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士元是唐代大历年间极负盛名的诗人。谈论大历时期的台阁诗人，在十才子之外，首先要提到郎士元。这不光是因为他与钱起齐名，更主要的是他的创作体现了台阁诗人的共同特征。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卷下选郎士元诗12首（数量仅次于皇甫冉，与钱起并列第二），评曰：
员外河岳英奇，人伦秀异，自家形国，遂拥大名。右丞以往，与钱更长。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
饯送是台阁诗人创作的重要内容，郎士元恰恰在这一点上成为台阁诗人的典型代表。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对他的创作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想在这方面填补一下空白。
一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其生年不可考胄①。据《咸阳西楼别窦审》(8.2791)②一诗看。他早年曾应试落第。他中进士是在天宝十五年(756)，时值兵乱，他避地南方。《赠韦司直》(8.2784)诗“烽火有时惊暂定，甲兵无处可安居”一联，可以说是这一段生活经历的记录。宝应元年(762)诏选地方官，士元应试中书，授渭南尉。这时他已届中年，初忝一命，内心颇郁郁不得志。长安偶遇故人，便在诗中发了一通牢骚：
一官今懒道，双鬓竟羞看。莫问生涯事，只应持钓竿。（《长安逢故人》，8.2780）
这种壮志销歇、心灰意懒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是时人的共同心理。我们在戴叔伦、刘长卿、钱起诗中均可以看到。至于出世之思，我们就只能姑妄听之不可太认真了。他只不过在任所建个半日村别业，与钱起、王季友等游乐唱和而已，同时他还在寻找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
广德元年(763)春，刘晏任宰相，士元依傍门闾，为作《题刘相公三湘图》诗。诗中寄情高远，有遁世之想，然而诗题本身适足表明他在靠拢当道，激扬声名。事实上到大历元年(766)入朝任拾遗时，他已成功地扩大了影响。这年二月送杨济使吐蕃是一次较隆重的饯送，士元在席间有出色的表现。他诗中的“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郑杨中丞和蕃》，8.2781）两句，写尽边地的寥远和入蕃之路的荒凉，博得时人赞赏，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里就摘了这一联为警为。大历三年(768)，宰相杜鸿渐任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同年，由蜀回京，士元作有《奉和杜相公益昌路作》；此后，他还有《和王相公题中书丛竹寄上元相公》之作。至此，可信他已在上层官僚中扎下根，成为他们赏识的文士之一，而他的官运也从此亨通起来，大历四年(769)迁员外郎，后又迁郎中，直到大历十年或十一年出牧郢州，他一直在朝中做官。这期间，他和十才子一样，送往迎来，成为权贵饯宴上的常客，成为一种高雅的点缀和声望的象征。在那些酒席间制作的送别诗中，内容空洞的应景之作占绝多大多数。偶尔有些作品表露出对隐逸的向往，如《赠张五諲归濠州别业》(8.2784)云：“一去蓬蒿径，羡君闲有余。”可既然知道不能归去，羡也枉然，还不如流连光景、及时行乐。《春宴王补阙城东别业》(8.2786)说：“地主同声复同舍，留欢不畏夕阳催”；《春宴张舍人宅》(8.2787)说：“地与东城接，春光醉目前”，都不外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大历十年或十一年间，郎士元出任郢州刺史，并督诸州军事③。卢纶、李端等老友作诗赠行，颇为他壮行色。卢纶诗写道：“赐衣兼授节，行日郢中闻。花发登山庙，天晴阅水军，渔商三楚接，郡邑九江分。高兴应难逐，元戎有大勋。”（《送郎士元使君赴郢州》，9.3189）然而他本在墓年离京赴楚，内心的凄凉和伤感是难以言状的。临行前，他在《宿杜判官江楼》(8.2875)诗里吐露了内心的酸楚：“适楚岂吾愿，思归秋向深。故人江楼月，永夜千里心。叶落觉乡梦，鸟啼惊越吟。寥寥更何有，继续空城坫。”在郢州的日月里，诗人的生命已到了最后的时节。衰老、疾病缠绕着他的身体，孤独、寂寞充满了他的心灵，天涯乡国之思无日不缭绕在心头。友人彭偃、房由赴朝，他作诗送行并寄钱起、李纾，字里行间情绪异常消沉，与在京中作的送行诗完全是别一付格调。而《郢城秋望》(8.2792)一诗更是不可卒读：“白首思归归不得，空山闻雁雁声哀，高城落日望西北，又见秋风逐水来。”年华已去，白首难归，空山闻雁，愈见悲凉。由《别房土清》(8.2789)来看，诗人似乎已罢郢州将返邺城。但无论是归去也好，未归也好，他当时都已危如风烛，不久于人世了。
