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生选择
杨宪益是一名以翻译《红楼梦》而享誉于世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个别具怀抱的理想主义者。在杨宪益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中，有过三次重要选择，都发生在历史的转折时刻，它们或深刻改变了其后来命运，或对其晚年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三次选择不仅可以反映杨宪益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还能够折射在社会历史变动时期杨宪益与世沉浮进退的人生态度。
杨宪益的第一次选择发生在1949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江山易代，国朝鼎革之际，知识分子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政治选择。除去少数人，对大多数而言，所谓选择，其实不过是政治态度的转变表示，并不存在“去从”的选择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去从”的交通工具可供选择。而杨宪益是可以选择的少数人。
3月底，当解放军渡江在即，南京危在旦夕，民国教育部长杭立武告诉杨宪益，说北平传来消息，北大教授已在挨整，共产党来了知识分子没有好日子过，要杨带上家属与其翌日一道飞往台湾，杨宪益婉言相谢，以再等待看看予以了婉拒。原来，杨宪益身在曹营心在汉，已是在等待迎接南京解放了。
这一年杨宪益35岁，为南京国立编译馆高级研究员。杨宪益出身天津豪门，家境富裕，天资聪慧，高中毕业而直接留学英国，考入牛津。牛津毕业即携英国未婚妻戴乃迭返回中国，受聘于多所大学和国立编译馆，教授英语，从事翻译。因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杨宪益于抗战胜利后加入了与中共有秘密联系的地下组织——民联（该组织后并入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活动，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外国驻华人员的朋友关系收集情报，传递给中共。
在国共争雄、蒋毛竞主的194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倾向中共的为数不少，但像杨宪益这样的背景而立场左倾、行为激进的并不多见。那么，这位受过英国文化熏陶多年的海归何以会思想激进而支持革命呢？这与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不无关系。
自中学时代杨宪益身上就表现出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精神。他曾在五卅运动期间与同学组织罢课，拒听英国教员上课，致使学校瘫痪；九一八事变又和同学自己掏钱聘请教官进行军事训练，以为他日抗日之用。抗战爆发后，不仅在牛津校园伦敦街头积极组织反日宣传、开展募捐活动，还独自油印出版了一份抗日英文杂志，甚至将杂志直接投寄到日军驻天津卫戍司令部，有意激怒日军首脑，其抗日爱国赤热之心，于此毕见。
杨为豪门之后，富家之子，从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翩翩一副少爷派头，但骨子里生得一股豪气，性格中带有一种浪漫诗情，崇侠尚义，好善乐施，他可以随心所欲，一掷千金，也可以扶弱助困，解囊相济，其率真放任的性格行为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颇有相似。
正是这种率直而任性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与强烈的民族爱国情感结合一起，相交碰撞，互为激荡，使得他的思想激昂而勇进，轻易接受了留学期间风行欧洲的左翼思潮影响，对激进的变革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学说产生共鸣，生发好感。因此，在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国共对决中，主动而毫不犹豫地背向前者而选择后者。
共和国建立，杨宪益度过一段深受信用而意气风发的时光，一度以民革秘书长身份出任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作为高级专家，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但好景不长。很快，杭立武所言“知识分子没有好日子过”一语成谶。不仅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成为“原罪”，杨宪益的地下工作经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也变为负资产，成为值得怀疑、有待澄清的历史问题。从此，杨宪益作为一个政治上失去信任的可疑分子与控制使用者，长期生活在“原罪”与“特嫌”的阴影之下，动辄得咎，委屈做人，到了文革，更是被揪出打倒，与妻子双双关进监牢，受尽屈辱，吃尽苦头，直到文革终结。
