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
“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
以上是《量守庐学记续编?黄先生语录》中的几段话，把它移用来说明孙机先生的治学，正是很贴切的。
认识先生是在十二年前——王世襄先生给了我电话号码，说：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先是通电话，后是书信来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见面。见面的日期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编辑部，先生单车驾临，交谈的时间前后不足十分钟，似乎只是一个目的，即送我一本信中索要的《文物丛谈》，而这本书当日在书肆已经买不到了。在此之前我先已有了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在此之前我先已有了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系友人陆君推荐。挑着读了其中的几节，便觉得实在太好，竟好像得获一部“汉代大百科”。全书一百一十一题涉及了两汉社会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农业六节，从起土说到收获；纺织六节，从养蚕说到织物品种；又武备六，车七，建筑十四，服饰八，饮食与炊具九，灯二，熏炉二，等等，等等，两汉的考古发现几乎尽皆网罗在内。它虽以“资料”名，然而却并不是丛脞纷纭的一部资料汇编，书中固多综合各家之研究的部分，但更有自家的发明与创获。其中用力最著者，是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办法为各种古器物定名，并且在此过程中揭出人与物的关系，进而见出两汉社会的种种历史风貌。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严肃的科学态度，使得这里所涉及的各个议题都达到了专精的程度，有的题目甚至抵得一篇专论，比如修订本中增补的漆器篇。因此它又不仅仅是一部囊括汉代百科、足以教人信赖的工具书。
这一部书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从上世纪70 年代就开始了，那是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时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书的图版草样先生后来送给了我，原是一百多页的米格纸用穿钉钉起来一个厚厚的本子，每一页安排一个小题的图版，或用笔钩摹，或粘贴剪下来的各种图样，而一一排列得整齐有序。目前它的修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规模超出初版五分之一强，图版更换了近一半。从初版的一九九一年至于今，各地汉代考古的新发现经过梳理和考辨悉数补入此中。这一部书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用黄侃的话说，正是“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
先生不大喜欢被人认作是做服饰史研究的专家——虽然当年王先生为我找孙先生做老师的时候，原是为了指导我做服饰史研究。记得十几年前他应下过某部通史的舆服志写作，然而最后还是退掉了。这大约与做学问的观念和方法有关。先生首先是一种“问题意识”，即特别有着发现问题的敏感（骑车于通衢，先生竟一眼扫见路旁宣传栏中的两行文字“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祛避之”，便道：“这是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两句，可是把‘趋’字错成了‘祛’，意思就全错了。”）因此最有解决问题的兴趣。写一部综述式的通史便不能够仅仅从“问题”着眼，而必须面面俱到，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就没有很多的兴奋点。
《中国古舆服论丛》不是通史式的著作，而是解决问题之作。它初版于一九九三年，很快即以其考校之精当、立论之坚实而成为专业领域的一部权威性著作，二○○一年所出增订版，更显示了这样一种力量。与初版相同，增订本仍是分作上下两编，上编是关于古舆服制度的单篇论文，除对旧作重新修订之外，又补入以后发表的相关著述。下编《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其实可以单独成书，不过其中的种种考证本与上编中的论文多有呼应，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一致，因此裒为一编，正好显示一种总体的丰厚。
