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领巾或曰帔帛最为兴盛的时代。《霍小玉传》曰小玉“将葬之夕，生忽见玉帷之中，容貌妍丽，宛若平生，著石榴裙，紫衤盍裆，红绿帔子”。帷是灵帐。衤盍裆即襦，亦即短上衣。石榴裙，紫衤盍裆，红绿帔子，差不多可以算作当时的一种“时世妆”。袖窄而衣短的襦领口通常开得很低，领边的帔帛则可以自后向前披，也可以由前向后搭过去，可以轻轻拈住它的一角，也可以任它飞扬或低垂。帔帛可以很轻，也可以稍厚。霍小玉的红绿帔子自然是双层的，即如唐太宗昭陵陪葬墓韦妃墓壁画中的侍女。石榴红的条纹裙与红绿帔子搭配在一起却一点不显得突兀，因为帔帛乃是领边飘动的颜色。《酉阳杂俎》卷一云天宝末年，交趾贡龙脑，明皇“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子于坐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乐，时风吹领巾于贺怀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风可以把领巾吹落，那么它该是纱罗一类，并且是自前向后搭过去，即如昭陵新城公主墓壁画中的侍女。《海录碎事》卷一三“掷巾为桥”条：“有崔生者，入山遇仙女为妻。久之，还家，得隐形符，乃潜宫禁中，为术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还山中，追者在后，隔涧见其妻，告之，妻掷其领巾成五色虹桥，生过即灭，追不及矣。”这一则故事先已收在《太平广记》卷二三“崔生”条，情节很是曲折，此则大为省略，却是选取了最有意思的一节。而关于领巾的奇幻想像也正是以日常生活中它的百态千姿为背景。总之，绕着领边的帔帛可以依凭女子的姿容态度“秀”出各种妖娆，因此它是“领边秀”里最是活泼有生气的一章。

女装至宋又是一变。南宋尤其喜欢轻薄的纱罗，缠了足的女子很少再有唐代的马上英姿，却多是“斗薄只贪腰细柳”（宋徽宗《宣和宫词》）。束身的对襟衫子不施纽带，著时两襟微开，露出里衣和长长的粉颈，时称“不制襟”（岳珂《史》卷五），即如河南偃师宋墓画像砖和故宫博物院藏南宋《瑶台步月图》中的女子。对襟上缝着精致的领缘亦即领抹，领抹当日常常是单独出售的，或画或绣，或绘与绣相兼。常用的又有“影金”与“蒙金”，它与唐代的泥金相似，都是用着印金的办法，即织物上面涂粘合剂，然后按照纹样把金箔贴牢，固定之后，再把多余的金箔除去。赵长卿《鹧鸪天》“牙领翻腾一线红，花儿新样喜相逢。薄纱衫子轻笼玉，削玉身材瘦怯风”；杨炎正《柳梢青》“生紫衫儿，影金领子，著得偏宜”。又无名氏《阮郎归》咏端午更写得俏丽：“及妆时结薄衫儿。蒙金艾虎儿。画罗领抹裙儿。盆莲小景儿。“香袋子，搐钱儿。胸前一对儿。绣帘妆罢出来时。问人宜不宜。”宋词用旖旎之句写出“领边秀”秀出的笼玉身材和袅袅娜娜的丰神标格，女子便随着这样的审美习尚一直走到了明代。

明代女装与前不同的领边秀色是钮扣，或金或银，或金银托上嵌宝，花样多取自吉祥喜庆的各种题材，如福，如寿，如两只蜜蜂抱了一朵花的谐音喜相逢。北京定陵出土的金钮扣是制作极精的一批。钮扣束颈自然是光鲜的妆点，——外罩里面的衫袄有了一个用两枚钮扣紧紧束住的小立领，只是领边再不露本色。如此样式在清前期的女装中依然可见，如故宫藏雍正时期的十二美人绢画。而中叶以后至晚清更把不露本色的“领边秀”发展到极致。

《红楼复梦》第八回“故作情浓心非惜玉，温存杯酒意在埋金”，曰“贾琏见妙空这会儿打扮不同，身上穿着月白色的绣花周身镶滚的短夹袄，里面衬着鹅黄绫子小棉袄，大红绣三蓝三镶领，底下穿着银红纺丝绸夹裤，绿绫袜子，大红缎满金粉底鞋，臂上戴着三只金镯，指上戴着两个银指甲”。《复梦》成书于嘉庆初年，作者小和山樵，它的续书成败姑且不论，书中器用服饰的铺陈带了作者当世的生活经验则是不错的，这一段描写正是一例。蓼蓝染绿，大蓝浅碧，槐蓝染青，是谓之三蓝。关于周身镶滚，可见与它时代相后先的竹枝词。如乾隆时期函璞集英书屋的《邗江竹枝词》：“时样镶鞋二十毡，三蓝袍子一裹圆。摘兰凸壁浑身织，窝缎沿成是底边。”又：“女袖如今作月宫，时新苏倩喜相逢。三牙金线疋双滚，吩咐成衣细细缝。”（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二》，页1708,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如道光时期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卷四“闺阁”：“蜀锦吴绫买上头，阔花边样爱苏州。寻常一领细衫子，只见花边不见绸。”其下注云：“花边阔三四寸者，盘金刺绣，璀璨夺目。再加片金、金钱、阑干、辫子，相间成章，一衣之费，指大于臂。”（《历代竹枝词·三》，页2361）由国家博物馆藏一件福寿绵长纹天青纱大镶边右衽女衫可以约略窥得这七镶八滚的风气（图八）。这时候的领边绣把领缘的精致变成一层层纹样不同的花边相间成章而推向全身，乃至“寻常一领细衫子，只见花边不见绸”，不必说功能与装饰的相生相谐几乎消歇，“不声如动吹，无风自移枝”的气韵生动也早已不再，何况“一裹圆”的袍子是没有曲线不见腰肢的。难得天津杨柳青年画中的一幅《美人图》仍把如此衣着笼罩下的女子表现得千娇百媚，我们因此看到更衣记的最后一章总算还有一个光明的结尾。