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及《仰观集》之取意，即《兰亭集序》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乐”，则也不妨说，仰观与俯察，便是遇安师一贯的研究方法，它自然也是学术研究之坦途。
近年常有年轻朋友约稿，要我谈谈师从孙机遇安师问学的经历，然而将近二十年的问道岁月，千头万绪，一时想不出从何说起。适逢遇安师新著《仰观集》问世，书中每一篇文章的写作经过我都很清楚，故不妨即由此切入话题。
《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文物出版社，2012年），可以视作一部自选集。精装一厚册，收文三十五篇，举凡陶俑、绘画、服饰、玉器、兵器、饮食器、滇文物、辽文物、龙文物直到古罗马文物，均成专题。就写作时间而言，跨度整整三十年。这里集中了作者数十年学术研究之精华，虽然主题不同、性质不一，却是一以贯之的研究风格，即以文物与文献相互契合的方式，揭示研究对象的起源与演变，以复原岁月侵蚀下模糊乃至消逝了的历史场景。此中有搜冥探赜之深细，亦有穷幽极遐之广远，雍容平易之文，而时挟攻坚折锐之风。考证得出的结论固然令人信服，剀切从容剖肌析理的考证过程，也同样引人入胜。
当年初投遇安师门下，曾以小书《脂麻通鉴》一册作为“温卷”，师虽有鼓励之词，但却特别说道：这些读史杂感只是小聪明；治史，需要的是大智慧。以后步入名物考证之途，在老师的引领下，渐渐入门。“物”中的不知名之器，“文”中的不知形之物，若得两相合榫，名实各安，便矜以为得，而颇有一番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喜悦。师则每云：以考校之功而得名实各安，当然是成绩，但总要使考订之物事密切系连于历史的主线，以小见大，方为佳胜。今读《仰观集》，不免时时想到老师平日的耳提面命，便觉书中多有身体力行的范本，比如《秦代的“箕敛”》一篇。它虽只是一器一物的考校，却因此对接起赋税史和度量衡史中曾经脱落的一环。
所谓“箕敛”，语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即陈胜起义后，派武臣略赵地，谓诸县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依旧注，“头会箕敛”乃一项人口税，所纳为谷物。它虽成为后世所痛诋的秦代苛政之一，然而对它的解释却每每不得要领。不少当代学人解“箕敛”之箕为畚箕，所敛之物，为钱。《秦代的“箕敛”》针对这一影响甚广的认识，由字义训诂入手，指出“畚箕”一词非秦汉文献中用语，而畚之本义为笼状容器，实不可引申为现代汉语中的“畚箕”，更不可进而简化为“箕”。作为政府行为的用箕敛谷，前提是按“人头数”计算，亦即敛谷有一定额度，且所用之箕必要规范化，不当混同于作为家用之器的簸箕。具体而言，箕应是一种量器。字义既明，检核对应之器，则秦代遗存中，正有箕量其物。而就渊源言，箕形量器的使用又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且有不断相承的一条线索一直通贯下来，直至商鞅方升的出现。作为方升之前身的箕形量器——如山东博物馆藏秦代箕量，其单位量值以及进位比率目前虽然还不能够认识得很清楚，但在中国度量衡史中，它的意义无疑是格外重要的。以实物为证，也可知箕量“敛”谷合宜，却实在难于“敛”钱。依据文献，对秦代人口税征收情况以及秦以前相关之历史状况的考察，更可见此际欲“推行征钱的口赋，而且要落到全国每个成年人头上，则历史尚未给秦的统治者提供这种可能。所以像有的研究者说的，‘头会箕敛’之际，‘大夫带着不少装钱的畚箕，奔走于四乡之间’，文字虽然很生动，却不能不被看作是一幅羌无故实之虚拟的画面”（页78）。
从遇安师问学，自“读图”始。“看图说话”，似乎不难，其实并不容易。真正读懂图像，必要有对图像之时代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等等的深透了解，这一切，无不与对文献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关。大胆假设必要有小心求证为根基，这里不但容不得臆想，更万万不可任意改篡据以立论的基本材料。总之，是要用可靠的证据说话，力避观念先行。
收入《仰观集》的《仙凡幽明之间——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是书中篇幅最巨的一篇，如果说它是有所为而发，那么也可以认为主要是针对巫鸿《武梁祠》（柳扬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一书对汉画像石的诸般误读。这篇文章从初稿到定稿，我都曾仔细阅读。文中列举的误例，读过之后，每深自竦惕。比如武梁祠画像石“无盐丑女钟离春”一幅，本事云以无盐之切谏，而使“齐国大安”，齐王乃“拜无盐君为后”。画面便是齐宣王付印绶与无盐女，女屈身而受的册拜情景。惟印小不易表现，绶则刻画清晰。但《武梁祠》中对此幅画像的解释却是：“（钟离春）的上身略微前倾，似乎正在向宣王提出建议。齐宣王则面向钟离春张开手臂，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又比如以画像石中的墓主图为汉代皇帝的标准像；以交午柱为墓地的标志；以出行图中的轺车、輧车和大车为送葬行列中的导车、魂车和柩车；认武梁祠祥瑞图中的“浪井”为大莲花；又解释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中排水沟的来源时，认为是仿效印度窣堵婆之右绕礼拜的通道而设，等等。可见“以图证史的陷阱”，若非有对文献准确把握的功力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不能免。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思路，固然启人思智，然而如果这一切是建立在对图像连带基本史料误读的基础上，则未免偏离学问之正途。便是《仙凡幽明之间》结末所云：“研究古代文物，如能从未开发的层面上揭示其渊奥，阐释其内涵，进而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概括，当然是可贵的学术成就”；但“要做到这一步，必须以史实为依归，且断不能以牺牲常识为代价”（页211）。