《论丛》谈车的一组，可作中国古车制度史来读。为出土的古代车马器定名，是细致而繁难的工作，先秦马车的轭靷式系驾法，即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它的重要贡献，更在于以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出土，而揭出中国古车曾经有过却久已隐没的光荣。先秦古车是否西来，虽然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先秦马车系驾方式中几个关键的细节与西方截然不同，则是讨论这一问题时绝对不可忽视的最为重要的证据。
《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就形式来看，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即以传统的形式而灌注全新的内容。对车马服饰各个细节的笺注，短则数百字，长则逾千，几乎每则注文都是一篇图文相辅的考证文章。古已有之的古器物学，更多的是追求其中的古典趣味，今天与田野考古并行的文物研究，当然与之异趣。文物研究不能少却对社会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了解与廓清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尽管有时它会显得过于琐细。而若干历史的真实，就隐藏在这平常的生活细节中。
与《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相同，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中的实物互为印证，也是《论丛》基本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是它最为鲜明的特色。此所谓“二重证据法”，经观堂先生提出之后，颇为学人所重，虽然它今天已经不算新鲜，就服饰研究而言，沈从文先生的著作即早著先鞭，并且有着很好的成绩，但此著毕竟只是粗勾服饰史轮廓，许多专题尚未涉及。所谓“两重证据”，并不是讨巧的方法，而是一项坚苦的作业。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最终揭明的不仅仅是一事一物的性质与名称，而是它的背后我们所力求把握的历史事件。
征引宏富，论据严密，考证精审，时有中西两方面的比较而使得视野开阔；虽考校一器一物却不限于一器一物，笔锋所到，便总能纵横捭阖，不断旁及与器物共存的历史场景；还有简练干净的文字，准确清晰的线图，等等，都是《论丛》的出色之处。其中的不少发明和独到的见解，十余年来已被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普遍认可和采纳。
最令人钦羡的是先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熟悉和对科技知识的掌握。先生常说，我知道的只不过是常识。然而正是对各个门类之常识的积累而练就了火眼金睛，而可以因此发现人们已是习以为常的谬误，比如与中国四大发明相关的“司南”。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在科技领域中的伟大创造，但此器究竟出现于何时，却是一个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目前已知的几项时代明确的文献与实物之证据，仍都属于十一世纪。上世纪50 年代，王振铎先生以《论衡?是应篇》中的“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十二个字为依据，做出了“司南”的想象复原。然而它却不是以科学为依据的复原，虽然后来这一件勺形的司南进入了教科书，又作为邮票广为发行。
“王振铎先生根据他的理解制作的‘司南’，是在占栻的铜地盘上放置一个有磁性的勺。此勺当以何种材料制作？他说：‘司南藉天然磁石琢成之可能性较多。’可是天然磁石的磁矩很小，制作过程中的振动和摩擦更会使它退磁，这是一宗不易克服的困难。王先生于是采用了另两种材料：一种是以钨钢为基体的‘人造条形磁铁’，另一种是‘天然磁石为云南所产经传磁后而赋磁性者’。汉代根本没有人工磁铁，自不待言；他用的云南产天然磁石也已被放进强磁场里磁化，使其磁矩得以增强。这两种材料均非汉代人所能想见，更不要说实际应用了而后来长期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司南’中的勺，就是用人工磁铁制作的。”“‘一九五二年钱临照院士应郭沫若要求做个司南，当作访苏礼品。他找到最好的磁石，请玉工做成精美的勺形，遗憾的是它不能指南。由于磁矩太小，地磁场给它的作用不够克服摩擦力，只得用电磁铁做人工磁化。’郭沫若院长在二十世纪中尚且做不到的事，前三世纪之《韩非子》的时代和公元一世纪之《论衡》的时代中的匠师又如何能够做到？”（《简论司南》（《技术史研究十二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二○○六年）——这是先生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的情况。《论衡》中的十六字意义究竟如何，可以先放过不说，司南为磁勺，复原过程所表明它的不能成立，本在常识范围之内，只是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出现的时间问题，而使人很难正视。
