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体制比较与改革方向
中国有改革，西方国家与美国也有改革，中国改革的目的是寻求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平等以及发展与共富的平衡与共生机制，西方国家与美国改革的目的也是如此。区别在于中国改革是向右，美国与西方国家改革的方向是向左。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在有为政府主导下如何发展市场的作用，美国与西方国家则是在有为市场的基础上如何扩大政府与社会的职能与作用。前者改革的框架是市场化但不私有化，后者改革的边际是国家化但不公有化。
美国和西方社会制度的本质是自由资本主义，它的核心是市场自由主义，那么自由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二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趋势进一步在欧洲发展，由此形成了以高工资，高福利为特征的福利主义混合体制。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于是上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主张从国家资本主义回归自由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内阁等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再私有化改革。
那么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是否使资本主义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呢?不错改革开创了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催生了全球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一刻，自由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历史终结的目标。但是时隔20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危机，仿佛历史回到了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代。重新私有化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和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将本国制造和加工转移和外包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由此导致欧美国家产业空洞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将目前西方危机归罪于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显然如果不能对财富和权力加以制约，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平等，那么是否下一步只有从市场资本主义再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西方呢?
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性批判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首先，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弱点批判的产物，作为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其次，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是异端，但是它成为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体制基础。那么，社会主义完美吗?事实上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根据马克思设计，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了另一种经济危机的出现，即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使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在期待，收入差距拉大。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向左还是向右?这一问题又回到了人们的思考中。
从近现代200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经历了从市场资本主义到国家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并依然处于两者之间的周期性摇摆不定中，与此相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经历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并依然处于两者之间的周期性摇摆不定中。丘吉尔曾经讲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施，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是共享苦难，无疑，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生产和效益，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分配的平等，那么理想社会模式是否能够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势加以混合呢?即在生产领域采用资本主义，在分配领域采用社会主义，为了平等牺牲一些效率，为了效率牺牲一些平等，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状态。事实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争论了一个世纪以后，也不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两者如何混合互补的问题。卡尔·波兰尼在“巨变”一书中认为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市场体制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改良模式，因为罗斯福的改革意指美国经济仍按市场规律运转，但是建立了一套新的管制机制，使得人与自然免于市场的直接压力。那么，与此相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来讲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的改良模式，因为在原有管制的机制上，引进了市场规律，使得停滞的社会富有竞争的活力，如果是如此，那么，是否意味中西方国家体制最终会趋于殊途同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