二
郎士元今存诗67首④，其中送行诗33首。即使没有高仲武记载，这一比例也足以使人对他的送行诗特别加以注意。现在我们既然知道郎士元是送行宴席上的明星，自然更要对他的送行诗作一番研究。
郎士元送行之作，最出名的当然是前面提到的《送杨中丞和蕃》。此外《送李将军赴定州》(8.2782)也是大历送行诗中的佳作：
双旌汉飞将，万里授横戈。春色临边尽，黄云出寒多。鼓鼙悲绝漠，烽戍隔长河。莫断阴山路，天骄已请和。
就送人从军而言，我认为这首诗要胜过韩翃曾以之擅长的那首《奉送王相公缙赴幽州巡边》。虽然“春色”一联稍逊韩诗的“塞草连天暮，边风动地秋”，但通体的浑整凝炼、气势雄健实远胜韩作。既不堆砌溢美之词，亦无结构支离之弊⑤，可以说字字紧扣边事边情。在用字上，鼓鼙和绝漠间著一“悲”字，顿显出边戍的情绪色彩；烽戍和长河间著一“隔”字，又造成景观上的层次感，具有强烈的表达效果。当然，这样的诗在郎士元作品中也属凤毛麟角，他的大多数送行诗都有应酬习气。所谓应酬习气，就象交际场合的寒喧，总不免客套——应景为文，为文造情，所以历来对应酬性的作品夙不以正眼相看，认为它们缺乏真切感触。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无道理，但对郎士元的送行诗这在大历乃至整个唐代诗史上都十分醍目的存在，能就这么一言以蔽之，轻易地撇在一旁吗？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使是俗套吧，也应该充分加以说明，它是个什么样的俗套，它是如何产生的。反过来想一下，“为文造情”也并非象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明明没什么感触，没什么可说，但为了礼节或应酬，却非要写出一篇有情有致的诗，还要写得好、写得快，以免吃人的哂笑。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怕比为情造文更难，必须掌握一手过硬的作诗本领，一种象是工艺技术似的召之即来、应手立成的技艺。我在《大历诗风》中曾说到，在祖饯的场合“诗人们一般都是拈韵分字，即席成诗，既需快捷，又要切题应景，难度还是很大的。最方便的莫过于按现成的路数，将地点、时令、对象等像按方配药似地组织成一首诗。”⑥象郎士元这样一位以送行诗闻名的诗人，我觉得正是一个可供分析大历送行诗基本模式的典型个案。
大历诗人的送行诗主要集中在近体范围，最多的是五律——我想这是因为它的篇幅不长不短，能够容纳通常必需的内容而又不至于无话可说。郎士元的情形相同，33首送行诗中五律占23首，七律仅4首。将这27首律诗分析一下，很容易归纳出一种结构模式，一和基本模型。若将27首诗一一分解，那么其中涉及的内容可归并为八个基本要素，那就是(1)送别时地；(2)惜别情状；(3)别后相思；(4)前途景物；(5)行人此行事由及目的地；(6)节令风物；(7)设想行人抵达目的地的情形；(8)赞扬行人家世功业。除了《送钱拾遗归兼寄刘校书》、《送彭偃房由赴朝因寄钱大郎中李十七舍人》、《赋得长洲苑送李惠》三首特殊体式外，各诗四联所涉及的要素，从下表中可以看出，送别时间、地点和行人事由、目的地两个要素主要集中在第一、二联，彼引互乙；若有赞扬行人和写节令风物的内容，一般也写在第二联。第三联大抵写沿途所历景色、名胜，第四联更是专门写设想中的行人抵达目的地的情景，很少例外。这么看来，郎士元的送行诗基本上就是一个以现时为起点的想象中的时间流程：大致先写送别的时间、地点，或介绍行人前往的目的地、事由，赞扬其家世、功名、才干，然后描写与节令、气候有关的风景，常用雁的意象——一方面以其春来秋往暗示季节变换；一方面也以其南北迁转象征游子的征行，接着是必不可少的想象中行人沿途所历地理、景物，最后结束于设想的行人到达目的后的种种乐事，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模式。