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是唐代大历时期地方官诗人中一个卓异的个体，也是大历诗坛一个独特的存在。大历诗人能进入名家级的仅有刘长卿、韦应物两人，而能开宗立派、自成一家的则只有韦应物。可以这么说，没有刘长卿，大历诗并不感到缺什么，但若没有韦应物，人们对大历诗的价值联想就将大打折扣。如此看来，虽同为名家，他们两人之间仍有着数量级的差别，刘长卿是属于大历的，而韦应物则是属于唐代的——王杨卢骆，李杜高岑，王孟韦柳，韩孟元白，李杜温韦，在这样一个关于时代流派之代表作家的传统排名中，没有刘长卿，却有韦应物一席之地。为此，韦应物也成为大历诗人中历来评说最多的诗人，从他的人品吏道到诗风诗艺，自唐迄今都有许多人评论。应该说，韦应物创作本身的面貌大致已被揭示出来，现在还需要探索的我以为是这位诗人的诗史意义。本文拟围绕韦应物作为地方官诗人的独特性和作为唐诗名家的独特性来谈他创作中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高洁背后的世俗
诗人的生平，经孙望、罗联添、傅璇琮诸先生考证，履历基本明了。储仲君先生将韦应物的创作划为洛阳、长安——滁州、江州——苏州三个时期，并指出每个时期诗人的情绪都有些起伏，他的生活道路“始终是按照出仕、闲居、出仕、闲居这样的公式安排的，他的情绪也随着这种变化螺旋式地运动着，但不是上升，而是下降”。①日本学者赤井益久几乎在同时也从仕隐交替的特殊经历入手探讨了韦应物诗“高雅闲澹”风格的成因。他有趣地揭示出诗人各个生活阶段与特定寺院的对应关系。
玄宗侍卫——武功宝意寺
洛阳丞——同德精舍
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
苏州剌史——永定寺②
图式表明，诗人韦应物在他的一生中，从初仕到归休一直都在重复着仕隐的循环。而每一次循环又都归于佛寺，表现出某种遁世避俗的心理趋向。可以肯定地说，赤井先生列出的如下诗句并不是偶然的雷同：
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遒》，6.1932）③
远迹出尘表，寓身双树林。（《沣上精舍答赵氏外生伉》，6.1949）
既此尘境远，忽闻幽鸟殊。（《庄严精舍游集》，6.1974）
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再游西山》，6.1977）
屡访尘外迹，未穷幽赏情。（《秋景诣琅琊精舍》，6.1978）
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神静师院》，6.1979）
情虚澹泊生，境寂尘妄灭。（《同元锡题琅琊寺》，6.1983）
这些作品足以显示，诗人当时是如何强烈地感受到佛门与尘境的对立，并领悟佛门高旷幽远的寂静趣味，从而体验到心境淡泊的愉悦适意。它们从宗教经验的角度说，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感觉，倒不如说是当时诗歌的老生常谈，或者说是“一般寺院题材作品的常套”（赤井语）。然而我们知道，“凡是老生常谈，其间总隐藏着某种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④在大历这充满苦难又缺乏生气的时代，人们对现实普遍不满却又没有改变它的愿望和信心，于是只能转而寻求逃避和超越。寺院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为隐遁避世和精神解脱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而韦应物也就在一次次实际的皈依和愿望的吟咏中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高士形象。《唐国史补》卷下载：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
后人经常是从李肇这则笔记中认识韦应物的，对他的高洁啧啧称道。可是如果往深里想一想，上面那种不厌其烦地在诗中表达的超脱尘俗的体验，果真就是真正的超脱吗？当然不是的。它只能说是一种逃避，而决不是超脱。真正超脱，超脱的过程和被超脱的尘境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就无从知道他的超脱和他要超脱的东西。