当然早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提出质疑。刘秉正《我国古代关于磁现象的发现》、《司南新释》先后发表于《物理通报》（一九五六年第八期）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后来又有一篇《司南是磁勺吗》，收在台湾联经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中国科技史论文集》，其中说道：“要把磁石加工成能指南的磁勺，确要有意识地‘顺其南北极向’磨镂。但在十一世纪指南针发明以前，古文献中从未有过磁石两极以及它的指极性的记述。既没有平面支承的磁石指极性的记述，甚至在讲到最易显示指极性的用线悬挂时，也没提到发现它的指极性。在不知磁石有两极及其指极性的情形下，人们怎能有意识地‘顺其南北极向，杓为南极，首为北极’加工成指南的磁勺呢？而且即使古人用线悬可能发现磁石的指极性，比之线悬磁石，磁勺是极难加工的，指极性能也更差些，古人何苦出此下策不线悬磁石用以指南而要制作磁勺呢？”而同样的意见，我初与先生相识的时候，先生就已经不止一次向我说起，只是待正式写成文章刊发出来，已经是二○○五年秋（《中国历史文物》二○○五年第四期）。这里并没有要特别辨明两位学者提出问题的先后，因为这并不是高难的科技尖端而关系于发明权，具备常识便都可以有这样的怀疑，问题在于具备常识而又能够把它融入自己的专业研究，因此能够始终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并诓谬正俗。收在《寻常的精致》一书中的《豆腐问题》，也是类似的一例。此亦即黄侃所说“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因为具备了各个门类的常识，先生可以从容出入于很多领域。“中国古车马馆”、“兵家城”、“中国古代钢铁冶炼展”等等，这些展览设计以先生的专业来说，都算作“余事”，但却一一做得出色。摹绘器物图，对于考古专业来说，原也是必修课，只是近年似乎不再那么“常识”。而先生每一本著作的插图至今坚持手自摹绘，并且在这一方面花费的气力一点不比文字写作少。以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作为底图，而用线条把复杂精细的纹饰钩摹得清晰，如果不是亲自做过，恐怕很难想象得出其中的艰辛。
深锐的洞察力，始终旺盛的求知欲，使先生总能保持着思维的活泼和敏捷，专深之研究而却总能以清明朗澈之风使人豁然，又有不少考证文章竟是旁溢着诗意。前不久北京的尚兄、浙江的郑兄分别谈及先生的学问和文笔，也都有此同感。此即学问之“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所谓“自物理而来者”，“常识”打底也。
我所说的“常识”，其实是把先生一部至今没有出版的书稿认作常识——当然这原是先生自己的话。书稿的名字叫作“物原”，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科学技术及其他文化事物的发明与起源”。它也写作于上世纪70 年代，用的是当年流行的一种红色塑料皮作包封的笔记本，三册合为一编，装在一个自制的函套里，总题为“第一部分”。“物原”共设词条五百余，每条字数或数百或千余，并且多有陆续增补之什，末附引用文献约数百种，类如经过整理归类的读书札记，性质则同于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小百科。“物原”中的不少条目后来都发展为很有分量的专论，那么可以说这是由常识而成就的真知灼见，而这一部手稿也正使我看到了“常识”之积累的奥秘。
十年前，先生曾以《积微居金文说》一册相假，随书附有一函，其中写道：“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架上尘封，殆近十年。岁月匆促，杂事纷芜，视先生治学，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数十年如一日，岂可及哉！展卷略事检寻，仿佛面对故人。回忆史无前例期间，在昌平苹果园中读此书，于会心之处，抚脾叫绝，胸旷神逸，欢欣雀跃，恍若云开雾霁，空山花雨，一身遨游物外，睥睨人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矣。但冷静思来，先生之学，寸累铢积，未免既从小处着手，又从小处着眼。欲自此中窥两周之形势，则彷徨迷津，不得其门而入也。夫治学之道，大别可为二宗：一曰专精，二曰通贯。先生之治金文，实际上只是在研究史料，离历史的主线还远着呢。专固然好，但要小中见大，大中见全，政治家所称全局之才，此之谓也。物理学研究微观世界，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而中子、质子、介子，微得不胜其微，但一下子揭开了物质构造的奥秘，轰隆一声，爆炸了核弹氢弹，整个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文史之学虽难以如此‘功利’，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苹果园中的读书境界很教人羡慕，那该是非常年代里一份意外的赐予。小中见大，大中见全，可以说是先生一贯的主张，它也是考据应该达到的一个理想境界。而这一境界，先生真正是达到了。
（《南方文物》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