通览全局和纵贯古今的胸襟与目力，为我一向所钦服，虽然老师对我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仰观集》中《中国历史上的秦汉时代》、《从汉代看罗马》、《“丝绸之路展”感言》、《神龙出世六千年》是我反复读过的几篇，即便均属“命题作文”，如第一例系为中国和意大利举办的“秦汉－罗马展”而作，第二例为配合该展而举办的讲座之讲稿，三四两例则分别应“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龙文化特展”而写，但却无一浮言应景之文，而总是在人们习以为然的地方，驻足沉思，大中见小，小中见大，以使脱离了历史轨道的物象重新归位。比如关于龙的起源，关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大墓墓主身侧用蚌壳砌出的所谓“龙”、“虎”图案，又龙为图腾说，等等，《神龙出世六千年》都提出了不同于流俗的意见。又比如针对“丝绸之路”这一近年的热门话题，《感言》从史实疏理入手，自汉通西域至唐代安史之乱，官方的对外方针、用兵策略，民间的商业贸易，胡人的丝路之旅、入华后的分流以及生存状况，又唐代对胡风的接受，等等，一条叙述的主线放出去，收回来，或回应于“点”，或落实在“面”，而总不失线索位置，则所谓“丝绸之路”，它在中国历史中的性质与意义，也便一目了然。要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并没有为中土提供很多的商业机会，它带来的一切都不曾影响中国文化的主体，即便南北朝和隋唐的都市均曾有过若干“商胡贩客”的聚居区，且因此呈现一派商旅辐辏的繁荣景象。“虽然随着粟特商人的脚步，除奢侈品以外，他们也带来了其他造型新颖的工艺品，然而这些远方的珍异之物，到了这里，多半变成孤独的流星，很难将其原产地的技术背景一同带来。那些冒着危险跋越沙碛的胡商是为了赚大钱，其本意绝不在于充当文化使者。”（页123）“就锦上添花的意义而言，与丝路有关的带有异域色彩的文物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文化这块熠熠生辉的锦缎上的花朵，但它们和本土主流文化的关系深浅不一：有些花朵是织成的，有些是点染的，有些则像是飘落的坠红零艳。”（页125）今人把目光集中在文化交流一面的时候，更应实事求是看到它在“大历史”中错综复杂的各个层面。对研究对象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观照，虽然“深刻的片面”也常常是研究领域中值得重视的意见，但如果集体走向片面，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研究的偏差了。
集中的《中国墨竹》一文，当日遇安师曾相约与我合作。然而惭愧得很，我虽然十分期待这样的并力写作，且为此准备了不少材料，却是很久没有找到感觉。后来看到遇安师动笔写就的初稿，折服之余，自然也明白如果合作的话，我完全是多余的。我不曾想到，对绘画史中写竹一门演变历程的疏理，原是贯穿着对文人画的思考。《中国墨竹》围绕着写竹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夹叙夹议，考证与鉴赏相间，而神似与形似、文人与画匠以及雅与俗的交织，始终是一条并行的线索，以此而共同书写就中国绘画史中独特的一章。
虽然遇安师曾经说过，文辞之美，是花拳绣腿，文章之谋篇布局乃至字句的经营，当可看作学术论文的第二义。然而老师自己对此却并未稍有懈怠。一篇稿成，每每细加磨勘，务必字字当意。于字句之炼，用心之勤不亚于对论点的推敲。因此考证之文，总是明净晓畅，深厚简切；论述之文，则华瞻而无繁，宏裕而无侈，且含英咀华，浏亮有宫商之声，如《神龙出世六千年》，如《中国墨竹》。这是当今学术著作中不常见到的。
《仰观集》中数百幅严整精细的线图，一如既往一一出自作者手绘，因此绘图的时间，常常数倍于写作。我当年也曾亦步亦趋，故深知其中的繁难和艰辛。对此遇安师每以乡语自嘲：“我这是‘洗手做鞋，泥土踩坏’，但不管将来如何，眼下总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初从遇安师问学，师即告诫三点：一、必须依凭材料说话；二、材料不足以立论，惟有耐心等待；三、一旦有了正确的立论，更多的材料就会源源涌至。第一、二两条虽苦，却因此每每可得第三条之乐。念及《仰观集》之取意，即《兰亭集序》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乐”，则也不妨说，仰观与俯察，便是作者一贯的研究方法，它自然也是学术研究之坦途。若再补入自己的感受，那么《辋川集》中《斤竹岭》题下的王维、裴迪之作正可借以昭示境象。前者曰：“檀乐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后者曰：“明流纡且直，绿筱密复深。一径通山路，行歌望旧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