很显然，韦应物并没有真正地超脱，他只是努力在超脱。从这点上说，他远不能和王维相比。只看他的隐逸一次又一次地被入仕所取代就知道他的功名之心、世俗之念决没有冷淡。异邦人评韦应物，也许是局外人旁观者清吧，倒能较准确地看出这一点。日本诗论家近藤元粹评《途中书情寄沣上两弟因送二甥却还》(6.1914)“华簪岂足恋，幽林徒自违”一联说：“苟如此，何不速赋归来乎？”⑤又评《雨夜宿清都观》(6.1978)“岂恋腰间绶，如彼笼中禽”一联说：“已知笼禽之困，何不决然学柴桑先生？”作为外国人，他对这种口是心非感到不解乃至冷言讥诮，是很正常的。而我们中国人则从陶渊明之后就已习惯了这种心口不一的现象。因为隐逸虽然从观念上说很符合中国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免与他们现实的功利态度相悖。尤其在大历那么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辞官隐居是不太现实的⑥。钱起就整天念叨归隐，可一旦罢官马上就因清贫而牢骚满腹。韦应物也曾在《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6.1906)一诗中表白自己的无奈：“独往虽暂适，多累终见牵。方思结茅地，归息期暮年”。由于某些不愿明言的原因，他不能断然归去。即使因故罢官，一有机会他也要东山再起。有时他甚至说出一些与他的高士形象很不相称的话。如《观早期》(6.1973)诗：“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谁当假毛羽，云路相追攀？”近藤元粹就指出“先生亦有欣羡之心矣。”至《洛都游寓》(6.1973)云：“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近藤氏直斥之“未免鄙劣”。其实，以韦应物那么个少年骄纵、横行朝市的回头浪子，没有一点鄙劣才是怪事，更何况这又是早期少年气盛时的作品。令人惊异的是，到晚年任江州剌吏时，他还在《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6.1983)诗里说：“紵衣岂寒御，蔬食非饥疗。虽甘巷北箪，岂塞青紫耀。郡有优贤榻，朝编贡士诏。欲同朱轮载，勿惮移文诮。”众所周知象韩愈那样的名利场中人，勗子富贵尚为人鄙；韦应物如此训侄，岂能不落人话柄？近藤氏说此诗“劝奖他功名心，可笑又可鄙”，实在并不过分。由此我们看到了韦应物高洁背后的世俗的一面——在向往隐逸、抒发高蹈出世之志的同时，内心还萦回着对功名利禄的肯定和留恋。“所嗟累已成，安得独偃仰”（《蓝岭精舍》，6.1980）这类“千篇一律”（近藤语）的感慨，并不能证明他果真“素寡名利心”（《答故人见谕》，6.1954），而只表明他内心深处存在着“省己已知非”，“归无置锥地”的矛盾冲突，表明在他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谢朓式的双重人格——在观念上志尚清虚，追慕淡泊宁静的隐士生活，而在实际生活中却留恋爵禄，耽于物质享受⑦。当然，韦应物诗中除了追求静穆散淡之趣外，看不到对物质享乐的欲望。可功名之心终抖露出他骨子里世俗的一面。
良心?吏隐?郡斋诗
应该说明，我强调指出韦应物世俗的一面，只是针对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士形象而言的，希望由此对他确立一个较符合实际的基本认识。其实，指出韦应物的世俗气虽不免有损其高洁名声，但却使他作为地方官诗人的价值得到了新的确认。我们必须肯定，正因为他不能完全超脱尘世，不能忘情世事，才心忧民瘼，身勤吏职，而不是象东晋南朝士人那样以放弃社会责任来求得超尘脱俗。世俗虽然有它庸鄙的一面，却也总和传统行为准则或者说与良心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一点，使韦应物的作品闪耀着善的动人光彩。还在摄高陵令时，他就在《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6.1902)诗中写道：
直方难为进，守此微贱班。开卷不及顾，沈埋案牍间。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君心傥如此，携手相与还。