文革的终结与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期，杨宪益的人生也由此出现新的转机。他与妻子戴乃迭合译的英文《红楼梦》的出版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改革开放让他看到民族复兴的新的希望，也激发出他的新的热情，他再次受到任用。于是，他做出决定，加入共产党。
就像他当年选择共产党留在大陆，让去了台湾的朋友觉得惊奇一样，他的加入共产党也令不少身边朋友感到惊诧，而多有议论。有人以为是“多此一举”；有人评说，为“功利主义”所驱使，入了党就可以升官，“后来果然做了几天主编”；还有人推测他是“奉命”入党。这些看法，放映了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因为文革，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在人们心目中一落千丈，而杨宪益长期受压，又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人们有理由认为，杨宪益与执政党之间，文革之后应是疏离而不是相反。
其实，从杨宪益的角度，只要将其入党选择与其49年的选择做一联系，就可以清楚地见出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从根本上说，杨宪益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极具个性特色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前者，他希望民族强大复兴；由于后者，他把民族的强大复兴寄望在强大的组织身上。尽管共产党执政后所走道路曲折坎坷，他个人也经受了冤屈与苦难，但他不是一个计较得失的人（抗美援朝时，他倾其所有为国家买飞机，不惜将戴乃迭的结婚戒指等婚饰都卖了捐赠国家；他译书等身，却少有稿酬，甚至还将自己的译作拱手送人），他从来都是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改革开放的转折，在他看来，这是执政党痛改前非，汲取教训，摆脱僵化与教条，带领国家在重新走上民族复兴之路，他依然看好共产党，相信共产党。何况早在49年他就提出了入党，后来也不止一次提交过申请。
所以，他的入党固然出乎不少人意料之外，又未尝不在革命的情理之中。它是49年以来杨宪益参加革命、追求理想终于获得组织承认与接纳的征象，也是杨宪益对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执政方针与路线认同与支持的外在表现，或许他还以这种方式在证明其当年选择的继续有效。
杨宪益的入党显示其对理想持著的一以贯之，这一理想经过几十年与现实的磨合，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得以谐和，而现出气象。这是杨宪益所以此前长期不得所愿的原因，也是他再度做出选择的前提基础。可问题在于，理想是恒定的，现实是变动的，尤其在急于变革而方向不明又旧习难改的转型时代，社会左右摇摆，现实更是变幻莫测，一旦现实突变，理想与现实出现错位，发生严重冲突，不可调和，原来选择的前提不复存在，基础坍塌，势必就要做出新的选择。
如此，当中国社会又一次走到历史转折点，理想与现实发生最严重的冲突时，杨宪益又一次面临了选择。
人尽皆知的那天清晨，杨宪益的家门被一个惊魂丧魄的青年朋友撞开，他用急促而惊慌的语言向杨讲述片刻前他亲眼所见发生的一切。一段时期以来杨宪益一直在关注事态发展，但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悲剧结局。这是鲁迅笔尖历史的重演，完全出离了杨宪益的想见。杨宪益惊呆了，愤怒了，比鲁迅的愤怒还愤怒，当接到ＢＢＣ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满腔悲愤对着话筒倾泻而出……杨宪益的英语讲话通过电波传遍世界，让所有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人都记住了一个国家最严重事件的最危险时刻一个正直而正义的中国知识人的严正态度与坚定立场。
杨宪益石破天惊的“我谴责”，如同九十年前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发聋振聩的“我控诉”，将一个怀抱理想而心忧天下的知识人在事关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揭示真相，伸张正义，不惜代价地对抗权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浩然正气与凛然大义不仅记录了一段重要历史，也被历史所记录。
事后组织清查。.英若诚代表文化部三顾杨门，游说劝导，希望转弯。历经沧桑的杨宪益，世事洞明，淡然处之，他承认事实，但不表示“后悔”，承认“违反纪律”，但不承认犯下“错误”。组织有纪律，人间有正义；党员讲政治，做人讲原则。纪律、政治是现实，正义、原则是理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杨宪益宁愿坚持理想受到惩处，而不肯依附现实委屈做人。就这样，他决定选择退出。这一年，杨宪益75岁，他做了一生最后的选择，当然，也是最沉重的选择。
2015/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