实际上这一结构模式并不是郎士元所独有的，它是当时送行诗的共同模式！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郎士元的创作中，内容要素(2)和(3)也就是充当抒情成分的部分被明显地排除了。而惜别之情与别后相思之意在盛唐人的送别诗中正是表现得最丰富、最动人的内容，这部分要素被排除，无疑意味着作者与送别对象之间情感关系的疏远，意味着作品中抒情性降低而同时为文造情的应酬性增强。应酬总不免客套，也必须客套，没有“套”就无法应酬客，所以，对于饯宴上的诗歌明星郎士元来说，那么一个结构模式是必不可少的，他就是在玩结构的游戏！
各诗四联所涉及的要素可列成下表
诗题要素要素要素要素要素要素要素要素(1)(2)(3)(4)(5)(6)(7)(8)送韦湛判官12.34送长沙韦明府2134送孙頠3142送林宗配雷州1342送洪州李别驾之任1234送杨中丞和蕃3142送李将军赴定州3241送奚贾归吴3124送裴补阙人河南幕1342盩厔县郑石义宅送钱大4231送元诜还丹阳别业3241送崔侍御往容州宣慰1342赠张五諲归濠州别业4231送王司马赴润州3241赠万生下第还吴2341送大德讲时河东徐明府招1324送粲上人兼寄梁镇员外1234送李遂之越3124送郴县裴明府之任兼充宣慰1423送李敖湖南书记3241送李骑曹之灵武宁侍123.4送郑正则徐州行营⑦142.3送韦逸人归钟山⑧132.4
有了上述结构模式，不管是为情造文也好，为文造情也好，作送行诗就变得不那么困难了，拿到题目后可以象捏面人一样，按尺寸捏成形状，再根据不同角色涂上颜色；或者说象药剂师照方配药，根据不同对象增减剂量。反正就那么八个要素，按不同情况排列组合就是。例如《送孙頠》(8.2781)，首写行人的目的地：“悠然富春客，忆与暮潮归”（暮潮让我们想到刘长卿）；然后赞扬行人的才华：“擢第人多羡，如君独步稀”；再写沿途所历山水景物：“乱流江渡浅，远色海山微”；最后设想行人抵富春后访严陵钓台的乐事：“若访新安路，严陵有钓矶”。——这是以行人目的地开篇的格式。若以旅行事由起句，则将首二联略作调整即可。如《送元诜还丹阳别业》(8.2783)，首联“已知成傲吏，复见解朝衣”是事由（罢官）包含着赞扬；颔联“应向丹阳郭，秋山独掩扉”是目的地，暗含着时节；颈联“草堂连古寺，江日动晴晖”照例是途经地理景物；尾联“一别沧州远，兰挠几岁归”是设想元诜归乡后的生活。这样作诗关键全在诸要素的不同组合，作者的心智不是用于创造性的构思而是用于选择性的编织安排，变得匠气十足。台阁诗人的送行之作往往多而不精，熟而无奇，原因盖在于此。这公式化的结果，除了是出于应景速成的需要外，也是诗中少比兴之故。今人杜松柏指出：“苟不用比兴，或不全用比兴，则必落于实境；叙事寄情，写景寓意，必有起讫；一意已尽，又起一意，必有转折开阖；求其立意之贯通，必讲照应之法；故诗凡有篇法、句法可论者，多此类也。”⑨大历送行诗多应景之作，记一时聚散之迹，故多实叙而少比兴。郎士元在这点上也不例外。动机的倾向决定了表现方式，而表现方式又影响到作品的结构特征。郎士元送行诗结构上的模式化，正是与整个大历诗的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相关的。
三
郎士元在当时与钱起齐名，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高仲武说：“两君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如‘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去鸟不知倦，远帆生暮愁’，又‘萧条夜静边风吹，独倚营门向秋月’，可以齐衡古人，掩映时辈；又‘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古谓谢朓工于发端，比之于今，有惭沮矣。”（《中兴间气集》卷下）要说高仲武的鉴赏力，那还是不错的。他选的戴叔伦诗可以说是披沙拣金，值得赞叹。可是论郎士元却难令人首肯，葛立方就对郎士元诗很不以为然：“钱起与郎士元齐名，时人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然郎岂敢望钱哉！”……余读其诗，尽帙未见有可喜处，以是知不及起远甚。”⑩且不说郎士元才能褊窄，只能作律诗，就是体调也与钱不同。钱起长于写景，而郎士元相对来说却长于言情。士元写景较钱起为阔大，但常停留在叙述而不是描写、刻划，所以略失之笼统，不够鲜明生动；另外，色调也较暗淡，不及钱起丰润。这些特点与谢灵运也都是绝不相似的。谢灵运写景工于刻划，并且他笔下的景物总是生机勃勃，色泽明亮，即使秋冬之景也一如春天(11)。高仲武说郎士元近于康乐，也缺乏根据。
