一个改造者，在他自己的一辈子里，看到儒教经典的一个主要部分，一个最通行，最容易读，因此在统制中国人的思想上最有势力的部分，已经被打倒了。这样说来，儒教真可算是死了。
孟子是儒家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影响仅次于孔子，曾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儒家的经典里又常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儒教从来不教它的门徒跑出去站在屋顶上对人民宣讲，把佳音带给大地四方不归宿的异教徒，儒教也从来不是一个用传教士的宗教。
然而，这也不是说，孔子、孟子和儒家的学者们要把他们的灯放在斗底下（to conceal their light under a bushee，此处的成语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不把它放在高处，让人人可以看见。这只是说，这些人都有那种知识上的谦虚，所以他们厌恶独断的传教士态度，宁愿站在真理追求者的谦虚立场。这只是说，这些思想家不肯相信有一个人，无论他是多么有智慧有远识，能够说完全懂得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生活与道德的一切错综复杂的性质。孔子就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正是因为有这样可能有错误的意识，所以儒教的开创者们不赞成人的为人师的欲望。我们想要用来照亮世界的光，也许其实只是把微弱的火，很快就要消失在黑暗里。我们想要用来影响全人类的真理，也许绝不能完全没有错。谁要把这个真理不加一点批评变成教条，也许只能毁坏他的生命，使他不能靠后来的新世代的智慧不断获得新活力，不断重新被证实。
因此，现代宗教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做一切彻底而严格的自我考察。“知道你自己”，在世界宗教的一切大诫命里应当是首要的一条。我们应当让自己信得过，我们给人的是面包，不是石头。我们应当让自己可以断定，我们想要与世界分享的真理经得住时间考验，而且全靠它自己的长处存在，不靠迫害者的强暴，也不靠神学家和宗教哲学的巧辩。我们应当让自己知道，所有那些用他们的教条和各时代里的布鲁诺（Bruno）们、伽利略（Galileo）们、达尔文们为敌的人，并没有给他们的宗教增光彩，反倒使他成了世界文明的笑料。
接下去，现代宗教的第二个使命，我相信，就是配合着自我考察的结果，情愿做到内部的种种改造——不但要修改甚或抛弃那些站不住的教义教条，还要改组每个宗教的制度形式的，甚或，如果必要，取消那种形式。教人知道生命可以失而复得，是各大宗教共有的精神。反过来说，在堕落的情况中生存下去还不如死，也是真理。这一点对欧、美、印度、日本那些高度有组织，高度形式化的宗教说来是特别有意义的。
我们研究中国宗教的历史，可以看到很可注意的现象：因为那些宗教的制度形式薄弱，所以新的宗教总是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代替了旧的宗教。禅宗就是这样慢慢代替了一切旧派；净土宗也这样慢慢浸入了所有的佛教寺院和家庭。儒教也是这样，东汉的注家慢慢盖过了较古的各派，后来又和平的让位给朱子和他那一派的新解释；从宋学到王阳明的转变，随后又有趋向于近三百年的考据学的转变，都是以同样渐进方式完成的。
别的宗教却都不是这样。他们的每一个新运动都成了定理，都抗拒再进一步的变化。圣芳济会（Franciscans）在十三世纪是一个改革运动，到了二十世纪却依然是一个有权势的宗教，路得派与加尔文派在基督革新的历史上都占一个先进地位，到了我们当代却成了反动教派。所有这许许多多的宗派，本来应当是一个伟大宗教的一条演进的直线上的一些点或阶段，在今日却成了一个平面上并存的相对抗的势力，每一个都靠制度形式和传教工作使自己永存不灭，每一个都相信只有他可以使人逃避地狱之火而达到得救。而且，这样不愿失了历史的效用只想永存下去的顽强努力在今日还引起一切更老的宗教效仿，连中国的太虚和康有为也有效仿了。要求一切宗教，一切教派，一切教会，停止一切这样盲目的对抗，宣布休战，让他们都有机会想想所有这一切都为的是什么，让他们给宗教的和平、节省、合理化定出一部“全面的法典”——难道现在还不应当吗？
一个现代的宗教的最后一个大使命就是把宗教的意义和范围扩大、伸长。我们中国人把宗教叫做“教”，实在是有道理的。一切宗教开头，都是道德和社会的教化的大体系，归结却都变成了信条和仪式的奴性的守护者。一切能思想的男女现在都应当认清楚宗教与广义的教育是共同存在的，都应当认清楚凡是要把人教得更良善、更聪智、更有道德的，都有宗教和精神的价值；更都应当认清楚科学、艺术、社会生活都是我们新时代、新宗教的新工具，而且正是可以代替那旧时代的种种咒语、仪式忏悔、寺院、教堂的。
我们又要认清楚，借历史的知识来看，宗教不过是差一等的哲学，哲学也不过是差一等的科学。假如宗教对人没有作用，那不是因为人的宗教感差了，而是因为传统的宗教没有能够达成它的把人教得更良善、更聪智的基本功能。种种非宗教性的工具却把那种教化做得更成功，宗教本身正在努力争取这一切工具来支持它的形式化的生活。于是有了那些Y.M.C.A（基督教青年会）和那些Y.M.B.A（佛教青年会）。但是为什么不能省掉第三个首字母（第三个首字母代表基督教的C和代表佛教的B）呢？为什么不坦白承认这一切运动都已没有旧的宗教性了？为什么不坦白承认这一切如果有宗教性，只是因为他们有教育性，只是因为他们要把人教得更有道德，更尊重社会呢？又为什么不爽快把我们一切旧的尊重支持转移到那些教育的新工具上，转移到那些正在替代旧的宗教而成为教导、感发、安慰的源泉的工具上呢？
因此，一切现代宗教的使命，大概就是要把我们对宗教的概念多多扩大，也就是要把宗教本来有的道德教化的功用恢复起来。一个宗教如果只限于每星期一两个小时的活动是不能发扬的，一个宗教的教化范围如果只限于几个少数神学班，这个宗教也是不能生存下去的。现代世界的宗教必须是一种道德生活，用我们所能掌握的一切教育力量来教导的道德生活。凡是能使人高尚，能使人超脱他那小小的自我的，凡是能领导人去求真理、去爱人的，都是合乎最老的意义的、合乎最好的意义的宗教；那也正是世界上一切伟大宗教的开创者们所竭力寻求的、所想留给人类的宗教。
（本文为1933年7月胡适在芝加哥大学的英文演讲，中译稿收入徐高阮译《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