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期的临近，围绕其治理结构的博弈，变得喻发微妙。而G7及发达国家出现的“倒边式”分化，正在将这一微妙定格成趋势：英德法意等国已跻身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行列；日韩包括澳大利亚等国在观望、犹豫中已经开始“挪步”；美国在指责盟友“不义”的同时，似乎并未放弃“登船”的意愿和可能。从趋势上看，其加入亚投行，只可能“迟到”但不太可能“缺席”。

亚投行的发起和设立，为国际金融结构和秩序的完善与补充，增添了一股新鲜力量，彰显了中国崛起和经验的全球共识与分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改变与承认。经过近40年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体”和第二大“经济体”，GDP跨越10万亿美元关口，是邻国日本的2倍和印度的5倍。但在国际经济、金融结构和秩序中的作用与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参与度、话语权、主导力等，十分微弱。比如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只有3.8%，在亚洲银行的股权份额也不到6%。这种经济实力基础与金融结构主导的反差与背离，就是亚投行产生和出现的最现实动力，亦是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力量对于现有金融秩序的最直接撞击。与其说亚投行设立是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还不如说是中国经验的全球分享以及规则诉求的全球认同。

必须承认，完成这样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前行的每一步几乎都充满艰辛、面临挑战和存有风险，都会遭遇原有秩序和力量的惯性影响、排斥甚至阻挠。这些年，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动”，常常会被另类标准贴上特别标签。无论是建立各类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比如东盟经济圈、中韩自贸区），还是创立金融多边合作机构（比如丝路基金、亚投行），这一影响、排斥和阻挠，总是如影随形，从未停止或松懈过。其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往往以“治理结构”为问题焦点，在放大、变异甚至扭曲中，完成对于原有秩序、格局的维系。而且在这一博弈从“贸易领域”升级到“金融领域”的过程中，原有秩序主导者对于后者的反应，变得更加强烈与毫无掩饰。

此次亚投行发起和设立中，围绕股权结构公平性、运行机制透明性、贷款配置公正性和决策流程高效性等问题，掀起的是补充还是替代？是完善还是颠覆？的争论，遭遇的所谓治理结构最高标准的置疑与纠缠，其实是前述特征的一种集中式、缩影式体现与爆发。

笔者认为，亚投行采用和选择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模式，是其“胎动”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结构模式必须受“胎动”后主要功能作用定位的影响和约束。就是说，亚投行经营功能作用定位比治理结构的博弈更重要，这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据相关部门预测，亚投行最后的创始成员国可能会达到35个以上，这种“得道多助”的趋势性结果，说明全球现时的主体金融结构和力量（世行、亚行），在不同的地域和环节上，已经不太能够客观反映新经济结构的变化实际，也不太能够充分体现新经济力量的权利意志。而且现有的金融秩序和治理制度，也不见得是一种最佳存在，需要加快改善。因为，对于任何类别多边金融组织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其经营内容是否代表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才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真正生长出最佳的治理结构机制。

以“一路一带”为支撑的亚洲崛起，将形成全球经济版图中，最宽长的经济带，最广泛的区域市场，并产生众多的市场机会。从人口分布、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级次和国际分工等因素考量，亚洲相比较于美洲和欧洲经济，具有更强的活力、更好的弹性和更大的潜力以及更广泛的延伸空间。亚洲是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煤、气、油等）的主要储藏区，容纳了全球60%以上的人口，占有全球40%以上的GDP，作为“世界工厂”（承接了制造业几乎全部低端产业）正迎来转型升级的巨大机会。可以说，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一极，不容置疑，不可阻挡。

但是，由于亚洲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薄弱尤其是相连相通的缺失，导致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不高，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的效率较低。亚洲经济这种必然成为“增长极”与客观存在“不连通”的矛盾，正是亚投行设立的最基本理由和最现实意义。因此，以金融主导、引导亚洲经济发展动力、发展优势和发展短板的三维平衡，是亚投行经营功能作用定位的主体内容，偏离这一主体内容而遑论治理结构，没有实际意义。从本质上讲，金融治理结构是为经营内容服务的。任何类别的治理结构，一定是依据变化的内容所形成的客观产物，并不存在固有的治理结构模式，也不存在套用的治理结构模式。以内容变化的客观性才可能真正体现治理结构的专业性、代表性和时代性。

亚投行功能作用定位的“三维平衡”，必须要以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的利益共享为根本。亚投行是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多边合作组织，它实际上又是一种新型经济力量崛起的成果分享机制。亚投行的起步、推进和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全球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利益再聚集和再分配的过程。G7国家对于加入亚投行选择的分化，说到底是利益选择的分化。分享亚洲或者说新型经济的发展成果，是亚投行影响力和集合力的最根本原因。当下，无论是世行还是亚行，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特别提款权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甚至步入“死胡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背离了这一逻辑。治理结构一旦被利益独占所束缚，不明白天下共赢的基本道理，必然走向没落甚至尽头。

因此，亚投行对于亚洲基础设施及互连互通建设的投入，必须要落脚到利益分享式经济特质的培育与完成上。要坚持“绿色经济”发展方向。就是不走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老路，发展的模式对于未来经济，具有引领、标志和示范的效用。在物流、人流和资金流更为通畅的前提下，山更清水更秀；要坚守“开放经济”发展原则。就是不仅在基础设施及互连互通建设中，让全球分享就业、工程参与和产业升级的直接利益，而且使升级版的亚洲经济具有众多的通道，对接全球经济，具有更大的国际交流能量；要坚定“效率经济”发展目标。就是在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以及形成产业分工新优势过程中，体现更多的高效性。尤其是利用“互联网+”的新业态，打造全球经济的效率新高地；要坚实“创新经济”发展内容。就是以创新来吸吮发展动力，以增多产业“龙头”来壮大发展力量，以优化结构来平衡发展矛盾，真正实现相对均衡发展中的包容性增长。

亚投行的初始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面对近万亿美元的巨大供需矛盾，也就赋予了其另一项特殊使命，必须主动引导和带动民间资本的良性发展，必须有效融合和协调原有金融力量（世行、亚行）的共同发展。这是其经营功能作用定位不能或缺的内容，也是实现治理结构动态优化的重要路径。

还应强调的是，作为亚投行发起方的中国，随着其成员国的增加与开放程度的深入，单向主导其事务的状态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近期关于亚投行“一票否决权”的炒作，就是佐证。外交部发言人已指出，这是一道不能成立的命题。这表明，亚投行治理结构的过程本身就是灵活并开放的，以及相对于“功能作用”的从属性和变化性。总之，只要亚投行功能作用定位不偏离“利益分享、发展互赢”的基本方向，其对于全球金融秩序和治理结构的改变与贡献，就一定会久久为功的展现出来。大不可介意别人的说三道四与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