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汉语滞后还是作家迟钝?

最近《平凡的世界》很火，这也许是路遥无法料想的，其实这本书一直很火，我接触过的许多最底层的青年就是通过这本书获得知识的启蒙的。

几年前，我在一个电池厂里工作，几个车间工人跟我讨论这本书，一个三十岁的技工说，这本书他读了三四遍，每次都会哭。我问他还读不读别的什么文学作品，他说别的也就狼图腾、鬼吹灯之类了。还有一个女孩平时也许会读读安妮宝贝的言情小说，可从来没有读过《红楼梦》，却也跟我谈起路遥的书，她说路遥的书她都读过，她说她的感受，说到书中所体现的人性的力量，这使我深深感到震撼。我所震撼的一个原因是，这验证了文学作品只有体现出某种严肃的意义时，才能具有永恒的价值，另一个原因是，带给我们这种震撼的作品，却并不在书写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故事。

路遥的作品写作时间在八十年代末，故事描写的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变革，此时中国正处在走出文革、摸索前行的道路之中，这些历程是路遥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所以，他的作品必然会成为严肃的文字。而今，文革结束已有四十几年，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多年，我们眼中的严肃文学却依旧以这样的时代为背景，或者可以说，我们的当代，没有产生出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我们的当代提供不了作为严肃文学的生活背景呢，还是当代汉语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抑或是当代作家的眼观变得迟钝了呢?

一个好的现象是，如今我们的社会比较认同的或者好的文字，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官方话语权的限制，大部分人对文学的认同不会产生于对意识形态教化的迷恋之中的，如果谁还在阅读《高玉宝》或《林海雪原》而感到文学的美，那只能说是缺乏教育或心智。但另一个不好的现象则是，文学从官方假大空的宣传中脱离后，又陷入到对真正崇高意义的否定，从对意识形态的对抗态度中，转化蜕变为一种流氓无赖的闹剧文学，从激烈的情绪化，走入死寂的犬儒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如果追根溯源，这当然应该由最初的虚假的官方文学来背负一定责任，但矫枉过正则是写作者的责任。正如人们一直都在迷恋王小波，甚至出现王小波门下走狗一派，可这些人只看到了小波文字中的戏谑，却从未理解小波文字中对意义的肯定，也从不能把握小波文字中的单纯和自由个性，所以，用王小波的手法来写当代，则成为了一种东施效颦的丑剧。

其次，当代的汉语本身变得犬儒，变得使意义扭曲并试图消除某种崇高，这是物质高速发展，而精神消极落后造成的。比如，我们现在的语言中更多地出现如屌丝、丑挫穷、作死等等网络流行语，一些人认为这是信息发达造成的，但从这些语言对整个语言体系的影响来看，这种现象无疑是消极的。网络语言大多是在一种无奈的状态下对事物所指进行偷梁换柱的转变，比如“屌丝”本身是一种卑贱低级的所指，被网络传播后，成为了自嘲的、带有某种被时代认可的趣味的话语，但它本身的核心涵义却是没有改变的，依旧是低级、被侮辱、难登大雅的，当我们习惯于用这种难登大雅的语言自嘲时，我们本身也变得麻木和犬儒起来，概念的转变造成语言的轻浮，用这样的语言去建造严肃文学是几乎不可能的。

当代文学缺乏严肃作品，是与以上两种事实分不开的，但我认为，时代背景造成的题材空虚更为重要，作家们逢上了一个历史上很少见的时代，这个时代很难向普通的写作者来提供严肃的题材。这样的时代没有人性的对抗，只有人的堕落，而真正的严肃事件、能够体现人性的事件，则必然包含人对环境的对抗，而那也许又会是涉及被官方所压制和否认的事实。比如农村题材，拿到当代来写，不是陷入到官方话语的赞美之中，便是流俗为赵本山之流对农民的戏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的作家即使有写出文化作品的野心，也会被固定化的文学模式所禁锢，如果想以农民为题材写出真正的人性，那么强拆和钉子户算不算严肃呢?可众所周知，这几乎是不能写的。这样的时代，人们的感知陷入到麻木之中，而因为社会的过于稳定使激情消退，激情消退后的意义丧失和犬儒主义泛滥则使人失去对真理和严肃进行追寻的天性，这是扼杀的时代，是温水煮青蛙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人们只有在接触激情时代(尤其是被官方进行了一定限制的激情时代)的作品时才能体会严肃，这便是为何青年人喜欢读文革和改革初期的作品，更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则喜欢读革命时代的故事，读谍战小说或权斗小说，这样含有某种被隐匿的部分事实的激情最易触发人们对时代中某些意义的重新寻找。当人们读到文革时期武斗的惨烈，会哭泣，会愤怒，但这样的感触也消磨了对当代现实事件的洞察，于是没有严肃的文学便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今天，我们必将会面对当代文学的失败，而我们的严肃文学越是靠近文革，靠近那个所谓的激情时代，也越证明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从文革的余孽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