诗中述说了直道难进、沉迹下僚的困顿，述说了吏务冗杂、执政两难的苦恼，这是当时凡正直的官吏都会有的感受。透过“沈埋案牍间”、“日夕思自退”的矛盾痛苦，我们看到了诗人的良心和责任感。到任滁州剌吏时，尽管久经风尘、对仕宦的倦意已象春困一样难以抵抗，他也未忘却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百姓，于是就写出了他最脍炙人口的名作《寄李儋元锡》。诗中没有流露出留恋爵禄之意，但“邑有流亡愧俸钱”同样可以成为流连职官的理由而与“身多疾病思田里”的隐退之思形成矛盾对立。因此可以说，这一联名句从另一个角度深刻表现了仕隐的矛盾心态。而且这对矛盾较之谢朓“戢翼希骧首，乘流畏曝腮”（《观朝雨》）的矛盾，动机更高尚，更符合传统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理想，所以也就更堂皇地成为地方官心态的理想典型。宋人黄彻就说：
韦苏州《赠李儋》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郡中燕集》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原作在）民康”。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⑧基于这种心态，韦应物作为地方官诗人就在中国诗史上建立起一个基本主题同时也是一种诗歌类型——郡斋诗。其代表作品就是黄彻引述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6.1901)：
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烦疴近消散，嘉宾复满堂。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历来论诗家都津津乐道首联的传神写意最出气氛，而我感兴趣的却是通篇的内容。从题面之意看，前三联点出郡斋、雨中、宴集三层意思，末两联称赞诸文士，真正写宴集本身只是中间五联。而在这五联中，直接叙述饮宴的也只“鲜肥”四句，其余六句都在抒发感慨，披露情怀，向人们展示一个由“自惭”而“理会”而“性达”而“神欢”以至意气飞扬的心理过程。隐逸之思与责任感的矛盾在愉快的宴乐中消融，或者说寻得统一。谢朓的“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在这里被用具体的叙述语言重新表达了一次。由是我们可以理解，此诗之所以从刘太真、白居易以来一直为人激赏，就在于它表达了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理想的生活方式——吏隐。所谓郡斋诗，实际上也就是吏隐的产物。
三百年前，谢朓以他的文采风流给大历诗人留下了一个令他们无限景仰的宣城太守形象。他的《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作为一种经历、一种心态、一个话题反复出现在大历诗人的作品中。与此同时，他的《高斋视事》作为郡守生活的典型细节，也不断进入地方官诗人的话语系统。韦应物诗中“高斋”一词的再三出现，清楚地表明诗人基于身份、心态而产生的对谢朓的认同。事实上，韦应物诗中（其他地方官诗人也是）充满了《高斋视事》结尾所述的矛盾心理：“空为大国忧，纷诡谅非一。安得扫蓬径，锁吾愁与疾”。但他最终也象谢朓一样，在吏隐中超越了这一矛盾，使仕与隐达成同一。他的另一首郡斋诗《郡楼春燕》(6.1900)写道：
众乐杂军鞞，高楼邀上客。思逐花光乱，赏余山景夕。为郡访凋瘵，守程难损益。聊假一杯欢，暂忘终日迫。
本来，诗人很苦恼：乱后凋敝，民生窘蹙，自己又不能改变法令适应现实，于是感到压力很大。可他借助于酒，通过与幕中文士的饮宴游乐轻松地消解了那来自职务的压力。如果说这一次饮宴只能“暂忘终日迫”，那么，频烦的郊游、宴集、访寺就保证了他长日“自与尘事违”（《神静师院》，6.1979），而达到“世有征战事，心将流水闲”（《诣西山深师》，6.1979）、“时事方扰扰，幽赏独悠悠“（《游西山》，6.1976）的超然境界。对他来说，“符竹方为累”（《游开元精舍》，6.1978）的跼促感是那么强烈，以致他的“佳游惬始愿”（《蓝岭精舍》，6.1980）带有过于明显的功利色彩，从而不免有那种欲世皆知其雅的俗气。