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晚，俄罗斯前副总理、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在莫斯科中心地区遇刺，普京指责事件为“买凶杀人”。涅姆佐夫原定在3月1号出席莫斯科一个反对派的大型游行。因对事实尚不可知，我们不能说普京是兔死狐悲，但对普京，涅姆佐夫在乌克兰局势吃紧时遇刺正是时候，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利比起刚刚解体时叶利钦的权利要更大、更集中，也许是伪民主国家中权利最强大的。我对涅姆佐夫的生平没有了解，只知道他是普京最重要的政敌，大肆批判普京政府，并曾被钦定为叶利钦接班人——剧情如此相似!只是涅姆佐夫不必如托洛斯基一样逃离自己的祖国，在俄国表面从高度集权的政治氛围中解放出来之后，他可以有在本国行动的自由，但安全保障，在任何一个后集权国家当中，反对派都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前一阵与几名学者探讨后集权国家所谓的改革，恰巧说到苏联今夕历史，通过这些历史我认为改革无不是朝着与普世价值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无不是对一个特权政治阶层苟延残喘的维持与保护，无论是普京模式的二次国有化还是反腐。对于后集权国家，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用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定义后集权时代，即：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而始终强调政治良知化的哈维尔认为：“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什么是道统上的一致性呢?我们知道，作为杀人机器克格勃一份子的普京一直推行改革，其改革理念中却带有对苏维埃解体的惋惜和冲寻苏联旧梦的大国情结，普京称：“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便是普京的道统，而这一道统来源于社会主义思潮，我们且不说马恩的阶级史观有无错误，只看现实操作中，其阶级斗争理念在西方世界曾引起巨大共鸣，而最惨烈的人间悲剧便是阶级清洗。除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豪普特曼等等之外，萧博纳是最为极端的，他不仅赞同过马克思和希特勒，并且是赞同马克思主义中最极端的阶级清洗，所谓阶级清洗，用萧博纳的话来说便是：一个对社会没有价值的人便是垃圾，便无人权。萧伯纳在许多作品中都表现出极左派情结，并设想了一种“道德气”进行阶级清洗。不久，两个不同的恶魔将萧博纳的“道德气”——用于杀人的毒气——变为现实，两者都在各自的执政党名称中加入“社会主义”的字眼。唯一不同的是，一个纯粹地打着阶级斗争的口号进行杀戮，虽然这个恶魔在乌克兰、波兰、拉脱维亚等等地方也犯下过种族灭绝的罪恶。而另一个则更为变态地进行了犹太人大屠杀，前者是社会学的变态，后者是生物学的变态，我们很难比较这两者谁更坏一些，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还在宣扬社会主义的政府都是与之有相同渊源，无论如何美化历史或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这种社会价值观的特点是它们都并不认可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只认可生命的附属价值，即生产的价值，所以，生命对于他们只是建筑材料，所以，这样的政府也不会忏悔和道歉，他们的强硬的和无廉耻的态度源自于这一道统的继承。除非一种正义力量将它们的价值观彻底扭转，比如今天的德国和日本，它们是被民主国家和民主制服征服的，所以他们对历史有忏悔和耻辱。

但苏联不会认错，二战初期苏联是法西斯邪恶力量的一员，1932—33年，斯大林驯养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刚诺维奇通过各种手段在乌克兰制造令人恐怖的种族灭绝，其中很多方式——比如“搜粮队”——在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清洗中被进口引用，对乌镇压仅在1933年一年便造成700万人口的死亡，这些粮食后来出口给了开始进行邪恶扩张的希特勒。不下于此的罪恶数不胜数，但所有的苏联罪恶都无人追责，仅仅因为二战后期斯大林站在了希特勒的反面，于是战后，劳改营、古拉格都在继续，苏联的邪恶道统也在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大兴起中如病毒般传播。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出兵引发地缘政治灾难，斯大林模式的输出引发两大阵营对抗和冷战，后斯大林时期对东欧颜色革命武力镇压，但历史的巧合在于，苏联最终迎来了所谓的“和平演变”，可这一演变却并未使得日后道统继承者俄罗斯真正摆脱苏联的邪恶阴影，例如直至苏联解体他们也不承认卡廷惨案的事实，档案公布后，惨案制造者却不能被引渡，更多的，比如占领拉脱维亚期间的克格勃头子亚诺什·金达尔，没有受到像自由世界追缴纳粹一样受到惩罚，反而安享晚年，苏联红军在所及之地，无论是德国还是波兰抑或中国，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却被看做反法西斯英雄，他们起初瓜分波兰的庆典成为了今日红场上反法西斯胜利的阅兵，直至今天，克格勃的高材生普京成为了俄罗斯总统，并在一个表面民主和民选的国家实施新闻审查和集会监控，在国内宣扬大国主义，威权政治，对民间新纳粹和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保持默许，他们虽不能够再公开宣扬阶级斗争，但对于人权却依旧避讳，直至近期，大国复兴之梦又加速了它不断扩张的欲望。

有人说俄罗斯人能够通过手中的选票来决定自己的政府，但显然的是，他们无法决定自己政府潜在的思想根脉，苏联的道统继承者不能如德国一样承认二战中的错误，正是这一根脉的表现，因此其宪政体制仅提供伪民主的幌子，而民意也慢慢趋于重建大国形象。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一个被邪恶的错误思想控制整个世纪的国家，自然的变革一定非常难以彻底，进而，更易形成后集权时代的典型社会特征：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社会冷漠化，政治流氓化。从而，知识分子的构建或民智的觉醒更是遥遥无期，因为知识分子对问题的关注已远高于对主义的关注，从而更多的是提供短暂止痛的解决方案。这反而为伪民主化的变革提供了某种样板：表面的民选政府，将会面临刺杀总统、军阀割据、军事独裁、强人政治等困境。从普京近些年的所谓改革来看，俄国如果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迎来新的崛起，虽然这很困难，但那必将是地缘政治的另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