郎士元以写景的诗句出名，但他集中写景的佳句并不多。除高氏所举之外，我比较喜欢的是“蝉声静空馆，雨色隔秋原”（《送钱拾遗归兼寄刘校书》，8.2790），“露沾湖草晚，月照海山秋”（《送李遂之越》，8.2790）。前句空馆因蝉声而愈见其静，雨色因相隔之远而愈为清晰，均出意料之外而在情理之中；后句“露沾湖草”和“月照海山”两个景象后不是接“沾”、“照”的结果，却接一表示时间、季节的“晚”字、“秋”字，可谓奇而不俗，虚而有味。两诗之外，《诗人玉屑》卷三引《早春登城》诗佚句‘壁垒依寒草，旌旗动夕阳’，也是难得的佳句，可以和韩翃“塞草连天暮，边风动地秋”一联媲美。
郎士元真正的本领，其实并不在写景而是在写情，象前面提到的《宿杜判官江楼》。《送彭偃房由赴朝因寄感大郎中李十七舍人》，都是真切感人的作品，此外，如《长安逢故人》(8.2780)前四句：“数年音信断，不意在长安。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诚如范晞文所谓“久别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会”。（《对床夜语》卷五）再如《赠韦司直》(8.2784)：
闻君感叹二毛初，旧友相依万里余。烽火有时惊暂定，甲兵无处可安居。客来吴地星霜久，家在平陵音信疏，昨夜东风还入户，登山临水意何如。
这首诗浑成朴实，叙事言情张驰有致，深刻地展现了处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的人的心态。“烽火”一联可以说是大历时期社会现实状况的高度艺术概括。上句的“惊”字尤其下得好：对习惯于烽火的人们来说，战事偶尔暂定，非但不能让他们感到片时的安心，反而更让他的心惊，不知又要有什么更大的变故发生！谈起这样的诗句，我们还能感受到诗人心灵上那不安的惊悸！
四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能看出，郎士元的确是个不但敏于感受，而且也善于表现的诗人，他的作品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才华。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他的诗中明显存在着粗拙之病。
看到高仲武的评语，对郎士元这样一位诗人，我会想到那种内容空洞而技巧圆熟的花瓶作家。可要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去读他的诗就一定会感到失望。实际上郎士元诗在结构、造语上非但不及钱起，还常有与他名气极不相称的毛病。翻开他的诗集，比如正好谈到《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8.2787)，这还算挺有名的诗：
闻君作尉向江潭，吴越风烟到自谙。客路寻常随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岚。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惟有夜猿啼海树，思乡望国意难堪。
前几句谈起来萧疏有致，很是舒畅，可到第六句不行了，怎么也觉着别扭。仔细一琢磨，它与前后句意脉不贯。不是么？盖少府新授江南某县尉，来向诗人打听江南风情。诗首先交代这一点，然后颇带点一言难尽的口气告诉他：你去那儿自会知道。但这么回答显然是无法塞责的，于是诗人就拣几桩最具有异于北方之特色的事物说给他听。在三、四、五句描写后，第六句本应继续写一桩风士民情，然后在第七句转向乡思难堪之意，不料却贸然插入一句“避地衣冠尽向南”，无论视角、内容、意义、句式都与上文毫不相应，真是莫名其妙！