所以近藤元粹在称赞《诣西山深师》“世有征战事”一联“高绝”后，又遗憾地指出末联“藩守宁为重，拥骑造云关”两句俗气。的确，韦应物时刻忘不了自己的郡守身份，所以在滁州游琅琊山就说“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游琅琊山寺》，6.1981）；在江州游庐山就说“建隼出浔阳，整驾游山川”（《春月观省属城始憩东西林精舍》，6.1962）。近藤元粹评前诗曰：“鸣驺、前旌何等鄙俗，当时无稚圭之移文！”评后诗曰：“李义山以花间喝道为杀风景之一，今苏州建隼整驾而游涉山川，岂无杀风景乎？”此论可谓痛快！如此游山，其情趣别说与苏东坡不能比，即与谢朓也不能比。总而言之，韦应物诗在高雅的背后，骨子里有股俗气，或者干脆说是一种高雅的俗气。但问题在于，对一位地方官诗人来说，这种雅俗之分当然不能成为评判高下的标准（它也许适用于方外诗人）。《再游西山》(6.1977)写道：
南谯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叹乏弘量，终朝亲簿书。于是忽命驾，秋野正萧疏。积逋诚待责，寻山亦有余。测测石泉冷，瞹瞹烟谷虚。中有释门子，种果结茅庐。出身厌名利，遇境即踌躇。守直虽多忤，视险方晏如。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
近藤氏评本篇说：“未脱簿书羁绊，故诗亦乏高致”。是的，不仅此诗，上举二诗亦云“物累诚可遣，疲甿终未忘”，“心当同所尚，迹岂辞缠牵”。这说明他清楚自己终究不够洒脱，仍不能忘怀“今我蒙朝寄，教化敷里鄽”的责任。这样，诸诗之乏“高致”，就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官的良心。
象戴叔伦一样，韦应物自始至终是个循吏。他对隐逸，只不过存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愿而已。古人从高洁、隐逸的角度来赞扬他，我们可以理解，但必须指出这在根子上就错了。到今天如果还有人以高洁来要求他（比如象近藤元粹那样），那么就意味着要他放弃社会责任而追求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理想。这很难令人赞同。我更喜欢世俗的韦应物，而且认为这世俗正是地方官诗人的可爱之处——虽追求身心的自由、超脱，却不放弃责任；虽终日沉埋于簿书案牍，却又不忘享受自然的美妙和乐趣。社会正是由这样的人来维持和支撑，由这样的人来推动进步和发展的。
作为人生境界和艺术理想的散淡
散淡，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它既不是清净无为，也不同于懒慢，更不是冷漠。散淡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标志着心灵的宁静、淡泊，感情的平和满足；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它意味着对生活事实的忻然接受，并随时感念真善美的恩惠；而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则表现为对和谐的情境、冲澹的气韵和悠闲简洁的风格的追求。散淡因汩没利害而真挚，因超然物外而冲和，因自适其适而自在，因无所贪吝而充满爱心。
以此衡量，则陶渊明尚不能说散淡。他的理想与现实有着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只有待归田后，心灵的痛苦才稍稍平息；但理想的失落、死亡的阴影仍使他烦躁，不时露出峥嵘的意态，露出金刚怒目式的面目。韦应物却不然，他一生都显示出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虽然觉得爵禄值得追求（这是劝告后辈说的），但自己并不汲汲于功名，热衷于仕进；而被罢官亦欣然归里享受天伦之乐，毫无怨艾。《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6.1935)云：
结发仕州县，蹉跎在文墨。徒有排云心，何由生羽翼。幸遭明盛日，万物蒙生植。独此抱微痾，颓然谢斯职。世道方荏苒，郊园思偃息。为欢日已延，君子情未极。驰忽云晏，高论良难测。游步清都官，迎风嘉树侧。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自乐陶唐人，服勤在微力。伫君列丹陛，出处两为得。诗中回顾了自己入仕以来的经历，略有蹉跎之感，又有点为归隐欢欣，末联期许友人显达而无失意之感，有各得其所的恬适。清代廉兆纶评此诗曰：“和平之音，使人之意也消。陶令不为五斗（米）折腰，视此为激切矣”。又评《寄中书刘舍人》云：“不自寓升沉之感，乃见身分。否则不悲寥落，必求汲引”。⑨此论指出韦应物胸襟之恬和更胜于陶渊明，实在是极有眼光。沈德潜说韦应物得陶诗之冲和，不知陶诗的冲和是经过剧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灵折磨后方获得的，而韦诗却仿佛与生俱来，天然成就。的确，除了悼亡及怀旧（如《温泉行》《逢杨开府》之类）这等极特殊的场合，我们在韦应物诗中很少看到感情失衡的时候。甚至在早期的拟古、咏怀诗中，身世遭逢也未对冲和造成太大影响。而在写日常生活的作品中，则只看到极平和的心情。写喜悦。如《永定寺喜辟强夜至》，外甥雪夜远归，理应欣喜，诗题也确是说喜，可是诗中却无半点喜态，只是两人守着炉火，默默饮酒。诗人的“喜”就满足于此，至为平淡。写伤感如《滁州园池燕元氏亲属》颓年惜别，换成刘长卿、戴叔伦免不了要有一番欷嘘，而韦应物却写得极平淡，并不刻意表现“留连”的情形。这使伤感之情轻淡了许多。贺裳说：“韦诗皆以平心静气出之”，可以说准确地道出了韦应物诗在情感表现上的特征。相对于他人，韦诗的抒情方式总是显得很平淡，因而其叙述节奏也格外舒缓。象《夕次盱眙县》(6.1961)：“落帆逗淮镇，停舫临孤驿。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沈夕。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此诗所写的情怀与张继《枫桥夜泊》完全一样，所包含的信息量也基本相等。但张继诗象一组切镜头，节奏紧凑；而韦应物此诗却似一个连续的长镜头，节奏舒徐，从而诗中的情绪也与张继诗显出了安详与郁抑的差别。
韦诗的散淡在语言风格上表现为简洁朴实，不加雕琢。这点夙为古人公认。苏东坡说“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⑩，论柳未必确，但论韦却是精当无比。贺裳更具体指出：“韦苏州冰玉之姿，蕙兰之质，粹如蔼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余。然虽以澹漠为宗，至若‘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日落群山阴，天秋百泉响’，‘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一为风水便，但见山川驰’，‘何因知久要，丝白漆亦坚’，正如嵇叔夜土木形骸，不加修饰，而龙章风姿，天质自然特秀。”（《载酒园诗话?又编》）韦诗极少用典，也很少用比喻、象征手法，以描述性为主的诗歌语言有较高的透明度。同时，他用字很平常，即使集中名句，也不以刻划取胜，古人于此多有议论。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无视韦应物诗歌语言中的生新特点。日本诗评家近藤元粹曾注意到韦诗中的用字新异之处，他的评语于此颇多指摘。其实，他举出的例子有许多并不算生新，还是唐人惯常的用法。真正生新的我以为是这样一些例子：“鸣钟悟音闻”、“泊怀遗滞想”（《慈恩伽蓝清会》，6.1899）、“妍光属瑶阶”（《对雪赠徐秀才》，6.1908）、“高天澄遥滓”（《九日沣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系》，6.1911）、“念离独伤抱”（《寒食日寄诸弟》，6.1918）、“皓曜群玉发”（《酬韩质舟行阻冻》，6.1944）、“境殊路遗缅”（《自蒲塘驿回驾经历山水）、6.1962）、“飘风忽截野”（《往富平伤怀》，6.1963）、“果药发余荣（《昙智禅师院》、6.1981）“于焉洒烦抱”（《夏至避暑北池》，6.1983）。上述诗句中带点的字词搭配不啻生新，简直有点生硬，应是出于诗人的造作。这样的例子也相当多，看来韦应物在学陶渊明简朴高古的同时，也受到大历诗坛锤炼语言的影响，力图求生求新。但由于他学诗较晚，在修辞方面的学养不如他人，于是他的努力就不免偏离传统而走到极个人化的道路上去。