郎士元诗的遣词造句也不能说很精，只能说浑朴不事雕琢。至于“闲雅”二字，就稍嫌受之有愧了。即以“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两句而论，也许是古今隔膜，我怎么也领略不到它的妙处，怎么也不理解它竟能压倒被钟嵘赞为“工于发端”的谢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一联！清人马位就曾断言谢朓诗非郎士元可及(12)。王世懋、沈德潜更指出郎诗两句意思重叠，有合掌之嫌(13)。古人虽也有赞同高说者(14)，究不如王沈两位的批评理由充分。郎士元诗的对仗还常欠工，而且这种不工并不是为求意胜而作出的让步；另外，律诗中流水对也太多。虽说这两者都造成散淡灵活的效果，但总给人一种急就的粗糙之感，似乎缺少锤炼的功夫。也许这就是送行诗摇笔立成带来的后果。象耿讳也不算什么出色的诗人，说不出什么特色，但就因少做送行诗，可以慢慢修改润色作品，所以诗中看不到明显的拙字累句。而郎士元则不然，不算太工的宽对、流水对常是散文句式，句中多用虚字衬贴，敷衍之病由此产生。我在《大历诗风》中曾举《春宴王补阙城东别业》(8.2786)作为句式流利的例子：
柳陌乍随州势转，花源忽傍竹阴开。能将瀑水清人境，直取流莺送酒杯。山下古松当绮席，檐前片雨滴春苔。地主同声复同舍，留欢不畏夕阳催。
这是郎士元诗中虚字用得好的少数例子之一，多数诗句中的虚字不能令人满意，有些竟给人凑字数的感觉。如：
寂寞舟中谁借问，月明只自听渔歌。（《夜泊湘江》，8.2792）
吹向别离攀折处，当应合有断肠人。（《闻吹杨叶者》8.2792）
时命如今犹未偶，辞君拟欲拂衣还。（《咸阳西路别窦审》，8.2791）
入楚岂忘看泪竹，泊舟应自爱江枫。（《送李敖湖南书记》，8.2791）
以上带点的字都属重文重义拙劣地迭用在一起，似乎只是要凑满七个字，实在面目可憎！徐中行曰：“诗必究思入玄。字要百炼，方是妙境。一字不工，则一篇之病。如人一身血脉不能周流也。”(15)上述拙字累句无疑损害了全诗的艺术效果，也影响到我们对他才华的总体评价。刘克庄曾说：“盖一篇之内，不能皆工，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皆工，仅得五字。至于一篇皆工，不可多得也。虽郎士元、钱起所作皆然”(16)。这是把郎士元、钱起当作篇章成熟的名家来举证的，如果他看到上面那些煞风景的例子，不知会作何感想？实际上郎士元的七言决非那么成熟，与钱起决不能比肩。他得与钱起刘名，纯粹是因为饯送。但尽管他有《送李将军赴定州》那样的名作，总是凤毛麟角，难得造成声势。
在文学史上，有些诗人的作品不仅当时盛传，历经千载仍闪耀着动人的光彩；而有些诗人的作品虽名噪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便逐渐黯淡无光。郎士元的作品就属于后一类。遭到这种命运的作品，大都是内涵肤浅的。它们不能包括人类生活的丰富内容，只涉及极狭窄的一小部分。因此一旦时过境迁，它们对于读者来说就不再是能够让心灵激动的东西了。郎士元的绝大部分作品，正是这样日益走向寂寞。它们只有历史的价值，没有永恒的价值。
注释：
①本节所叙郎士元生平，主要参考刘初棠《郎士元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的考证。
②(8.2791)表示全唐诗第八册第2791页，以下类似注均依此例。
③此为笔者考证结果，详拙作《大历诗人札记（二）》待刊。
④《全唐诗》卷二四八收郎士元诗72首，除去混入的皇甫冉、张继等人诗，还存65首，另据日本同朋舍1981年刊《唐抄本》所收，《唐诗卷》尚可补《普门上人兰若》《南岳寺普上人院》两首五律。
⑤韩诗的结构支离之病，见笔者《大历诗风》第七章“意象与结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⑥参看《大历诗风》第七章“意象与结构”。
⑦⑧两诗《全唐诗》一作皇甫冉诗，今据《文苑英华》卷二七二、二三二定为郎作。
⑨《禅学与唐宋诗学》第482页。
⑩《韵语阳秋》卷四，《历代诗话》本。
(11)参看胡大雷《谢灵运山水诗的情景与其内心矛盾及中国古代的四季观念》，《中国诗学》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见《秋窗随笔》第六九则，《清诗话》本。
(13)详《艺圃撷余》，《历代诗话》本；《说诗晬语》卷下，《清诗话》本。
(14)如吴大廷《唐诗选胜直解》（文学所藏康熙刊本）就说郎诗“起得悲切有情致，逮过于谢朓矣。”
(15)王昌会《诗话类编》卷三，台湾广文书局1973年影印本。
(16)《林去华省题诗》、《刘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