不过这对于他的散淡的品格来说倒是歪打正着，因为个人化的生造，恰是与古诗发生时的独创性质相通的，当韦应物的生造不是趋向于尖巧（比如象钱起那样），而是趋向于古拙时，它就显出一种古雅的色彩，与诗人的总体风格相一致。正因为如此，生新在韦应物诗中就决不象在钱起诗中那样引人注目。古拙淡化了生新的陌生化程度，使它平淡到我们中国人甚至不易察觉的地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钱起、韦应物两人在诗史上的独特地位。钱起以他的尖巧生新开中唐苦吟派之风，而韦应物则以他的古朴完成了古诗传统的归宿。胡应麟论古诗，说“韦苏州后，六朝遗响绝矣”（《诗薮》内编卷二），我以为是指古诗至大历日益律化，在韦应物之后不复有六朝的古淡。这个命题同样可以表述为，“至钱起，六朝遗响绝矣”，意思是一样的。总之，这两位诗人是唐诗接力赛古诗一棒的交接者。然而韦应物对于大历诗坛、对于唐诗的意义远较钱起为重要，他诗歌的独特个性和艺术精神不仅超越了大历，也超越了唐代。
正如本文开头曾提示过的，韦应物是大历时期最特殊的诗人。他的创作，除五律“自是大历声口”（《诗薮》内编卷四）外，几乎所有的方面都与大历诗风异趣：在诗型上，大历诗偏擅近体，工于五言，而韦应物独以古体胜，诸体皆长；在表现方式上，大历诗多用象征、移情、烘托等抒情手段，而韦应物仅平铺直叙，直接抒情；在艺术形式上，大历诗“争工字句”（沈德潜语）而忽于篇章结构，韦应物诗却结体浑成，天然超妙；在意境上，大历诗时空狭窄，气象促迫，而韦应物诗悠然淡远，意味深长；在语言上，大历诗炼饰、省净、流利，颇事雕琢，韦应物诗则朴实、自然，略带古拙；在节奏上，大历诗如顺水之船，轻快流利，韦应物诗却优柔舒缓，冲和平静。最后，从情调上说，大历诗率叹老嗟卑，多苦语，气象衰飒、冷淡，而韦应物澹泊平和，多恬语，气象清朗、湿润。大历诗人主要奉谢朓为宗，继承了六朝精工清秀的传统，而韦应物却独宗陶渊明，踵其古淡清腴之遗绪，兼采二谢的流丽名隽，终成高雅闲淡一体，并直接影响到柳宗元的创作。到宋代，苏东坡开始将韦应物与柳宗元并称，而到明代以后，以平淡概括韦柳诗风渐成为诗论家的一般见识。同时所谓“平淡”也从一般的风格内涵、审美趣味向审美理想的层次升华。胡应麟把韦柳归入清淡诗派，王渔洋把韦柳归入清真古淡的风格体系，并奉为神韵的典范，愈益使韦柳与一种审美理想联系在一起。(11)。从这一点说，韦应物诗不仅超越大历，甚至具有超越唐代的典范意义。尽管论实际成就，他可能比不上高岑李（商隐）杜（牧）这些大家，但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们。他的古诗上薄陶谢，下该王孟，堪称是清淡诗派在风格上的集大成者，其“无声色臭味”（朱熹语）的淡泊尤被后人奉为流派正宗。如果我们说，韦应物是诗史上一位参与中国诗歌传统形成的重要诗人，那是丝毫也不夸张的。
注释：
①有关韦应物生平考证的文献，可参看拙著《大历诗风》附录“大历诗研究参考文献一览”。储说见其《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文学遗产》1984,4）一文。
②赤井益久《韦应物的屏居》，《汉文学会会报》第三十辑(1984,12)。该文未列苏州剌吏一永定寺一组，此为笔者所增。
③本文引韦诗均据中华书局新排印本《全唐诗》，只注册、页数。
④斯蒂芬?欧文《追忆》第21页，郑学勤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近藤元粹评订《韦苏州诗集》，明治三十三年排印本。后引近藤说均见此本。
⑥大历时期士人生活之贫困，可参看《大历诗风》第87页。
⑦关于谢朓的这种心态及对大历诗人的影响，可参看拙著《大历诗风》第三章及《吏隐：谢朓与大历诗人》一文（《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
⑧《溪诗话》卷三，《历代诗话》续编本。《苕溪渔隐丛话》所引，第七句作“士君子当以此切切存心”。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汪立名刊本《韦苏州诗集》卷上朱瀛过录廉兆纶批语。
⑩《书黄子思诗集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60。
(11)关于这一点，可参看马自力《论韦柳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